马玲 李铭:胡锦涛的为政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26 次 更新时间:2003-08-07 0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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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玲 (进入专栏)   李铭  

  

  一、胡锦涛以辅助弱势之态起步

  

  十六大之后,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了中共第一棒。江泽民把总书记之职移交胡锦涛时,留下了“三个代表”和“小康社会”重量级的嘱托。

  然而,这些事做起来相当艰巨。

  摆在新领导集体面前的选择是:着力促进精英发展还是着力扶助弱势改善?孰重孰轻?如何取舍?无疑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尤其对胡锦涛这个党中央的“为首者”而言,起步格外重要。

  结果人们看到,当上总书记尚不足二十天的胡锦涛,于2002年12月25日首次迈出北京大门,即与曾庆红带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人员,伴着漫天雪花,来到了革命圣地西柏坡。胡锦涛一行在西柏坡究竟想要寻找什么或者想要得到什么,曾引起海内外人士的热烈猜测。

  胡锦涛在西柏坡说:毛泽东当年离开西柏坡去北京,形象地称为进京“赶考”。我们这次来西柏坡,可以说是来“上学”的。自此,毛泽东1949年即将进入北京掌权前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了新党首胡锦涛的座右铭。

  对胡锦涛的西柏坡之行,《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意在塑造自己站在弱势群体的形象,另外也同时向那些老共产党员强调,艰苦奋斗精神不会丢。

  不能说《纽约时报》的分析没有道理。

  胡锦涛上台后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树立一种别具一格的清新形象。突破口在哪里?于是,西柏坡被选中,这是于情、于理、于政均合适的选择。作为中共第一把手,“朝圣”具有意义的革命之地,一方面向世人昭示第四代接班的正统性,另一方面有机展现出传统继承的发展性。胡锦涛在西柏坡强调的三个“很”字:“任务还很艰巨”,“困难和挑战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性。

  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江泽民准允私营企业家入党的学说,不仅造就了一批富人,而且这些富人正在走进政治领域,形成对富人越来越有利的强势力量。近来,私营企业家纷纷“商而优则仕”,堂而皇之跨入省级领导层:资产超过十二点五亿人民币的徐冠巨出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重庆著名私企老板尹明善出任重庆政协副主席,另外还有多位私企老板当了省工商联的会长。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在过去的五年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县以上各级人大代表的有九千零六十五人,担任县以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三万两千零二十五人。

  中国人致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的贫富差距却相当严重。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对富人尚存难以扭转的不平衡心理,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不少富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发的多是不义和不法之财。为此弱势群体中业已兴起一个新现象:仇富。

  此次“两会”,代表委员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农村失地农民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3000万,城市贫民2000万,徘徊在温饱线的农民6000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1.2亿。

  以前留下的贫富差距阴影,一方面是个国家大隐患,另一方面也是对胡锦涛的大考验。政治体制改革他还不能有效动作,但解决收入差距他必须有所动作。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能到哪里借到“尚方宝剑”?他只有去找毛泽东。胡锦涛要找的不是毛泽东的衣钵,而是一种载体,他显然准备把毛的观点借来翻新,试图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在其近期撰写的国情报告中指出,中国长期对城乡居民实施的待遇不同的两种制度,致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悬殊。对农村建设和农民利益的长期漠视,再加上产业冲击形成的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放大原有的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平等、政治不稳定。”

  胡鞍钢1999年初就指出,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重,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当时有的人认为胡鞍钢的看法“危言耸听”,“言过其实”,但当年4月即爆发了法轮功组织围坐中南海的事件,结果震惊中央,也惊动世界。

  胡锦涛当然清楚,突发事件中有一种叫“能量积蓄型”,其能量的积蓄有如地震和火山爆发,一旦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便会突然释放喷发。中国贫富差距、严重腐败、官风恶劣、拖欠工资、养老费低等,都有可能在能量蓄集到临界点时“一触即发”。

  政策与策略,是政治家的生命线。从胡锦涛上任的四个月里可以看出,他的政策和策略是首选两头再择中间,即先对弱势群体和老干部加以安抚,然后再对先富阶层和中产阶级着眼。不难看出,他对种种隐患都在稳步采取行动:新年刚开门就去内蒙访贫问苦,适时强调宪法的权威和法律效力,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强令补发对农民工的欠薪等,胡锦涛已在作为。

  

  二、行胜于言是胡锦涛的座右铭

  

  若以通俗的性格特征归类,胡锦涛属于内向之人。笔者在写《胡锦涛》一书时,接触过不少与胡锦涛相熟的故交,众人对他的看法是,不嗜夸夸其谈,宁愿多做少说。

  胡锦涛身上表现出的“内向”,除有天生因素外,还与后天的修炼有关。胡锦涛八岁丧母,父亲长年在外经商无暇顾及家庭,他小小年纪便以长子身份担起了照料自己和两个妹妹的责任。无论他儿时还是“文革”期间或是在甘肃的艰苦岁月,人们纷纷抱怨这不满那不满的时候,从没人听到胡锦涛发过牢骚。他向来有难自己担,理性对待问题,长于化解危机。

  1959年他从江苏泰州考入清华大学。清华园礼堂广场留下的前辈碑刻“行胜于言”四字,对他影响至深。另外,他步入政坛后,中国特殊的形势和环境,更造就了他“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作风。

  胡锦涛1985年7月前往贵州上任时,尚未满43岁。当时一家报纸以“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对他报道后,他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人们私下的议论纷纷。他很敏感,非常不愿意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当即表示以后再不能发生诸如此类的事。另外,他赴任贵州时,因只身前往未带家人,也引来非议阵阵。他以沉默对待。

  聪明的胡锦涛非常懂得实干的作用,因为实干可以抵消非议。他初到贵州时,很少发表施政设想和宏论,在贵阳市上上下下拜访了一番后,乘坐面包车跑向了基层。他把随行人员减到最少,每到一地就把县委书记请上车,一边听汇报,一边向山里开。多山的贵州很贫穷,胡锦涛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农民吃什么他也吃什么。他的秘书抱怨,也太随便了,难免不担心他的安全。

  几个月下来,胡锦涛成了贵州通,心里已不慌。他带回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通过亲身所见所闻,对贵州的省情已了然于胸。 至此,他才开始谈论如何治理贵州。他派出一支支政府扶贫工作队到贫困山区实地调研,并亲赴山区同扶贫队员座谈。胡锦涛告诫扶贫队员:要搞好农村各项工作,不能只是一般性号召,要深入下去加强具体指导;不能只在干部中进行,要深入发动广大群众;不能只是提指标、算数字,要狠抓具备措施的制定;不能只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要抓紧时机,说干就干,落实在行动上。

  胡锦涛虽不是多言多语之人,但他口才超出常人,只是以前人们不曾领略。此次“两会”期间,他去政协香港团与委员们座谈,终让港人识其风采。那日,曾经屡被香港媒体点评为“最佳朗诵者”和“最佳背书者”的胡锦涛,面前仅摆一份简单的提纲,却滔滔不绝无稿讲了五十多分钟。其间,各种数字迭出,观点论据鲜明,被在场人士评价为,“记忆力非凡,逻辑清晰有条理”。

  由于胡锦涛过去十年所处的敏感储君位置,国人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能力展示。胡锦涛当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出访国外时,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总是那么神秘低调,他只说,“那种描写对我不公平。”

  现在,他登上了新位置,“有所作为”是他的追求,他的能量已开始显露。

  

  三、以柔克刚乃胡锦涛的制胜法宝

  

  今年初以来,各地政府换届换人,新当选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新当选的上海市市长韩正,新当选的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三个中国最重要地区的领导人均出自青年团系统之现象,令得所有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人士无不为之惊叹。

  虽然团派背景官员迅速上升的作用不能全然归结到胡锦涛名下,某种程度上看,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使然,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选拔“四化干部”后,以团中央为首的各级地方团组织,在胡耀邦的推动下建立起中共高级干部储备的大本营,但今日高官成批发酵,胡锦涛因素当然也是不能回避的。

  不过,从胡锦涛的作风看,他不会在上台仅数月时间里,就亲自上阵,大刀阔斧地力推三位“嫡系”人员接掌北京、上海、广东这三个中国重镇的主官。显然,有人在为他做这件事。也许可以这样说,做这件事未必出自胡锦涛主动的意愿,系因有关方面分析领导意愿后积极推动而起。

  即使胡锦涛有意为之,而以历史的和国际的眼光看待,也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古人讲,“一朝天子一朝臣”。西方国家的选举人,一旦胜出首先面临的就是组阁问题。作为一个需要众多干才辅佐的国家领导人,启用自己熟悉和了解的人,当然比用陌生而不了解的人心里有底。一个人有无能力和忠诚心,不熟悉不了解自然无从知道。

  另外从此现象中还可以看出,江泽民似乎并不在意省部级干部中成批量地安排团派人马,即使是把团系统的人安排他在上海这样的“老根据地”也无所谓。就此判断,尽管江泽民仍任军委主席,但他归权于胡锦涛,应是气定神清的。

  胡锦涛做事,善于以柔克刚。对此,熟悉他的人有一致看法。他曾经的故交和同事透露,胡锦涛做事最后好像没有不成的。他身上有一股看不见的韧劲,威力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其功效有如水滴穿,即使做的过程中遇有再多困难和阻力,迂回前行也好,暂时停顿也好,但最后证明他总能达到目标。

  回首望去,果然如此。笔者在写《胡锦涛》一书时,从他走过的几十年历程中发现,“以柔克刚”的评价,对他确实恰当无比。

  由此可以想见,胡锦涛今后主导的中国改革,哪怕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他“以柔克刚”的功夫垫底,只有具备充分时间,相信最终也将达至目标。

  说到政治改革,近来出现在新闻领域的“春动”,颇为引人注目。十六大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李长春,对新闻宣传部门传达中央精神:会议少报道领导,新闻要贴近群众。新上任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把这种精神总结为“三性”和“三贴近”,即: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而这种精神产生的直接诱因则来自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在开拓创新、力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之语)。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盛行“文山会海”的国家,凡各色领导人出席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考察,每日占据着报纸要闻版面和电视要闻时段。对这种靠政治强力占用和浪费国民宝贵时间和信息资源的作法,以及让各级政治人物尤如明星一般有无必要都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上露面的行为,百姓的怨声截道已是越来越强烈。

  胡锦涛在贵州就曾发起过一场新闻改革。1986年9月,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编委写了一份“关于改进会议报道的意见”,省委领导通过后批转了这个意见,同时以省委办公厅名义下发通知:“会议报道改革是新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贵州日报》编委所提的改进意见,也适合于电视、广播等传媒工具的会议报道,望一并按此掌握并执行。”

  当时胡锦涛在贵州辖内推行的新闻改革,与现在于全中国推行的新闻改革,简直如出一辙,重点都是会议要少报领导,新闻要贴近群众。可报可不报的会议或领导活动不报,群众不甚关心的会议内容只发标题或简讯,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作为会议报道的重点。

  胡锦涛早就深谙百姓心理。所以他从贵州起,就不惜牺牲自己的“风光”以带动他人。时至今日,他又把这种作风带入中国政坛的最高峰。“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团组讨论时,只有政治局常委在本代表团发言时才发专门新闻,而去别的团组活动,只以综合新闻,一改过去“两会”主角总是中央领导唱的风气,把镜头和版面让给了与会的代表和委员。

  此外,这次“两会”在多项改革中还包括,人大代表和委员会前集中学习宪法和两会制度,以增强代表和委员的法律和参政意识。会议期间取消了一切娱乐性的活动,不再设专场电影、演出、招待活动,本着“两个务必”的精神认真开会。

  胡锦涛本人的带头做法以及“两会”的带头作法,其上行下效的放射作用,对今后的示范可想而知。

  

  200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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