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学者、学问与学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1 次 更新时间:2013-12-11 12: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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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 (进入专栏)  
加之以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再难担得起“继往开来”四字了。取而代之的是急功近利的风气盛极一时。“述而不作”者鲜有罕见,“作而不述”者比比皆是。能写书而不读书的,有网上功夫而无读书功夫的,也是不乏其人。虽然著书立说的多不胜数,低端产品评定了职称,高端产品成就了策士,但国家的文化实力并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是不断下降的趋势。

   知识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其价值是很难量化的。而学术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判断不出学术活动的质量高低,甚至经常把创新当成异端,必然是以数量多少作为评价标准,造成知识的平质化和劣质化。互联网时代,要拼凑出个“著作等身”的大师来,并非难事,粗通文墨者就可以做到。而那些整理年谱、注释著作、编选资料、修订校勘等具有公益性质的学术基础建设工作,没有辨伪存真的学术功底,却是做不来也做不好的。从学术史上看,一部扎实的资料书籍,对学术界的贡献,要远比一般著作大得多,也长远的多。但在现行评价体系上,往往拿不上台面。当前,虽然坊间新版书籍汗牛充栋,但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屈指可数,知识含量的差异更是判若云泥。有些书的出版之日,也就是它的寿限之期。包括一些小有名气的写手级教授、博士级官员、老板级博导,如果论起学问底子,多是几本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如果略微留心一下,从大众媒体到官方行文,从学习文件到名人讲坛,经常可以看出一些常识性错误、知识性硬伤和贻笑大方的逻辑混乱。这是一种既缺乏知识积累,又缺乏知识创新的低水平轮回状态。而要打破这种低水平轮回,就是要实现知识活动的专业化。对此,学者是责无旁贷的。

   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权力缺乏适当的定位,社会分工不清,行业标准混乱,知识活动缺乏独立性,学界中名实不符的情况是一种常态。在官本位的学术体制下,确立不起同行评议的权威,知识不能自由结合,只有知识个体,没有知识群体。由于专业标准的被行政化,盛产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无良学者、学术忽悠。在专家教授名下,并不是都能达到社会行业标准的知识水准,还有相当数量的一批只是有本单位利益博弈的意义。并不乏一些只有职称意义,没有知识价值的教授、博导。学者的知识能力,是潜心治学的成就。靠包装的学者,一定是水货。被圈养的学问,一定是糟糠。相对那些言不由衷的御用学者的黄腔走板,倒是网络上的一些民间逸民野老,还有些真才实学的言论,有些实实在在的治学功夫。

   专业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分工,完善职业分途,促进社会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建设现代国家的要求,也是社会转型时期消解一元化专制权力的知识力量。现在社会上缺的不是高级职称,而是真正具有专业化的职业水准和职业操守。缺乏专业化标准的市场化,会把每个消费者都逼成半个专家。购买房子要成为地产专家,装修房子要成为建材专家,去医院看病要成为医学专家,到商场买食品要成为营养专家,到法庭打官司要成为法律专家……。不然的话,不知道会有多少消费陷阱在等着你。学者是社会上专业化知识程度最高的人,应能以自己的学识教养引导社会,为提高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水准,树立身体力行的表率。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学者的学问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学有所本,渊源有自,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虚名大于实学,看不出其学问的渊源路数,要么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要么就是会乾坤大挪移的功夫,其知识的可信度就是大可存疑的。就学有所本而言,读书为学业根基。学者一般都会有读书札记、学术书评,可以见其读书功夫的深浅。就渊源有自而言,要涉猎某门学问,一般都得做过读书报告、实验报告、研究报告、学科综述一类的入门基础工作,才有得窥门径的可能。具体到每个学科专业,基本功的要求各有不同。如治西学的需要翻译文本,治历史的需要掌握史料,治经济的需要数学工具等等。而要达到“术业有专攻”的程度,要能获得专业的话语权,是需要做大量的读书和研究工作的,绝非朝夕之功。功夫不到,学识不达,术业不明,话语权的份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所以,知识引导社会,是通过学者的专业化知识来实现的。学者的专业化知识背景的厚重轻薄,决定了其知识话语权的大小多少。历史的经验表明,以一知半解的主义图解真实性问题,以不完整的知识误导社会民众,后果会是很严重的。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就是知识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为例。社会转型时期,当代历史有一个从政治化到学术化的蝉蜕过程,社会的关注度很高。当前,坊间每年出版的相关书籍是车载斗量,但裨贩之作居多,真正有学术份量的屈指可数。当代历史具有文过饰非的习性,寻求历史真相的工作是艰难的。治学者不仅要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史料,依据第一手资料做研究工作,还要有驾驭史料的能力。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发掘历史真相,需要系统的历史知识和完备的研究方法。比如解读原始文献,需要了解不同版本的文本差异,认识产生这些差异的时代因素;解读历史人物的言论,需要考察他的前后言行的矛盾处,分析导致这些矛盾的不同语境;解读档案文本资料,需要参证当事人的口述回忆,读出无字处的文章。在同样的资料条件下,重建历史现场的水平高低,这就是研究者的学力和学养的问题了。大致而言,要做过学术综述方面的工作,有史料学、版本学和史实考证的学术训练,做过口述史的研究和采访调查,做过对人物、事件的专题研究,做过具体个案的微观研究,做过对历史发展脉络的宏观梳理,做过思想史、概念史方面的工作,做过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探讨……。进行这些学术工作,并不是说都要有专精的研究,而是指研究者的历史感知能力的培养,从事研究应有的知识结构的完备程度而言。研究者的学术训练越全面,专业知识结构越完整,越能有论史的分寸感,越能接近历史真相,复原出的历史场景就越清晰。不会简单地被历史的文过饰非所迷惑,不会轻率地陷入宏大叙事的历史空洞之中,能够形成自己的历史叙述风格。当代史研究如此,其他学科也应是大同小异。

   社会转型时期,世道浇漓,学风不振,需要寻真向善的知识力量。学者能够格守自己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的知识本份,保持诚心正意的学问态度,确立是非善恶的道德底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奉行专业主义的政策,这既是社会转型对善知识的要求,也是学者们的立身之道。为学者能不细察乎?!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教授)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1/2期合编本

   杂志投稿邮箱:zlygl@css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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