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芳:中美军事关系能否走上良性互动轨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 次 更新时间:2013-12-09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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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芳  

 

8月16日至2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将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这是去年底中美两国国家防务团队换届后,中国防长首次访美,标志着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两军的良性互动,是对近一年多来两军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一次最新给力。

2012年以来,在两军仍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基本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务实的军事关系,这种势头在2013年上半年以来得以有效延续。目前,中美军事交流良好势头表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两军高层互动频繁,战略共识不断强化。2011年9月,中美军事交流再次因美国对台军售放缓,但并未完全中断。进入2012年,中美逐步克服因此造成的消极影响,两军高层交流呈现出愈加频繁和密切态势。5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访美,6月美军太平洋总司令洛克利尔访华,8月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蔡英挺访美,9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华。通过高层互访,双方提升了互信,就管控分歧和深化非传统领域合作达成共识。2013年,中美两军交流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访华,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来华访问。此次常万全部长访美,是旨在落实今年6月“习奥会”达成的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军事关系的重要共识。根据此访成果,解放军总参谋长2014年将访问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海军作战部长2014年将分别访问中国。从作用上看,中美两军高层互访提升了中美政治互信程度,为发展两军交往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促进其在困难时期实现转圜。

第二,防务对话磋商机制不断推进,战略沟通与互信显著加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两国致力于推进防务对话磋商机制的建立,取得了重大成效。目前,两军已建有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国防部工作会晤、国防部热线、战略安全对话等对话磋商机制,对于加强两军沟通和增信释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7月,中美在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举行了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双方就当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此次常部长访美成果之一,就是推动两军对话磋商机制进一步发展。双方同意在解放军战略规划部与美军参联会战略规划与政策部之间建立对口交流机制,积极探讨建立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继续研究有关中美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问题。可以说,中美防务对话磋商机制的建设,有效保障了两军之间的沟通交流,确立了两军通过建立机制和制度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对于防止两军间误判误算、增强两军在突发事态下互动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不断寻求亚太多边框架下的良性互动,交流合作渠道日益拓展。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对话,并在这一框架下拓展与美军交流合作的渠道。自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都派出高级军事代表团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美两军领导人既利用这一平台进行多边交流,也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双边会谈,加强了两军间的对话。东盟防长扩大会是目前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防务安全合作新框架。中美均作为东盟防长扩大会的成员国,在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防务架构下互动,拓展了两军交流的渠道,有助于增进两军互信。此外,中国将应美方邀请参加2014环太平洋联合军演,这是中国首次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必将推动两军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第四,非传统安全及其他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利益汇合点不断扩大。近年来,中美两军都致力于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恐、反海盗、维和、后勤医疗等非传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06年11月,中美举行首次海上联合搜救演习,成为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军首次开展的重大务实性交流。2012年9月,中美海军首次在亚丁湾举行反海盗联合演练。今年4月,双方确定将在亚丁湾再次举行反海盗联合演练。此次常部长访关,双方同意今年11月在夏威夷举行中关两军首次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实兵演练,以及在今年晚些时候就非传统安全任务的后勤保障问题开展探讨。此外,中关还同意进一步深化中关军事档案合作,建立合作机制等。制约两军关系深入发展的症结

虽然近期内中关军事关系发展出现了良好势头,但回顾冷战结束以来两军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会清晰看到,军事关系始终是中关两国关系发展中的“短板”。自1989年至2011年近22年间,中关两军关系曾经历“八起八落”,一直起伏不定,始终没有走出“发展一一停滞一一再发展一一再停滞”的怪圈。平均算来,大约2-3年内中关军事关系就出现一次重大波动。当前,中方认为中关军事交流而临关方人为制造的三大障碍:关国对台军售、关军舰机对中国进行的高强度海空抵近侦察、关国法律对中关军事交流做出的歧视性限制。细观2010年以来国际政治变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关两军关系深入发展的阻力和困难将更多来自中美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中美战略互疑,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美方对所谓的中美结构性矛盾持有根深蒂固的悲观态度。历史上西方霸权的更替都是通过冲突和战争实现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难以逃脱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因此,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崛起必然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霸权体系。美国必须未雨绸缪,对华积极采取预防性外交,必要时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这是造成中美战略互信缺失或“信任赤字”的根本原因,也是两军难以真正达成谅解合作的实质性障碍。对于中方提出的和平发展的战主张,美方认为这是中国实力相对弱小时期韬光养晦的策略。对于信奉实力和实用主义的美国来说,任何美好的对外政策宣誓都是不可靠的。可以预测,中美战略文化的错位,将使得中美结构性矛盾认知短时间内难以消解。

第二,双方对彼此军事部署及军力发展的意图存在猜忌。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着手进行战略重心东移,从2011年起强势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对美日、美韩同盟关系实施“再绑定”,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不断强化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提出针对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A2AD)的“空海一体战”概念,以及在亚太频繁举行联合军演,倡导“印太”新概念以试图构建亚太“小北约”,等等。中方认为美国强化亚太军事存在的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和平崛起。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军事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提升也引发了美方的猜疑和指责,美国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和意图不透明。

第三,双方对彼此外交政策中的“悖论”相互指摘。中方对美方的指责是,美国坚持以地区国家间同盟关系为安全支柱,同时又致力于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在中国与美国盟友的领海领土争端中,美国明确表示不选边、不持立场,但并不表明美方没有立场。美国如何避免在亚太地区因第三方因素而与中国发生擦枪走火?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是,中方主张和平发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但为什么对外维权上却保持强硬姿态?中方主张和平发展,但为什么不断扩张军力、特别是大幅提升海军建设?

第四,双方对军事合作路径的认知存在重大差异。对于发展两国两军关系,中方表示会登高望远提出长远发展的规划,坚持双方就大的原则达成谅解后,再开展具体合作,而若原则问题谈不拢,则难以开展具体合作;美方则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进行合作,在不断合作中积累互信和共识,最后再解决原则问题。此外,双方对于军事透明的问题分歧也较大。美方认为透明的关键是实力透明,意图并不可靠,因为国家政策可以一夜之间改变。美国还强调,现在的意图也不等于将来的意图,实力的增长往往会导致野心呈几何级数膨胀。中方则认为,国家间关系关键在于诚信,军事透明的关键是战略意图,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可靠的,战略意图是透明的。凡此种种,两军关系中搞不懂对方逻辑、自说自话的问题,也从根本上阻碍着两军交流合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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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世界知识》2013年第1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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