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9 次 更新时间:2013-12-10 19: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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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进入专栏)  

    

   11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做了题为《现代化在中国的脚步》的讲座。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有点跨界了,我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但今天讲的内容可能会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为什么讲这么一个题目?我在想,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我们怎么理解中国目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理解中国的几种框架

   大家容易想到的第一个框架就是转型,从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思考,但这个框架的内涵比较窄,纯粹是一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涵盖的范围是有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发展的框架思考中国的转型,即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如何走向一个发达国家的过程。发展的概念可大可小,可以是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提到发展还是经济范畴,和经济收入提高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个框架恐怕也不能把我们整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概括进来。

   在官方的话语里,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复兴的这个框架里来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做了一个中国复兴指数,每年公布一次,基本上是按照我们总书记的目标,2049年达到中华民族百分之百的复兴,每年往上调几个点。这也是一种思考中国发生事情的框架,但是这个框架实际上还是以经济赶超为框架来思考中国的变化。

   我个人认为,用现代化框架来理解中国当前发生的事情是一个更适合的框架。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模式问题。福山在他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优势就是有一个高效和强大的政府,在当代,这样的一个政府造就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国内外,更有一些人总结了"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的"威权体制+市场经济"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然而,中国目前的体制是否就是终极模式?我觉得,要理解这个问题,用现代化进程这个框架会更容易一些。

   第二个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往往把它放在一个转型的框架中理解(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出来,计划经济对社会的控制非常多),但是我们用现代化这个框架来理解会更容易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城管,时不时就会出一个消息,最新的就是夏俊峰案。夏俊峰杀了两个城管,判了死刑到底是不是应该?在判死刑之后有很多媒体的讨论。这个就涉及政府和社会、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如果我们仅仅放在转型这个框架上去理解(即政府让渡权力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是不够的,城管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放在现代化的框架来理解可能会得到更加中性的一个看法。

   再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讨论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有今不如昔的心态,认为我们的道德在滑坡,所以我们应该恢复读经典、读古典、读孔孟之道等等。刚好我在《读者》这本杂志上看到五四之后傅斯年在《新青年》第6期上写的一篇文章,今天再登出来显然是有意义的,傅斯年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中国狗和中国人》,他开篇就说: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傅斯年接着说:

   我听了这番话很有点感触,为什么中国狗这么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

   他认为中国道德或者文化传统是长时间形成的,是固有的。他当然不是仅仅说中国人不专心,没有责任心,而是对中国人的道德素养持全面的否定。五四这一代人,完全地摒弃传统文化。还有一部分人--比如现在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比方河清先生,他说中国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搞独裁。我觉得两者看待我们的文化的态度可能都是片面的、停滞的。采用一个更加宽广的框架来思考中国当代的一些问题,可能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些。

   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生活方式

   我下面简单地回顾一下现代化的内容,还有现代化需要的新的行为规范,这些不是我的领域,所以我就是简单地说一下,回过头来我们再讨论中国的问题。

   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体现在三个方面: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生活方式。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

   技术进步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我们从原始社会开始,主要就是采集、狩猎,那时候技术非常简单;到了农业社会我们有了农耕技术,有了剩余,可以养一些闲人,因而就有了文明;到现代就有了现代工业,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当代社会,信息技术让世界发生更快的变化,二十年之后使用的技术今天都还没有出现。

   技术的发展超乎想象。随着技术进步,我们的生产组织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在原始社会里,我们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因为狩猎需要大家的协同;到农耕社会,家庭成为生产单位;到了现代工业,就以工厂为单位;到了今天,很多小型公司出现了,人们甚至可以在家办公。这些变化都是技术带来的。科斯说市场与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但是科斯先生观察的是水平的这一面,就是给定生产技术,市场和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但是他没有考察另一面,就是时间这一面,沿着时间这一维我想生产组织的变化还是取决于技术,技术的进步最后会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今天,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产组织一方面变得非常繁杂,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社会协作越来越重要。这两者之间有点儿互相对立,这是现代社会的矛盾之一。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组织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但是,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在增加,这就是社会学所说的生人社会。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的角色都很多样,你在工作单位是一个角色,在朋友圈又是一个角色,在同学面前是一个角色,在家里又是一个角色。

   理性、私人空间、公德心

   我想着重讲一下,由于现代化产生的变化,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为规范。我说的这个行为规范是比较抽象、但又应该落到我们生活中去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现代化需要的行为规范归纳起来有三点:理性、私人空间、公德心。这三点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民众的要求。

   先说理性。在传统社会,特别是中国人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构造的社会里,人们的行为以情感为基础,如果情感没办法支配,就只好求助于独裁。大家都看过《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其实村长已经被抓去行政拘留过了,但是秋菊就是觉得不够,要讨个说法。什么说法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实际上她就是要求村长在村里乡亲面前赔礼道歉。但是,法律并不这样要求,法律已经惩罚他了--他已经行政拘留15天。秋菊的要求是基于情感,而不是法律的。

   现代社会需要理智,需要法治。在政府这个层面,我觉得上海和北京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上海比北京理智得多。比如私车额度拍卖这件事。上海从1998年开始,而北京几年前才开始限制车辆,到今天还是在摇号。为什么要摇号呢?北京人的回答是,这样公平。听起来他们是对的,因为每个人的概率都是一样的。但是,摇号听起来公平,实际上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最需要车的人可能买不到车。上海的拍卖制度非常理性。你不是急于用车吗?你可以去拍嘛,出价越高越可能得到车牌。北京人就会说,谁有钱谁就可以取得车牌,这不公平。但实际上你细想一下,这是不对的,因为牌照价格没有高到限制购车的水平:如果你能买得起车的话,你绝对能付得起这个牌照价钱。牌照价根本不会成为购车的约束条件,北京的摇号政策就没有实现公平。

   为什么当代社会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更少的情感呢?我觉得关键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社会生活、生产组织越来越复杂,在一个陌生社会里,不运用理性解决不了问题。在一个村子里,如果家里有3个儿子,你基本上可以称霸这个村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拳头可以解决问题。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农村人喜欢生儿子,我问过老家的乡亲,得到的回答是,好打架呀!但是,在城市里,打架是没有用的,今天你把一个人打趴下了,明天碰到另一个生人你还得打一次。在生人社会里,你一路打下去就是很不理性的。

   其次,现代社会里时间成本非常高,而且这个成本是随着你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高。这样,大家就不会去计较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无法挽回的东西,我们经济学里头叫做沉没成本的东西。这里要说到上访,我们学校里一位法学院的教授说过,90%的上访人员都是神经病,这大概是过分了。但是,的的确确有些上访人员是不理性的,他们在上访上花的钱和精力最后远远超过他们失去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里,这就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然而,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转型期里面,必须面对这个事情。

   在这里我想比较一下道德和法治。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情感的,就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的,道德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是把你放在别人的位置上产生的情感。但是,道德的维度非常多,各维度之间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在座的有女生,可能有些人还没谈恋爱,谈了恋爱之后到某个时候就想要测试一下你的男朋友,经常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都掉水里,你先救哪一个?其实这对男生来说是一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你说哪个都不对。你要聪明点就立即说,我当然先救你呢!女生会很高兴,但回家一想,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孝啊?他既然对他母亲都这样的,是不是以后对我也不会好呢?当然,你要立即说,我当然先救我妈了,女生就要立即说拜拜了。关键是,这两个价值都是我们需要的,孝道和爱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放到一起就起了冲突。

   我以前关注过一些政治哲学的东西,最后发现,所有的政治哲学学说都可以归结成简单的公理假设,这个公理假设是你不能推导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哥德尔定理,说的是,一个形式逻辑系统不可能自己证明自己,即一定需要一个公理假设。所以,最终所有学说都是一种公理假设之间的抗衡。

   这样,基于道德来制定我们的行为规范就会出现问题。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法律,其中有一条说年轻人有定时看望父母的义务。这在现代社会显然很难实现,因为人口流动很多,看望父母这件事往往会和其他事情发生冲突。

   所以我们需要法治。法治是基于理性计算得到的一套行为规范,因此内部不会发生冲突。法律可能是冷冰冰的,但却可以给我们逻辑一致的行为规范。

   私人空间由两个因素产生,一个是我们生活在生人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第二个就是要有产权,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复杂,你需要不断地分解和建立各种各样的产权。这些产权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包括社会和政治的领域。

私人空间不仅仅是对政府的约束,而且也是对民众的约束。我想举抽烟这个例子。因为我自己不抽烟,特别反感抽烟,所以刚回国的时候总为抽烟的事儿和别人吵架。比如,那时候在公共汽车上就会有人抽烟,我就去说他,他就不高兴。在餐馆里,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识,但就有人大摇大摆地吸烟。这样的人是对别人私人空间的无意识,他没有想到有些人不抽烟,需要这个私人空间。再比如排队这个问题。在农业社会中,大家无需排队,因为没有这个必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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