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我最崇敬的伟人曼德拉去世了。曼德拉不仅仅是南非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他向我们显示，人类的某些成员可以成就什么样的奇迹和伟业。
曼德拉的伟大之处在于，第一，他走了一条最难走的路，一条为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舍弃唾手可得的廉价荣耀，甘愿承受污名、忍辱负重的路；第二，这条最难走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走不通的路，他居然走成了。
这条最难走的路，叫做“真相与和解”。
曼德拉原本是一位以暴力推翻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府的实践者、领导者，为此被关押了漫长的27年。如果仅仅如此，后人只能说，曼德拉是一位为伸张正义不惜采取任何极端手段的英勇斗士，但不足以称之为伟人；这种人古往今来数不胜数，毫不足奇。他的伟大在于，当和平解决民族分裂与仇恨的机会来临时，他能够毅然决然告别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的旧路，选择一条会立即招致铺天盖地的谴责谩骂，而前途却凶险莫测的新路。旧曼德拉已经足以令人崇敬，而新曼德拉几乎是个令人不可置信的奇迹。他和图图大主教、白人政府首脑德克勒克以及其他南非领导人一起，创造了叫做“真相与和解”的奇迹。
当年曼德拉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处理旧政权留下的反人道罪行历史遗产”问题；这是几乎所有的民主化转型国家都会遭遇的；大多数民主化转型失败的国家，都在这个难题面前绊倒了。
学者A.Rigby在许多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概括出了三种处理方案：“遗忘”、“惩处”和“真相与和解”。
第一种方案是“遗忘”──忘记过去，既往不咎。典型个案是20世纪70年代民主化进程中的西班牙。西班牙“遗忘”模式的最大好处是民主化和平转型得以顺利实现，与此同时，却让“正义”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是因为，“伸张正义”与“和平转型”这两个价值目标之间，存在着纠缠不清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
“遗忘”方案得到大多数西班牙人赞同，原因是：
1. 时间久远。内战和弗朗哥的残酷清洗是40年前的事了，当事人大多已故去。
2. 民主化是由各方达成妥协而启动的，旧政权及其支持者同意民主化转型的条件就是既往不咎，否则新生的民主政权随时可能被右翼政变推翻。主流民意充分认识到，民主转型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其它一切都要服从这一目标。
3. 人民大众当中的大多数要么参与和支持、要么宽容和默认了旧政权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一种“逃避主义”的集体政治文化。认真追究责任的话，几乎每个人都难辞其咎。“英雄难觅，每个民族都一样”。
4. 创伤太重，靠追惩彻底治愈不可能，由此形成了共识：为避免新的流血冲突，只能本着妥协与和解的现实主义精神，共同制定“遗忘公约”。
5. 摩尼教式“非善即恶”的冲突论不适合民主社会，必须以悲剧眼光看待历史，双方都要承担西班牙内战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悲剧有时并没有责任者，它是命运对人类搞的恶作剧。
第二个方案是“惩处”──追究责任、惩罚罪人，以伸张正义。典型个案是纽伦堡审判，和苏联解体后的某些东欧国家。和“遗忘”方案相反，这一方案使正义得到伸张，但是，代价却也很沉重。
首先，最困难的是如何明确责任。要对那些侵犯人权的事件进行审判，就必须严格分清有罪和无罪、作恶者和受害者。但是，这种善恶分明的摩尼教范式并不能反映专制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区分过四种罪责：确有违法行为的人应负刑事责任；帮助那些刑事罪犯获得权力的人负政治责任；一切听任具体罪行发生、没有挺身阻止的人负道义责任；广而言之，一切没有尽到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人负抽象责任。按照后两条标准，对于绝大多数人，“惩处”的界限划在何处，势必是个极有争议的问题。
另一个棘手问题是处理助纣为虐的“通敌者”。
“通敌”的前提是社会分裂成两个正邪、善恶分明的敌对阵营。问题在于，这种情况仅仅在所谓“正义之战”的战场上存在，并不完全适用于比如二战期间纳粹占领地区，以及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普通民众。无论何时何地，“多数人选择生存而不是英勇就义”，“大多数人既不是积极的抵抗者，也不是自觉的通敌者,而是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立场：半通敌、默认、屈服、保守中立、低调零碎的抵抗” 。大多数人与政权达成了一份契约──放弃民主和自由，换回基本生存需要和经济安全。
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后，捷克总统哈韦尔充分意识到旧体制所产生的弥漫全社会的影响，人们在长期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成了国家镇压机构的帮凶，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采取任何清洗行动。“哈韦尔是唯一真正意识到极权主义实际上己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每个人都是制度的合作者与同谋。因此，他上台后即指出，违反人权的历史不应忘记，但作恶者应该得到宽恕……总之，当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制度的合作者，在这样的社会里，谁是罪犯，谁有资格担任审判官？”
更何况，东欧共产党的统治曾经得到多数“劳动人民”的积极支持，并不存在“抵抗”和“通敌”的截然二分。
苏联垮台后，东欧人民复仇的怒火集中烧向国家安全部门的秘密警察，和充当线人的告密者，人们认为这些人是极权暴政道德整体堕落当中尤其恶劣的一部分，罪不容赦。但随之而来的质疑是：其他共产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呢？给秘密警察下命令的不是这些人吗？其他公务员，以及广大共产党员又怎么样呢？难道不正是他们积极支持和参与了所有这些坏事吗？还有，得到或多或少既得利益的“广大工农群众”，难道就没有责任了吗？……为了实现正义，必须没完没了地追究下去。
这还不算完──多数极力要求惩罚“通敌者”的人，恰恰是从来没有动过一根手指头去反对旧政权的人。旧政权的罪恶大厦崩塌了，但是，怎样逃脱自己过去无所作为的羞愧呢？最方便并且冠冕堂皇的办法当然是，把罪过全都推到秘密警察头上，断言就是它控制着国家的暴力机器，操纵和胁迫人民服从，普通人民是无罪的。
更恶劣的后果是，英勇反抗东欧旧政权的前持不同政见者反而成为被打击的目标──只要他们和秘密警察沾上了边，找到他们“软弱”、“有错”的证据毫不费力，而那些从不抗议的庸人们反倒是用不着费心和秘密警察打交道，也就没有机会“犯错误”。
对前持不同政见者的诬陷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策略。民主化之后，某些一夜之间冒出的“民主党派”存在着一个不利因素：在旧政权倒台前，党内杰出人物中没有一个人是反对派人士。因此，作为一种政治策略，这些政党宣称，秘密警察已完全渗透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去，并且掌握了运动的控制权，那些“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是通敌者。
这种种复杂情况，远远超出黑白、正邪二分简单头脑的想象，使得一味追求正义伸张反而制造出更多、更大的非正义。
第三条路，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这是一条避免了前面两个极端的“中间道路”：赦免个人罪责，因为这是换取罪行真相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宽恕但不忘记”；没有集体大赦，大赦以个人名义进行，赦免的基础建立在个人彻底坦白自己的罪行之上；申请大赦的犯罪嫌疑人（包括前政权和反对派双方，而不仅仅是前政权）必须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是代表某个政治组织或执行其命令，而不是出于个人利益和怨恨；手段必须与目的相适配，也就是说，没有过分的残酷行为；成立一个“补偿与平反专门委员会”，确保对受害者实行足够的赔偿，等等。
南非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赞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一模式应当被其他分裂社会所仿效。
南非模式能够得到多数人支持，有赖于几个重要条件：
居首位的是基督教信仰。图图大主教在他的名著《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说道──
激励我们的不是政治动机，而是《圣经》的信念。……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常常为人可以邪恶到如此地步而深感震惊，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说，具有这种行为的人是魔鬼，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魔鬼。但我们必须区分行为和罪犯、罪孽与罪人，应当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腔热忱……基督神学认为，尽管他们行为可憎，但他们仍然是上帝的孩子，能够忏悔、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能够做出可怕的邪恶行为──我们全体。谁也无法预见，如果受到同样的影响，处在同样的境地，我们就不会成为和罪犯同样的人。这不是纵容或原谅他们的行为。这是要让心中充满更多的上帝之爱，为看到他所爱的人走上这样的悲伤之路而哭泣。……尽管有许多现实不如人意，但邪恶、不公和压迫无论如何不会最终占上风。
第二，班图精神（Ubuntu，南非黑人的部族团结精神）──
Ubuntu……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人的人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我们绑在同一种生活之中。……社会和谐是最大的善行，……愤怒、反感、渴望复仇，甚至于通过恶性竞争获得的胜利，都会侵害这一善行。宽容不只是利他，而且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也使我失去人性。宽容使人坚韧，使人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第三，领导人的榜样。“真相与和解”的灵魂人物是曼德拉，以及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图图大主教本身就是基督精神的化身，作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和领导作用。而曼德拉，图图这样描述他──
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因身陷囹圄而满腔仇恨、誓死复仇的人，德克勒克先生很可能不会宣布他的改革计划。幸而他遇到的这个人，是被造就成有良知和卓越品质的囚犯……德克勒克看到的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宽宏大量的人，是一个渴望献身于让种族隔离、不公正和种族主义离间了的人们实现和解的人。这个人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异不已。
图图大主教还认为，白人政权的前总统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是当之无愧的：
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我相信，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经历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要说服白人社会，让他们接受通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大权，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很少有选民会拥戴要把政权交给世仇、并以此为政纲的候选人。
当我今天重新引述这些文字的时候，仍然为之深深感动。我们今天告别曼德拉，向伟人曼德拉致敬，必然会想到我们自己面临的同样难题： “八九风波”，文革，大跃进，反右，土改，镇压反革命，……南非模式得以成功实施至关重要的那些条件，在我们这里似乎一样都不具备。我们能够创造出这些条件吗？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