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生:论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在“新启蒙运动”中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6 次 更新时间:2013-12-14 23: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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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生  

    

   【摘要】在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学术界对“新蒙昧主义思潮”的泛起和蔓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相应地国际国内一大批社会人文主义科学家倡导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蒙昧主义思潮”中的“宗教政治蒙昧主义”对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与宪政已经和正在造成重大冲击并产生了消极性影响。对此,宪法学术界应当予以严肃的对待。本文从宪法作为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的职能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新蒙昧主义;新启蒙运动;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社会认知;社会心理基础

   一、当代“新蒙昧主义”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和宪政体制的冲击

   学术界中一批坚持“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学者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新蒙昧主义思潮”的泛起和回归,他们基于“理性”与“科学”的立场,主张并大力倡导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启蒙运动”,以揭露蒙昧现象的腐朽和谬误,阐明科学和理性的宝贵。

   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来看待某些新蒙昧主义表现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和宪政体制所造成的或潜在造成的冲击。

   首先,从国际方面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的大宗教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复兴的发展趋势,更有些发展成为宗教复兴运动。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向“原教旨主义”的回归。所谓“原教旨主义”,也称“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产生于19至20世纪之间,曾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一个自觉的“基要主义运动”。在近、现代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中,该派神学与另一派的“自由主义神学”相对立,被称为“保守主义神学”.该派的神学家们谴责自由主义神学是反“理智主义”的,强调《圣经》教义的权威,重申《圣经》的神性来源及神启的客观性。该派神学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神学所主张的应按照现代科学世界观对基督教的启示重新加以解释,重申新教的早期教义的内容,如耶稣复活、基督为童贞女所生、基督第二次降临、经文永无谬误、基督为人类代死赎罪,等等。该派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J.格雷沙姆·马琴(J. Gresham Machen, 1881~1937年),其著作《基督由圣母所生》捍卫了保守主义神学的主要教义。《基要主义》神学在20世纪初在美国也流行和传播开来。其保守主义神学家们连续编写了12本小册子,总称《基本要道》(The Fundamentals),系统地阐述了该派的神学思想。该派的神学思想一直被美国新教各派,尤其是福音教派所信奉。该派神学虽然也受世俗现代化的影响,但其坚持《圣经》权威及其信仰的核心内容始终不变,是名副其实的保守主义基督教神学。[1](P35—36),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当代的崛起令人瞩目。本来,福音教派在美国的基督教中一些派别如卫斯理宗、信义宗等都有广泛的信徒和众多的组织和机构。该派于1942年由147位领袖共同创立一个全国性的联谊机构,称为“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它包括30多个会派,许多独立的组织、地方教会、教会集团以及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其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惠顿市,其下设有各种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并在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设有办事机构。该组织还与设在伦敦的世界福音派联谊会保持着正式关系。[1](P500)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美国社会及美国政府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在美国不仅有庞大的信教民众,教会组织和教堂遍布全国,而且还是一个以基督教精神为其主要社会价值观念的社会和国家。军队、学校、监狱甚至国会都有基督教神职人员,基督精神渗透到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米勒(Sidney Meaol)曾自豪地说过,美国是“一个有着教会精神的国家。”[1](P484) 乔治·布什总统也曾在一次全美宗教广播工作者会议上说过:“没有哪个社会比美国社会更宗教化。”他还说:“10个美国人中有7人相信来世;有8人相信上帝会创造奇迹;有9人经常祈祷;有90%以上的人信仰上帝,对此我要感谢上帝,我希望是100%。”[1](P484) 此外,在美国的政界中,从总统到参议员、众议员,再到国务卿等政要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也多数或大多数是某一基督教派的信徒。例如,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小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就都是基督教圣公会的信徒。

   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的迅速崛起,以及与政治上保守势力的公开联合,被认为是当代原教旨主义兴起或回归的突出表现,其对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所造成的冲击也最值得关注。

   本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文明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近、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和教会制度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2] 直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建立的新型国家体制中,宗教和政治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保持着由政府确立和支持国教的制度。这一制度后被带到北美殖民地并在那里的许多地区长期实行,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13个殖民地中有9个由政府设立的宗教。但总的来说,新大陆在宗教信仰上其实并不比母国更宽容。于是由自由主义者,后来成为美国的“制宪先父”的杰佛逊和麦迪逊等发起了一场具有历史影响的“宗教自由运动”。针对当时弗吉尼亚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名为“为基督教传教士补助的法案”,麦迪逊写了一篇著名的《教税抗议录》。他在这篇《抗议录》中明确地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的主张。他说:“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必须被留给每个人的信念和良知,且按照良心的命令进行宗教活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基督教不需要法案所提议的立教——否则就和基督教本身相矛盾……”[3](P614,616)

   在麦迪逊、杰佛逊等自由主义者的推动下,不仅当时的弗吉尼亚众议院最后搁置了宗教补助法案,还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了美洲宗教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到美国制宪时,仍有约半数的州仍然具有某种形式的官教,且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在国家设立官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由于绝大多数制宪者都深信,某种形式的宗教信念对于公共美德(Virtue)和共和政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最初的宪法文本上并没有就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事项作出规定。到1791年制定前十条宪法修正案(即通称《权利法案》)时,才在第一条修正案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

   关于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迟至1947年才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在《中小学交通补贴案》的判词中作出全面的诠释:“第一条修正案的‘立教条款’至少意味着这些:不论是州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设立教会。哪一个都不得通过法律以援助一个宗教、援助所有宗教或对一个宗教比其他宗教更有利。哪一个都不得强迫或影响任何人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去或不去教堂,或强迫他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任何人都不得因信教或不信教、参加或不参加教会活动而受到惩罚。不得为支持任何宗教活动或机构而征收任何数量的税,不论是多是少,也不论这些机构被称做什么或采用什么形式传教或信教。不论是州还是联邦政府都不得公开或秘密参与任何宗教组织或团体的事务,反之亦然。用杰佛逊的话说,禁止通过法律立教条款之意图是‘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一堵分离之墙’。”[3](P623) “分离之墙”(Wall of separation)可以说是对政府和宗教现代关系的最贴切的比喻,以后又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案例中演绎和发展,政教分离最终被确立为美国宪法的一项重要的原则。

   然而,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在取得“冷战”战争的绝对性胜利后,极欲在国际社会建立由其作为超强霸主的单极世界格局,为此不惜在世界各地发动几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来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战略构想。美国这种全球性战略转变,势必需要对国内的政治走向和政府组成作出相应的调整。总的趋势是向着保守的方向发展,一大批被认为是政治保守主义政治家先后被选入或被任用到最高的政治决策层中去,从而主导了保守主义的政治决策。

   在美国社会政治上趋向保守主义的发展态势中,宗教保守主义势力作为激进的一翼的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大,格外引人注目。而这种宗教保守主义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为了支持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小布什的当选,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以宗教的名义和形式鼎力相助。在2000年的选举中,小布什获得了占其得选选票总数的40%基督教福音派选民的选票而当选;而在2004年选举中,基督教福音派更是全力以赴,对小布什的连任予以助选。2004年10月30日,即在投票日前夕,福音派教会实行总动员,在6个小时之内就将500万份投票指南分发到全国信徒的手中。这显然已超出了信徒民众按照自己意愿参选的个人政治行为范畴,而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集体行动了。这不仅公然违反了美国联邦税法的有关规定,即教会为保留其免税的地位与权利,不得在选举中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而且也违背了前述的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所确立的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

   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的冲击,并不仅仅是来自保守的宗教势力的行为,更在于政治保守势力自身的行为。小布什总统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民意基础,也不断地迎合宗教保守势力的需要。特别是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初,脱口讲出“十字军东征”的“口误”。有评论指出,这句著名的典出宗教战争的“口误”,实际上是他的肺腑之言。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理论家霍罗威茨,曾赞扬布什政府在国际上推行宗教自由的成绩,已“从勉强及格跃升到高分”。[4]

   除此之外,对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的冲击还表现在国民教育的领域内。国民教育是由联邦政府或州政府以来源于国民税收的公共资金举办的教育,因此国民教育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政教分离就内在包括了国民教育与宗教的分离。然而,在美国,除了宗教保守势力一直试图以其某种宗教信仰影响国民教育以外,还有些政府机构也支持宗教对国民教育的干预行动。例如,美国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就试图将一批美国基督教信徒提出的向生物进化论挑战的所谓“智能设计论”,列入基础教育课本,以此向美国的初级受教育者灌输名为“智能设计论”,实为“神创论”的宗教思想。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的政教不分的行为遭到了科学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抵制。2002年,“美国科学促进联合会”曾发表声明,号召美国全体公民反对将“智能设计论”列入公共学校的教育课程。2005年9月16日,美国3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发表公开信,反对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试图将“智能设计论”列入基础教育课本,并指出,这是“试图把科学话题政治化。”[4]

还应当注意到,美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地在宗教和民族矛盾和纷争的热点和难点地区,特别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用兵,尽管是打着“民主”、“解放”、“反恐”、“除暴”等冠冕堂皇的旗帜,鼓吹战争的“正义”性,但既然是在敏感的宗教和民族地区发动和进行战争,加之长期以来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执行偏袒一方的政策和实行双重标准,就势不可免地加剧刺激了当地的有关民族和宗教情感,越发激化了本来就难以解决的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和纷争。这种轻率的,甚至可以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理由而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不仅直接导致了反恐战争“越反越恐”的后果与局面,而且更为重大的潜在影响或许就是对政教分离的现代精神和潮流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和深远的危害。有识之士早已注意到,在中东地区的一些政教合一或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由于其人民、进步的民主势力,以及当权者中的开明人士的共同努力,在朝着现代民主发展方向前进方面,已经取得了虽然缓慢、但是可以看得见的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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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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