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 陈冉: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立法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13-12-16 15: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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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 (进入专栏)   陈冉  

    

   【摘要】伴随恐怖活动犯罪的全球化,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必须树立一种全球战略,这也客观上促成了刑法应对的全球化。我国在惩治和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中,应积极与国际社会相接轨,在恐怖活动犯罪以及恐怖组织的界定上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在预防恐怖犯罪的立法上努力完善。

   【关键词】全球化;恐怖活动;立法

    

    

   一、恐怖活动犯罪应对之全球化视野

   (一)恐怖活动犯罪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自美国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已跨出了国界。恐怖分子借助于全球化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在民主、自由旗帜的掩护下,自由出入各国国境,在全球各地开展活动,筹集经费,密谋策划,袭击世界各国政府和国民,行迹遍及全球。对恐怖分子来说,他们是以“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国家疆界,无形的网际空间,国际法、国家法、行为准则、道德伦理,传统对他们不构成约束力”600401[1]。这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协作共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确立恐怖活动犯罪应对的全球化战略。

   目前,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东突”恐怖组织。“东突”恐怖组织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结合体,它们长期盘踞国外并以外国某些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或社会团体为背景,“以分裂为目标、以宗教为外衣、以恐怖为手段”,企图分裂我国的新疆地区。[2]“东突”恐怖组织与国际恐怖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不但得到了本·拉登的大力支持,同时又是本·拉登恐怖势力的重要力量。以艾山·买合苏木为首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就是在本·拉登支持下建立起来并受其指挥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成立以来,本·拉登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成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的国家,并为“东突”恐怖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和物资援助,还直接为“东突”恐怖势力培训人员。[3]近年来,东突分裂分子积极推动国际化的策略: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生存空间,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4]企图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5],他们与境外势力相勾结,大肆进行政治、宗教渗透和反华舆论宣传活动,大搞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刑事立法必须基于全球化的视野积极调整应对。

   (二)刑事法律应对全球化的应然选择

   从客观上来说,刑法的全球化源于犯罪的全球化。由于世界逐渐融合,犯罪的全球化加剧,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正在形成,这些问题的全球性治理要求各个国家必须消除制度和观念上的差异,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准则、价值取向,在刑法理念以及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加强交流与合作。

   全球化理论,可以追溯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6]理论,但在马克思时代并没有全球化的概念。对于什么是全球化,里斯本小组认为:“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7]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全球化是一种客观被描述的事实。但全球化的内涵却不止于此,客观事实上的全球化也影响着人们世界观的变化。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各个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联系的加深和领域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使得全球化的概念同时处于不断变动和相互渗透之中,因此伴随着经济、生态、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作为各种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律的全球化必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法律正在日益超越民族、国家地域版图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展示出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互动,即“法律的全球化”。[8]

   我们此处所提出的对恐怖活动犯罪应对的全球化思维,就是对事实层面全球化在主观上反映的肯定。肯定全球化意在为法律现实的构建提供一种视角,全球化对法律而言,与其说是后者能影响的某种东西,毋宁说是一种后者必须考虑的客观现象。而刑法作为法律的下位概念,其全球化也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我们探讨刑法在应对恐怖犯罪中的“全球化”因素,一方面需要考虑规范层面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也就是指世界各国在其刑法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彼此渗透,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人类法律文明进步的道路上趋向接近、协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刑法全球化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国内法的相互影响。即各国刑法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借鉴、移植,彼此渗透,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方面趋同化。其二,国际公约的共同制定。我国立法已经吸纳了诸多国际条约中所涉及的恐怖活动罪行。而吸纳的方法则有两种:一种是设立独立罪名,根据有关国际规约的要求,将相关国际刑法规范予以国内立法化,并设置独立的罪名;一种是纳入原有罪名范畴模式,即并未特别设置独立的罪名,而是将相关国际刑法规范所确立的罪行纳入刑事立法中已有罪名之范畴。

   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理念层面的革新。由于国家法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以及人们的思维惯性,在应对超出国家边境的诸多问题时,人们习惯于将国内法律思维推而广之,以适用于人们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各国往往达成国际性的条约,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的法律以弥补各国国内立法的缺陷和漏洞。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伴随科技发展而来的恐怖活动犯罪、环境犯罪等无国界犯罪问题,这类犯罪从其产生来看虽然发端于一国,但影响却波及世界,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犯罪问题。基于此类犯罪的“无国界性”“新生性”,因此全球化背景下这类犯罪对国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挑战较大,对这类犯罪的规制往往需要树立“集体安全”、“全球治理”的意识。

   本文所研究的着重于后者,并不是从应然的命题到应然的命题,而是从刑法在全球化发展中的实然命题出发,以恐怖活动犯罪的全球化现实为逻辑起点,展开我国刑事立法如何因应现实、实现全球协作反恐的思考。

    

   二、刑法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之检视

   (一)应对理念全球化之确立

   当前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合作,实现刑法规范的国际化,但刑法规范的国际化并不能达到“全球化”的视野。从内容来看,全球化展现的是相互依赖的增加,这种依赖把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日益具有限制性[9]的统一和整合,而国际化却并没有这种“依赖”因素的考虑。从此意义来看,针对跨越国界、危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应对的全球化需要各个国家站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角度,立足于一种“集体安全”的应对策略。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打击对象的全球性认识;一方面是应对方法的全球治理性。

   以我国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相关立法文献资料来看,首先,在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思想内容上可以溯及至1950年,1950年前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四章“反革命罪”中规定了第41条“恐怖行为罪”:以反革命为目的,袭击机关、部队、团体,或对国家工作人员、民主爱国人士,或各种民主事业中的英雄模范、积极分子及其家属实施杀害,或为其他强暴恐怖行为者,处死刑,终身监禁,或7年以上15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情节轻微者,处5年以下监禁。这是我国立法文献资料中首次出现“恐怖行为”的字眼。但这里所指的恐怖活动必须基于“反革命目的”,与现代刑法中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相同。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出台,在这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反革命罪”,却没有“恐怖行为”或“恐怖活动”的任何描述,在这期间所发生的明显带有政治恐怖主义色彩的犯罪是按照反革命罪定罪处罚,而基于民族、宗教或其他类型的恐怖活动犯罪是按照普通罪名定罪处罚。在这一阶段,我国刑法对恐怖活动的认识还仅存在于“国内”视角。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国际社会交流的加强,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认识逐渐延伸至国际视野。1988年12月25日的《刑法修改稿》将刑法分则第一章“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在第98条规定了“恐怖活动罪”:以危害国家安全或者引起国际纠纷、制造政治事端为目的,进行绑架、杀害或者其他恐怖活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立法草案稿首次出现对恐怖活动罪的专门规定,而且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早期认识相契合,成为我国第一部具有专门反恐内容的刑法草案。[10]虽然这一内容最终并未反映到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中,但修订中增设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其中对恐怖活动的内容未予明确,这与国际社会对恐怖活动概念的巨大分歧也有着密切关系。从实践来看,我国与国际社会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反恐的国际公约,而这些公约中有关反恐的内容也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大都得到了体现,这也表明了我国对国际社会视野中“恐怖活动内容”的基本认同。

   其次,从刑法的应对策略来说。1997年刑法典已经注意到了恐怖活动犯罪惩治的全球化战略的需要,一方面针对恐怖活动行为的翻新,增设普通罪名如侵入计算机系统等新罪以严密法网,另一方面针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行为的,适用“数罪并罚”的方法强化内围的打击。而在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不断完善对恐怖活动犯罪的预防打击,从资金链的控制上来看,2001《刑法修正案(三)》增设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至恐怖活动犯罪,加强了外围的打击力度。这与国际社会标本兼治的思路也是一致的。

   (二)微观“共识”之强化

   从宏观来说,世界各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立场上大体都是一致的,但是从微观来看,受不同的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及思维视角的影响,各国反恐的内容不尽相同,尤其是在恐怖主义组织、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上还出现了“双重标准”,使得在有些情况下,明明是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却无法认定,也无法采取国际合作行动来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恐怖活动存在的理论解释和概念界定上的重大分歧甚至促成了恐怖活动的升级,应该对现今严重的恐怖主义现状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确立恐怖活动犯罪打击的全球战略,就必须各个国家在“恐怖活动犯罪”、“恐怖组织”这些基本概念上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

   在理解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时,我们首先必须认清我国刑法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专门的恐怖活动罪的罪名。1997年刑法典首次使用了“恐怖活动组织”这一专门概念,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引入了“恐怖活动犯罪”和“恐怖活动”概念。从这三个概念的逻辑关系来看,恐怖活动应当是上位概念,明确了恐怖活动的内容,也就明确了恐怖活动犯罪和恐怖活动组织,因此本文结合“恐怖活动”的相关内容对“恐怖活动犯罪”和“恐怖活动组织”予以界定。

1.恐怖活动犯罪的内涵。在我国刑法中,涉及恐怖活动犯罪的有三处:其一,有关特别累犯的规定,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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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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