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3 次 更新时间:2013-12-16 23: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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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引言

   纪霖宗兄设坛,嘱咐我来做第一讲,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但所涉论题宏大,一时感到无从下手,更兼想到届时必将面对高手,因而准备讲稿之际左思右想,踌躇之下,惶惶然有些茶饭不思。半月来一直在想这件事,深感以此论题,铺展“革命”、“立宪”和“国家理性”,而以托克维尔及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切入点,实在是非常具有眼光的选题。有此绸缪,因应之下,便想从远距离、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紧紧围绕着晚近3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大致宏观走势来谈,可能较为恰切。同时,不限于此一人一书,毋宁,从此人此书,引申开来,在“现代”和“现代秩序”的诞生这一大背景大变局下,省思“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而藉此更作深广阐发。其空虚不免,而大视野庶几自慰也。

   置此整体构想,围绕核心命题,大致讲下列五个问题。一是革命,阿伦特意义上的革命,而非一般俗常的骚乱、暴动、造反或者“改朝换代”;二是在此情形下,递次嬗变,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复杂纠联,凡此三因素的连环互动,映照并坐实着革命、立宪和国家理性的历史脉动,构成了晚近现代秩序的核心变量;三是顺流而下,由此演绎出的古典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四是基此流变,骎骎乎而来的现代秩序与双元革命的问题;第五,我想最后谈一下所谓的“文学政治”或者“文人政治”这一“托克维尔话题”。

    

   第一节 晚近三百余年,革命是发动装置,蔚为历史的扣眼

   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如本节标题所示,晚近三百年来,革命是一个发动装置,并且蔚为“历史的扣眼”。就是说,衣服有钮扣,经由扣眼而扣合,纲举目张,衣装遂成衣装。型制既显,兴致联翩,遂成所谓繁华。在此历史时段,“革命”正是这样一个“扣眼”。实际上,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漫长的十九世纪”,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与战争”的年代。

   就此,有六点内容需向各位陈述。

   第一,何为“革命”?此处所说革命,非暴动、非起义、非改朝换代,而是一种“开端”,一种政体变革。而且,革命是政治权威崩溃的结果,在历史终结的意义上,其后所建立的政体不会再遭遇革命,由是政权获得了永久性正当性,而以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来表征。换言之,今天谈论革命,很显然是在法政哲学和历史哲学,而非一般俗常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下,从近代长程社会政治变革和历史转型的大视野来谈的政体演变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运动。实际上,枢纽时代以还,近代的这一波政体变革,以革命开道,自欧美起步,将全球拉入这一历史进程,而为万世开太平。因此,在阿伦特的意义上,“暴动”“起义”等屡次上演的“改朝换代”不是我们此刻所说的革命。革命一定意味着一种“开端”,一种政体变革。它作为一种政治权威崩溃的结果,导致一种新的政体和政治权威诞生,蔚为政治的创世记,讲述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进程、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想转型。在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回顾晚近三百年间发生在东西方各国的具有典范意义的革命,可以发现,革命既是“开端”,则革命之后它所形成的新型政体和政治权威之所以不会再度重蹈“被革命”这类政治覆辙,就在于所谓的“历史终结”。就是说,现有的人类政治想象力和政治实践能力,无法再于可见的历史时期内营造出足堪取而代之的新型政体;实际上,此后人类为了克服这一政体的缺陷而从事的种种试验,虽然本心本愿旨在创造更加美好的治理,结果却将人类驱进泥涂,不得不递次宣告退出。从而,历史终结了,所以上文说“为万世开太平”。

   第二,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引出下面的问题,即晚近300年间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七大革命。我原来一直讲“六大革命”,没有把德国因素考虑在内。最近思考纪霖兄布置的命题作文,沉吟既久,遂觉“德国问题”具有典范意义。之所以过去长期未曾提上议事日程,可能是碍于英美文化的强势主导,晚近德国革命和德意志转型的重大意义给遮蔽了。所以这次把它单独提出来,稍微多做一些检视。

   在典范意义上,七大革命,即英、美、法、俄、德、中、阿拉伯(伊朗之为一种亚型)革命及其特点,各具历史意义。各位知道,从1640年代开始的英国革命,开启了“现代”进程,300余年间,延绵不绝的所谓的革命的历史进程,席天幕地,开天辟地。通常说,英国革命从1640年开始至1689年大致收工,长约半个世纪,逮至“人权法案”公布,一般的史家认为这时候革命就算结束了。但在我看来,立足于大历史,则英国革命至少延续一个世纪以上。实际上,一直要到二次征伐美国之后,英国的外部边界在北美基本止于美国独立这一局面,才算内政安顿下来,革命也才算基本结束。--内政和国家间政治之互为条件和转换,于此彰显无遗。就是说,英国革命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至少延续一个世纪以上,不可不察。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相比,英国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即英国革命一般来讲是基于贵族与国王的分权运动而展开的,所走的是一种普通法的立宪主义,以一种法权安排,以一种相对安全,较为不血腥,较为非暴力的,当然不是说它没有暴力和血腥的场景,但相对而言它以小规模、少震荡、低频度的上层之间权力的分割,尤其是在财产权上的分割以达成妥协来重建英国的现代政体。所以英国革命一般认为是以自由为指向,而以财产权的分割、以财产作为自由的物质保障和政制保障来实现革命目标为机制的。

   法国革命另有一景。它是基于阿伦特所说的“难以忍受的社会状况”而来的。尤其是对于贫困及其痛苦的意识,以及基于这种意识而来的对于它们的不能忍受,基于对于此间极度的匮乏状态的深切而不可遏止的同情,基于同情而来的要求社会变革这一强烈的革命动因。其之偾然而来,倏然爆发,确乎特立独行,多所不同。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反思法国革命,基本上着眼于其为一起重大社会事件,看到它源于政治权威崩溃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并且带来了最后的政治变革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特性与精神个性。仅就历史进程而言,在我看来,法国革命当然不仅仅指“1789”,也不只是“1793”的雅各宾专政前后连绵的那几年。毋宁,法国革命其实包括后来的波拿巴的复辟等等,一直要延续到第三共和国,方始音消响歇,平定下来。也有一种讲法,认为第三共和国还不足以收束这一革命势能,一直要颠簸动荡,至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方始收束。我觉得,以第三共和国作为它的下限,大致不差。这样看来,它也是一个一百多年的社会政制与思想文化的剧烈的变革进程,历九死而后生也。

   美国革命起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家务纠纷”,而终于酿成了一个分家过日子冲动下造成的立国故事。在现代主权意识的鼓动下,美国革命肇基于分家过日子建设独立的主权公共空间这一契机,由此启动,导致了内政的相应变革,进而造成了后来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在内的解放和独立的历史进程,绵亘连贯,将立国和立宪纠结一团。在我看来,这场运动起自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日,延续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方始告一段落。至少,延续至19世纪中叶的南北内战,也是个百年进程。如果说这场基于主权独立冲动和立国动机,而接续造成了政体转换和社会建设、平权诉求,一波接续一波,因此必须得将黑人民权运动包括在内才算完整的话,那么,可能这一革命其实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才算结束。换言之,逮至其时,其立国政治和立宪承诺方式全部兑现,美国的立国进程才算完结了。虽说这是一种更为夸张的讲法,但不管怎么说,其为一场长时段的故事,延续了一百多年,倒是大实话。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起重要的革命事件,那就是德国的近代转型,德意志文明的自我更新。德国近代的自我更新不仅起步于、体现在1848年那场遍及欧洲的运动,而且表现为1871年俾斯麦通过战争、计谋和国家理由所实现的德国的统一。其间接续以后来的《魏玛宪法》,一直到了1990年10月3号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方告结束。其为一个完整的、长程的革命进程,更是历九死而后生。直至1990年10月3号,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也可以说是健康的德意志,才算是最终成型。--一场超逾一个半世纪的漫长革命,代价惨烈,触目惊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以罗马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而以德意志文明作为欧洲主流文明自诩,这场德国人经过内战、外战、自我革命而实现的历史转型,最终奠定了现代德意志这方家国天下。可能,如各位所同情共感,与“中国问题”最为相象的其实就是“德国问题”,以及下述的“俄国问题”。

   我们的邻国--俄国从彼得大帝改革到后来的斯托雷平改革,再到1917年的革命,终至1991年的“革命的反革命”,也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艰难历程。其与近代中国历史转型颇多相象之处。最为相象的地方在于,两个国家都曾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左翼极权专制。同样相象的,还有它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从一个以亿万小自耕农和一个高高在上的皇权政制两级化的结构,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谓的“潜水艇夹心面包”这样一种结构,向理性化的现代国家建构过渡的进程。各自耗时一百多年,而展现出一种有别于欧美型英法道路的形态。

   除开上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六大革命以外,诸位可能都注意到了,实际上从19世纪开始,以埃及和土耳其的学习西方、向西方靠拢进行社会和政制改革以缔造现代的军事和工业,打造现代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世界的自我更新进程,同样是一场规模宏大,而迁延既久的社会政治大变革。直到两年前发生伊斯兰-阿拉伯革命,这一横跨整个北非和中东、绵延一个半世纪以上的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尚未完成,而构成了近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景观。这场以伊斯兰文明为主要载体、以阿拉伯各民族为主要的实践者,超逾150年以上的立国运动,一场重大的政制和社会转型,构成了通常所说的现代性的全球拓展的重要方面。今天讨论近代的革命,当然不能遗漏它们。其间头绪纷繁,辗转牵连。仅就伊朗而言,它是波斯文明现代转型的典范。伊朗的情形复杂,其为波斯民族,不属于阿拉伯大家庭,却又接受了伊斯兰教,因而,更多一分纠结,也更添一分为难。伊朗的现代转型及其与基督教文明的对恃,较诸包括中国在内的大转型,提供了一个处置大国关系的另一种亚型典范或者次型典范,太值得研究了。其之伊斯兰宪政主义,囊括神俗及其分权制衡,实在很有特色。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讲革命,包括法国革命在内,至少有这样七大革命。这七大革命,长长短短,从纵横一个世纪到绵亘一、两个世纪,构成了近代人类世界三百年辉煌而惨烈的时段,仅次于“诸子时代-枢纽时代”的最为重大的转型时期。革命不是别的,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动装置,也是这三百年来将人类历史串联起来,并彻底改变了这个地球面貌的“历史扣眼”。

第三,我们仔细审视、分析这七大革命,大致分类,可以得出这么三脉,即“英美型”、“法国型”与“德国型”。第一脉是所谓的“英美型革命”,多半时候,一说现代转型,通常必说英美一系,概以其为重商主义的民族,秉持经验理性,持取相对平和渐进的进路,诸如此类,如何如何。的确,相对而言,英美的转型比较成功,也比较具有典范性,更主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和平转型的经验教训,等等。相对而言,法国型的革命,包括中国、俄国以及我们的近邻越南等法国式革命的诸种亚型,虽时空有别,具体诉求表述不同,但均诉诸法式大革命的狂飙突进,在将卢梭式的理想先置于并且取代了洛克式的理想之际,血流成河。凡此政治运动和政制实践,把卢梭放在洛克之前,则以社会革命为主而以政治革命作为最后的变革结果的历史运动,堪为狂飙突进式革命范型,动荡既久,成本太大。当然,另一方面说,此间跌宕,非惟人力所能掌控,毋宁,自家历史走到这一步,不期然而然,有所然而然。因而,长程的中国革命,包括1860年之后以洋务运动为标志,到甲午海战而终止的为期35年的第一次改革开放,包括1902年启动的清末变法、北洋的改良、民国的新政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的又一个长逾35年的第二次改革开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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