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立联:中国人口形势转变与计划生育制度的系统性调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5 次 更新时间:2013-12-15 22: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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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立联  

    

   本文是为2013年12月14日召开的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主办的“西部人口发展论坛(2013)”的发言。由于个人原因,我只在论坛露了一面就缺席了。对此,我深感不安。杨成钢教授出任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以来,西部人口发展论坛日益国际化,本次论坛即有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口与老年研究中心、美国密歇根及富布赖特公共政策治理和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等多位外方代表参加。作为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编外成员,我为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发展感到兴奋,也愿意为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未来感到兴奋。

   接到老杨的通知,我没有任何思考就回复老杨,一定参加,虽然我的研究方向已在过去的一年里转向了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上,但我还是在关注人口学研究,毕竟在这个领域里“混”了27年。我是1984年转入计划生育部门,1987年进入人口学领域。进入计划生育部门时,中国计划生育处在绝对行政强制时期,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符合条件的经批准可以照顾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不符合条件的生育第二个孩子。次年,中央决定“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刹歪口子”,完善生育政策。但是,由于准备不充分,生育率反弹超出了预期,1986年中央决定稳定生育政策,停止完善生育政策。自此以后,计划生育列入了地方立法议程,分别出台计划生育条例。现在,中央决定启动“单独”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稳定生育政策一样,启动“单独”生育第二个孩子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借西部人口发展论坛机会,我讲四个观点。

    

   一、人口形势剧变

   实施30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虽然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人口内在增长的动力已经消失,人口增长势头强劲转变为人口规模萎缩。不仅如此,人口内部结构发生剧烈变化,不仅是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更重要的是社会剧烈分化引起的人口分层。这种人口分层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后果还没有引起人口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更是中国人口学界所缺乏的。

    

   二、计划生育目标丰富

   过去30多年的人口计生工作可以用一个口号来表示:经济要上去,人口要下来。目标单一,指向明确。只要人口下来,任何措施都可以,甚至可以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可以惘頋法律。人口下来了,计划生育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计划生育目标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启动单独只是这种变化的第一步。这种变化未来有多大,涉及到哪些方面,相关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政策将如何回应、适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人口学界做出回答并且是建设性的回答。

   计划生育目标丰富必然要求计划生育制度进行系统调整。实行计划生育的,该不该奖励;不符合条件生育的要不要处理;计划生育相关的经济、行政与技术政策需不需要调整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上特别是实践上做出明确而坚定的回答。

   反对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进行奖励。按照宪法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义务。履行义务,是公民责任,既不需要肯定,也不需要奖励。否则,就是把底线要求作为目标追求,管理的导向上是需要商榷的。

   改革对不符合条件生育的处理。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处理。如何处理,则大有讲究的必要。反对计划生育部门既做征收决定又是征收主体的做法,实行处理、征收、监督的“三分离”。同时,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处理,不应过重,应在保证家庭生存与发展条件下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反对单纯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做法。

   逐步把生育权还给人民,使人们负责任地生育,将是计划生育政策转变与完善、发展的大趋势。适应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计划生育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化是势在必行。完成这个转变,关键是建立健全引导人们负责任地生育的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发展服务的政策体系,让群众在政策比较中去选择和决定。

    

   三、中国人口学需要思想

   我在中国人口学界也混了26年,基本见证了人口学恢复研究的历程和进步。中国人口学的恢复和发展成就是明显的,特别是人口分析技术取得了飞跃性进步,使人口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口学在学科分类上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发展需要技术,也需要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或许比技术本身更加重要,须知技术是应用,思想是发芽,芽发得好人口学才能枝繁叶茂,才能成为参天大树。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学的思想建设或者说人口理论研究非常弱。如果有人有兴趣去看看人口学教程,看看人口理论研究有多少进展,有多大进展。从1970年代末期提出“两种生产”理论(虽然这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口理论但已成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以及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等人口理论基本观点以来,迄今的人口理论还基本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并无多少新的进展。比如生育权与生育制度安排,人口学者们对此的关注是很不够的。生育权利与生育者本人的出生背景有关,而与生育者本人没有关系,不管是“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还是“单独”生育第二个孩子,生育权利大小、多少只与生育者的户籍、家庭背景、家庭结构有关,而与生育政策本人关系不大,虽然生育权是生育者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生育权制度安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血统论”的延续或变种。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人口学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问题,回避了这些问题。人口学研究需要大格局、大视野、大框架。

    

   四、期待中国人口学诞生

   中国人口发展的独特性是不容置疑的。不能因为人的生物学属性就否定中国人口发展的独特性。不仅如此,中国人口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环境、路径和方式,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互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大国对人口发展也有完全不同的要求。发源或植根于西方人口发展经验基础上的人口学理论与人口学分析技术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适用性到底有多大,是否一致,我是怀疑的。事实上,一些人口数据分析结束的中国化过程,显示出中国人口发展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或许这是人口学中国化或者中国人口学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有意识、有组织、有规划的构建,人口学的中国化或中国人口学还将是遥遥无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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