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

——读周大伟先生《法治的细节》一书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13-12-14 10: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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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将现代法治这块巨石不停地向前推动,无论千难万难,总有一天会抵达梦中期待的法治社会的顶峰。

   ——周大伟

   引言

   2013年年初的时候,从南宁赴上海告别邓正来教授,之后径直回湖北老家仙桃市过大年,闲来无事,上网随意浏览,一日在网上看到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序言,获知周大伟兄长继《北京往事》一书后推出新著《法治的细节》,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心甚欢喜。随即发信息给大伟兄长表示祝贺。大伟兄来信说不久就将新著寄给我。但是我等了好久没见新书来,原来大伟兄长年后赴美了,不方便寄书来。我一次去广西高级法院开会,会议结束后顺便到附近一家书店逛逛,在一法律书架下一眼就看到了周大伟兄长的《法治的细节》一书,装帧极精美,爱不释手,连忙买下,反复阅读数遍,收益良多。深感大伟兄长此书,虽然不是系统论著,但实为沉潜力作。

   不久大伟兄长告诉我,该书很快脱销,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再版此书,并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本法律书在九月份新学年开始时面向全国新入学的法学院学生集中推出。大伟兄长同时告诉我北大出版社将邀请相关学人略作评点,以为介绍,我是大伟兄长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荐的评点人之一。我深感荣幸,又重新阅读一过,写出“对周大伟《法治的细节》的简短评论”如下:

   “《法治的细节》一书的作者周大伟先生,早年游学于中国著名的法学学府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后留学美国,长期奔走于中美之间,亲身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法治大转型。《法治的细节》一书,正是周大伟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背景,以美国法治为参照,从整体出发,从细部入手,极其深刻地反思了法治中国的艰难,同时也高瞻远瞩地眺望了中国法治的前景,展示出一个当代中国法律人十分难得的忧患意识与前瞻意识。《法治的细节》一书一扫同类著作的枯燥乏味,融理论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是当下中国法律人写出的最美的文字。”

   大伟兄长极谦虚,认为我的评论过于溢美,然而在我看来,我的上述评论完全出于我对《法治的细节》一节反复阅读之后的体会,并无一丝一毫的过誉之处。今日得暇,试将其中意思写出,以证我言不虚。

   一、法治中国为何艰难?

   人们可能会从大伟兄长这部名为《法治的细节》的书名上想当然地以为大伟这部书大约讨论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法治的细节吧,并无关法治中国的基本问题,如果这样想,那么真是辜负大伟兄长这部书的微言大义了。的确,大伟兄长这部书里面讨论了大量的法治的细节方面的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大伟要从这些细节中看出蕴含其中的核心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诚如贺卫方教授所说,大伟这部书在重视法治的细节建构的同时,“不仅指向制度,更是改造文化。”因为“在挖掘和培育细节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在每一个细节里渗透普遍的价值,努力造就一个局部与整体相和谐的体系。”(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贺卫方“序言”,第4页)

   因此,看起来是一个一个法律细节的描述,而实际上有许多关乎法治中国的重大问题蕴含其中。在我看来,蕴含在大伟兄长这部书中的首要的问题是他对“法治中国为何艰难”的深刻思考。这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当然很多,比如,中国为什么需要法治,何谓法治,以及,在中国推进法治何以十分艰难。在今天,中国为什么需要法治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是一个不用深思的问题了,其实并不如此。法治对于中国来说,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乃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可以说,法治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人性成长的产物,是与中国的现代转型相伴而生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法治转折是一个现代社会建构的内在需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的结尾处所作出的预言就是对未来中国社会一个很好的展望:“中国缺乏西方式法治,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它的缘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外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治生涯人士的黄金时代。”(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8页)

   大伟兄长在引用了黄仁宇先生这段可能会使当下中国法律人热血沸腾的话后,并没有跟着人们一起热血沸腾,而是颇带忧思地问道:“中国法律人士的黄金时代真的到来了吗?”(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8页)此一诘问看似突兀,实则对我们理性地看待法治意义重大。那么何谓法治?法治中国又为何十分艰难呢?大伟兄长说:“所谓法治,归根结底是与人性世故难以兼容的规则之治。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要中国人在对待法律规则上总是保持着‘人情世故的姿态’,将不难断言,现代法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就永远是一个疑问。”(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8页)又说:“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君主皇权传统的国度,现代法治精神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政治传统,也没有进入过我们的职业伦理。如果说,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法治建设还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特殊国情’的话,我们也毋庸讳言,中国几千年世代流传的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正是中国当前法制建设遇到的两大障碍。”(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1页)

   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虽然是建设现代中国社会之必需,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背景之下却的确举步维艰。一方面,从政治层面来看,中国可以称之为一个权力社会,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反法治的本性,而中国传统提供给我们的遗产正是权力的无比傲慢,因此权力成为法治中国的大敌。关于权力与法治的关系在近三十年的法学界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最初关于人治还是法治的论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不过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最深的也许是季卫东教授。季卫东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问题是通过“交涉”的媒介,“很容易流于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一切的事态,使原则和规范名存实亡,失去意义。”(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95页。)我曾将此种现象命名为法治中国之路上的“季卫东陷阱”。(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我认为中国人走不出“季卫东陷阱”,法治中国则永远不可能成功。的确,如季卫东教授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多元的,而权力是一元的。但在现代中国社会,必须进行内在的转换,逐步形成法律的一元化与权力的多元化格局,法治中国的大业方有成功之希望,实为真知卓见。可以说,法治中国是一个十分艰难而且漫长的社会转化过程。大伟兄长提供的大量的细节,从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季卫东教授的上述论断。权力与法律的关系的确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重大的法哲学难题,没有对这一难题的通透的认知,我们不可能从权力社会走向法治社会。

   另一方面,就社会伦理而言,中国社会可以称之为一个关系社会,而关系社会在根本上说与权力社会一样也是内在地反法治的。大伟兄长说:“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给我们培育并留下了一个近乎难以放弃的遗产:一个超级人情世故的关系社会。”(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页)大伟进而认为这是法治中国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中国式陷阱”。(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页)的确,也许表面上看起来经过百多年的社会变革中国已经有了法治的“行头”,然而骨子里依然故我,诸如大伟列举的形形色色“打官司就是打关系”,就是关系社会对法治社会的解构的种种表现。关系的表现方式极其复杂,最初的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今天我们会发现关系除了血缘之外,更多地是建立在学缘、官缘、商缘等基础之上,从而表现为一种“泛血缘化”的人际网络,人们在这个关系网络上失去自我的独立与尊严,心甘情愿地屈从于这种类似于一种等级制度的人际结构。这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这同样意味着,我们走不出关系社会,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法治社会。

   大伟兄长深刻认识到了法治中国的两大障碍是权力社会与关系社会,同时也认识到了两者的叠加效应将会对法治中国产生更加强大的破坏力。大伟说:“当今中国,离现代社会还有点远,还基本上是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政治权力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还处在量重要的位置。因此,关系网实质上就是‘官’系网。在这个一个乡村社会、熟人社会,要建立、维护和发展好这个‘官’系网,就要对权力进行有效的‘传销’。传销中各方都要双赢和多赢,把事情办成,利益均沾。通过这种‘传销关系网’,人们把吸管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页)这意味着,当权力与关系联手来对付法治的时候,法治很难有喘息的空间。因此,权力与关系就成为障碍法治中国的两块巨石,而致力于法治中国的建设则首先要求我们自觉地将这两块巨石搬开。

   二、中国法治的前景如何?

   法治中国既如此艰难,法治中国还有可能性吗?如果法治中国有可能性,那么,中国法治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对第一个问题,虽然大伟认识到了法治中国的重重困难,但大伟对法治中国并不感到悲观失望。大伟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试想一下,我们今天还有可能‘砸烂’或撤消成千上万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吗?我们有可能关闭千所大学里的法学院吗?我们有可能视三十年里毕业的近百万法律专业学生为无物吗?我们有可能废止过去三十年中借鉴发达国家现成经验制定的大量法律法规吗?还有,我们仍然有可能重新回到孔夫子的春秋战国年代或马锡五的前工业化年代去吗?”(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4页)也许有人会说,民国时代不是建立起了那么多的法学院,有那么多的法学教授,有那么多的法科毕业生,而且也建立起了系统的法院制度,还不是一夜之间化为虚无了吗?也许我们今天会再出现一个象毛泽东那样伟大强而有力的领袖,宣布彻底取消已经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障碍法治中国的两大巨石依然存在着,而且从中国法治进一步退两步的现实来看,应该说也的确存在着法治完全被取消的可能性。不过如果我们是一个历史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应该分析社会的进步,今非昔比了。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现代中国人提供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今日之中国人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了,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经过百多年的文化传播,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了,因此虽然权力与关系对现代中国人依然还有很强的支配力,但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现代中国人正在从权力与关系中走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中国人,而这是法治中国的根本保障。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法治是依规则而治,但是规则的权威性不是来自于别处,既不是来自于神(象基督教那样),也不是来自于祖先(象传统中国社会那样),更不是来自于领袖的意志(象近代世界那样),而是来自于我们当下每一个现代中国人的自由意志。因此正是现代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人的形成为法治中国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法治中国的可能性并不等于法治中国的现实性。要将法治中国的可能性转化成法治中国的现实性还需要走漫长的道路。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的法治之路,这是对现代中国人的一个考验。我想大伟兄长可能多少对政治家们的宏大叙事抱着几分怀疑,因为我们不可能天真地以为在一个早晨醒来政治家们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实现法治国家了就真的以为中国已经实现法治国家了。当然,如前所说,这并不意味着大伟兄长心中没有一个法治中国的理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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