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风暴，继续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全世界都更加关注并热议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成就是“中国模式”带来的效应；也有学者认为这不归因于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是我国坚持“中国道路”的结果。本文旨在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就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进行梳理，以求对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发展成就提供一种宏观的视角。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就有国外学者关注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之类的语言开始出现在中外学术文献中。

2004年5月，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论文。雷默在比照“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就及其经验作了全面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大胆尝试，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或叫“中国模式”，他认为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①雷默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的经济奇迹及其背后的发展过程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由此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正如吴敬琏指出的，以21世纪初的“北京共识”为开端、逐步发展成型的“中国模式论”提出了一个对于总结过去，规划未来都是极具重要性的问题，对决定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讨论。②

那么，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又怎么走？限于篇幅，本文拟对中外学者的探讨进行简要概述。

一、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

(一)主张“中国模式”论

何谓中国模式？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③

英国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成功表明，中国的国家模式注定要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由此也将改变未来经济分歧的相关条款。可以想象，次贷危机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④

BBC网站刊文认为，新的中国模式是一个集极强竞争力和庞大市场于一体，且拥有执行力强大、无处不在的政府的模式。尽管中国仍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称职的政府。中国过去30年来经济腾飞，年增长率高达10％左右，这一切是在中国政府的策划下取得的。自英国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开始后，这是世界见证过的最令人惊奇的经济变革。⑤

瑞银全球新兴市场研究部主管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同时也与“亚洲模式”非常接近，但也有其特别之处。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充分肯定中国模式，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⑦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相互的有机结合，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吸取中外一切优秀成果和经验，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他认为，这个模式至少包含了8个特点：实事求是；民生为大；稳定优先；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⑧

阿根廷安赫尔·比利亚里发表题为《“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赢得拥护者》称，西方正因债务危机、无力创造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而悲观失望，与此同时，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所赋予的地位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中国政府到海外投资，借钱给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提议将中国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替代选择也只是时间问题。⑨

前西班牙驻华使馆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前主席恩里克·凡胡尔著文称，当前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就是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的兴起，发展中国家将这一模式看作“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替代选择。他认为，中国模式有五大特征：国家资本主义；改革政策的渐进性；对外开放；政治专制；面对各种形势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⑩

萧功秦指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强国家—弱社会”结构，“中国模式”需要改良，而改良的关键是发展公民社会，让强国家和强社会结合，而不是强国家和弱社会结合。(11)

贺雪峰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城乡二元结构。他在多篇论文中论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合理性，二元结构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而且农民可以退回到以一亩三分地为生。认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让“中国制造”长期处在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应长期坚持。(12)

郑永年指出，“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从总体上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否能成为—个可替代的模式，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13)

吴敬琏对所谓的“中国模式”内涵作了这样的概括：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同时，吴敬琏也提醒人们，中国为赢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成本也大得惊人；政府启动巨额投资和海量贷款“保增长”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之间如何权衡，恐怕也非一眼就能看穿。(14)

(二)对“中国模式”论的批判

目前，学界对“中国模式”论持反对观点的基本上可分为二类：一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二是对“中国模式”表示怀疑。

1.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中国模式是个大杂烩，包含东亚的新权威主义、拉美的集团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列宁主义。这种模式创造的奇迹不是没有代价的，比如环境严重污染，水资源被毒化，民族矛盾激化等问题。付出才有收获，关键要看两者是否成正比。(15)

哈佛大学傅高义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邓小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不觉得中国是一个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发展这么快也是派了好多人到外国去学习，引进技术，引进很多新的管理办法，这对中国的成功是很重要的。其他国家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情况做。”(16)

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7)

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也认为没有“中国模式”。他强调，中国三十年成就的秘诀归结到一个词就是“实用主义”，仅仅实用主义肯定不够，应该还有实干精神。(18)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国在成功方面和其他国家采用的办法是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第一，是社会投资。第二，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效果，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第三，从政治来讲，是进行了渐进式的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19)

李君如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20)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副院长和中宣部理论局何成、宋维强发表文章指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国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方式亟待改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21)

余永定指出，令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巨大成功的发展模式是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初始条件的一种东亚发展模式的变体。但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已经耗光了大部分潜力。因此中国已到了紧要关头：如果不进行痛苦的结构调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就有可能戛然而止。(22)

岳健勇则指出，中国当前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无技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基本走到了尽头。(23)

雷颐认为，中国的发展只表明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每个国家的转型道路乃至“定型”之后的形成，都不会完全相同，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但大体而言，一些重要制度的基本框架是有普遍性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向世界普遍性因素靠近的。(24)

丁志刚、刘瑞兰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中国模式说”其实是将中国经验误解为“中国模式”了。但是，经验不等于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征；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已经证明了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中国模式说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5)

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指出，现在有人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但是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所以，这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是真的。他进一步强调，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26)

童之伟尖锐地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要害主要是维持现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同时否定继续改革的必要；“中国模式”的提法反映了中国一部分国民安于既得利益、故步自封、不愿改革、尤其不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中国模式”，必然会掉进“左”倾极端主义的陷阱。(27)

秦晓指出，“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特殊论”)，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启蒙价值”(“取代论”)。他认为，“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辨”。他强调，“特殊论”是伪命题，“取代论”是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28)

许小年也强调：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到1994、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是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大政府模式。(29)

2.质疑“中国模式”论

2011年9月，美国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题为《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一文认为，中国克服了3年前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年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相继陷入了经济停滞和政治混乱的泥沼当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国内有人提出了所谓“中国模式”最终将战胜发达国家民主资本主义的观点。文章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有政治和经济两层意义。政治方面是指威权主义国家。另一个层面是经济。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过去30年一直追寻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带动了出口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再次依靠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受益于巨额的刺激经济措施。中国模式一大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地决定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并果断地加以实施。但他认为，并不能因为这一切就简单地认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政治制度不能只看短期的业绩，而要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能够经受住考验。从长远来看，中国将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课题。首先，如果全世界出现严重的结构性不平衡，那么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模式就会行不通。这种不平衡也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资助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美国消费者，估计不会再次扮演同样的角色。中国正在努力扩大内需以取代出口，但看不出会有多大的进展。其次，不管是怎样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动用巨资，最终总免不了要出现浪费。为刺激经济而投入的资金被大量的办事机构和工厂所挥霍。如今，三峡水库、高速铁路等许多大肆宣传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暴露出了问题。这就是一味追求速度的结果。最后是民主所具有的根本价值。随着教育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增多，人们将越来越无法容忍代替他们决策的威权主义的政府。(30)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费罗斯质疑中国模式出不了本土“苹果”公司，他指出，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带来了30年的经济腾飞，但在这种模式下，很难出现中国的“苹果”公司。他强调，中国要创造一个“中国的苹果”，只有实现社会和制度创新，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保证大学的独立性。(31)

印度尼赫鲁大学索南达·森教授从关于“华盛顿共识”的适用问题出发，认为人们已不再相信它，它也不再是一个和这里的人们有相关联的共识，它的基础看似是临时的实验，从而对现在中国发展模式或“北京共识”对于和这个国家相关的人民，比如工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有没有权威性问题表示质疑。(32)

资中筠认为，“中国模式”成为热门话题主要起因在于美欧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中国竟似安然度过，于是中国被认为有独特的“模式”。她认为“中国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模式”之说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特色，几乎没有两个国家是相同的，英国与美国不同，德国与日本也不同。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有其共同规律。现代经济发展若一定要分出模式，则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模式”。前者已为实践证明失败，后者则相对成功。中国正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型中，这个过程尚未结束，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33)

林尚立指出，中国的发展到底是道路，是模式还是经验，是好是坏，我们不能一言以概之，一锤定音，必须详细、客观、综合地分析和探讨它，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解构。(34)

赵启正强调：“中国人自己没有首先使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因为‘模式’在英文中有多重含义，它有模范、示范的意义，中国人慎用这个词就是为了避免把‘模式’变成‘要别人学习’的那种意义。如果一定要给‘中国模式’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是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实践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也许称为‘中国案例’更合适，它还在进行中，处于现在进行时。”(35)

吴晓灵则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总结“中国模式”让世人学习，还是进一步探寻中国民富国强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折点时必须回答的问题。(36)

邱耕田认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并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被包括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37)

贾康说：“近一时期各方热议的‘中国模式’问题，观点见仁见智，带来不少启发。但对于这样一个‘关键词’或‘基本概念’，却总感觉难以成立、难以认同。”(38)

有人说，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民族主义、爱国情绪达到了最高点，到处讲“盛世”和“崛起”还有“中国模式”。那一年又发生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更加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中国可以改造世界货币金融体系。中国现在到了必须回归理性的时候了。和2008年前后比较，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的“中国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支撑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本、经济成本过大，而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在趋于零甚至走向负数。中国现在最重大的问题是已经不可能再按照现在的模式运行下去了。此时此刻，“中国模式”还有一定的能量和惯性，还没有走到尽头。至于还能持续多久，三年五载大体没什么问题。(39)也有人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还有大概9年的寿期。(40)

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有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支撑：支点之一是“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权力构架，即一党领导的威权体制；支点二是“一切思维和工作都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控制体制；支点之三是“政府所操控的市场经济”。丁学良承认，“中国模式”存在着四大成本支出。一是对中华民族深层的、长远的生态系统的过度剥夺；二是对中国相对弱势的群体、相对弱势的地区、相对弱势的部门和相对弱势领域的长期不公平的剥夺；三是政府在公共领域中日益扩展的非规范行为；四是对公共政策领域里面的正常研究，特别是理性的辩论探索，长期的有时候甚至是粗暴的干涉。前两个成本是物质性的，后两个成本是体制性的。在日益变化的国内背景和国外背景下，“中国模式”变得内外交困。(41)

张五常完全撇开为发展所支付的人权成本、环境成本和各种资源成本，根据我国市场的轮子和政府的轮子共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事实，认为中国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中国模式”论者也认为，国家主义的制度安排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荣剑指出，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实现的。但也要看到，国家主义体制是一种缺乏民众参与的、毫无约束的发展模式。国家低价大规模征用农地，各种疯狂的拆迁，放纵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环境保护的低投入和软约束，以及脆弱的财产保护体制和尚不具有独立地位的司法体系，都是为这种发展付出的巨大代价。(42)

3.阶段成果不是目标模式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近几年中国经济出现“投资怪圈”是由于内生机制不完备，需要靠外生力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就是靠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虽然有用，但它毕竟为辅，市场机制是为主的，有些问题绝不是宏观调控能解决的。他认为，我们绝不能把已经取得的成果看成是我们的目标模式。胡祖六认为，过去5年，我们陶醉于子虚乌有的“中国模式”，好像只有中国模式才管用。但现在在今天所处的位置看一看全球环境，过去5年在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政府政策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43)

二、只有“中国道路”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在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对这一论断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观点，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前提比较一致，大多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秦晓所说的：“首先，中国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和普遍性尚需实践和历史的进一步验证；其次，从本质上讲中国仍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都会有自己的特征和元素，这是由它的文化历史传统及外部环境约束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选择可以背离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更为准确。”(44)

(一)国外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论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指出，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的“历史末日”的模式，它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45)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曹天予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指市场经济向西方开放，以与传统的以计划经济和与西方对抗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这样，在理论上如何理解、在实践中如何评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46)

法国《欧洲时报》刊载《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精髓》一文指出，回顾中国30多年来各阶段的成长历史就会知道，没有不改革的中国道路，也没有无旗帜无路线的改革。中国道路的精髓就是改革。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因此形成了“中国道路”。(47)

埃及前驻华大使马哈茂德·阿拉姆指出，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小规模试验，成功后再向全国推广”的试点制。国外的先进经验在中国的应用往往从特区开始，成功之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如此摸索出—个本土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中国道路的第二点经验是“集中决策但不集中实施”。负责“非集中实施”的地方领导通过具体指标来衡量绩效，包括吸引资金、创造就业、开发区域内人力资源的能力。这种做法能有效调动地方利用各类资源促进本地发展的积极性。中国道路的第三点经验是不断推动社会的开放与进步。这包括重视教育和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吸收全球化的理念，并且在开放的同时保持自有的特质。(48)

(二)国内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论

何为“中国道路”呢？朱炳元、史春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中国道路，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而又成功的实践。它包括了在这一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形成的理论和总结出的基本经验。中国道路的产生，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元化。(49)

唐洲雁指出，我所理解的“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复兴之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艰辛探索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陈扬勇理解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在坚持这条道路的同时，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根据新的实践要求增添了新的内容。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断发展之路。

李其庆指出，“中国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其中特殊性和普遍性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特点以及国情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因此，我不赞同“北京共识”的提法。但是并不排除中国道路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构成要素具有普遍的性质。

张宁指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从自己的国情、所处的时代条件出发选择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有一些别国可以借鉴的东西，如这条道路的核心是绝不照搬别人和前人的经验，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本身以及它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不可以在其他国家原样复制的。

署名郑青原的《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肯定了中国道路，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之路，“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也激发了中外学界关于制度的丰富想象。

(三)“中国道路”的价值

周宏认为，中国在没有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条件下，通过对西方经验独立自主的借鉴和消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从而丰富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神话，中国将市场和社会主义管理有机结合的国家结构也会通过继续的自我完善而影响到市场主导的世界力量格局。一些非洲国家乐见“中国道路”的成功，因为它证明了发展并不是发达国家独享的特权，只要道路正确，发展是可以预期的。这些看法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借鉴比较价值。(50)

孔祥云、刘敬东指出，效法“苏联模式”没有出路，警惕陷阱——“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人间正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51)

严书瀚提出：“中国发展道路举世关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特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世界影响的重要原因在于：形成并提出了与这条道路相配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13亿人的主心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影响，既不要刻意回避，又不要讲过头话，关键是对此要作出如实的、谨慎的而又充分的估计。”(52)

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为亿万中国人民昭示着未来的光明前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中国道路”，绝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注释：

①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3—415页。

②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③詹得雄：《“中国模式”彰显世界意义》，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1/01/content_2404507.htm。

④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51页。

⑤BBC网站：《欢迎了解新的中国模式》，参考消息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2/1105/114502.shtml。

⑥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28－133页。

⑦Joseph E. Stiglitz. Towards a New Model of Development[BE/OL]。

⑧张维为：《一个奇迹的剖析——中国模式及其意义》，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26/c_121233603.htm。

⑨安赫尔·比利亚里：《“中国模式”在国外赢得拥护者》，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2/0104/10042.shtml。

⑩恩里克·凡胡尔：《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独特性》，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1/1025/4401.shtml。

(11)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前景》，《社会观察》2010年第12期。

(12)贺雪峰：《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http://www.3nongren.com/wenku/yantao/201103/876.htm。

(13)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lO年，第1－4页。

(14)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15)袁子林：《忠言逆耳》，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228529.html。

(16)傅高义：《邓小平开辟的道路》，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aizhidao81/。

(17)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健：《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18)袁子林：《忠言逆耳》，http://blog.ifeng.com/article/14228529.html。

(19)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0)刘卫民：《中国模式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21)李慎明、何成、宋维强：《“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中国教育报》2010年12月23日第5版。

(22)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3页。

(23)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领导者》2011年总第40期。

(24)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6页。

(25)丁志刚、刘瑞兰：《“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学术界》总第143期。

(26)周有光：《中国模式不是真的太乐观不行》，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100804/10228419851.shtml。

(27)童之伟：《空谈中国模式会掉进左倾极端主义陷阱》，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tongzhiwei/?pageTop。

(28)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23－24页。

(29)许小年：《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12/07/19937476_0.shtml。

(30)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有待时间检验》，参考消息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1/0928/2958.shtml。

(31)詹姆斯·费罗斯：《中国模式出不了本土“苹果”公司》，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2/0528/42299.shtml。

(32)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33)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7页。

(34)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93－195页。

(35)赵启正等：《对话中国模式》，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36)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6页。

(37)刘卫民：《中国模式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38)谢平、管涛、黄益平等：《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39)朱嘉明：《中国改革的道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article_2012110370279.html。

(40)李剑芒：《中国模式还能走多远》，http://blog.ifeng.com/article/3628914.html。

(41)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50－153页。

(42)荣剑：《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21653775_2.html。

(43)《众专家谈民富：政府需转变角色应废除国企特权》，http://money.163.com/12/1214/14/8IMKURV100254SQE.html?from=money。

(44)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

(45)季塔连科：《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远东问题》2004年10月。

(46)曹天予：《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90页。

(47)《改革是“中国道路”的精髓》，http://oversea.huanqiu.com/political/2012-11/3269339.html。

(48)马哈茂德·阿拉姆：《中国走出独特发展道路》，参考消息网，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2/1016/105218.shtml。

(49)朱炳元、史春燕：《中国道路的理论价值、基本内涵和实践特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第6期。

(50)周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37—45页。

(51)孔祥云、刘敬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5页。

(52)严书瀚：《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影响》，《克拉玛依学刊》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