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 ——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2 次 更新时间:2013-12-09 15: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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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永  

    

   【内容提要】 文章借助对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的细致梳理,呈现了政治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过程。通过对扫盲兴起原因中政治诉求的呈现、扫盲教材中政治认同塑造的揭示,以及扫盲实践对现实政治需求回应的分析,指出了乡村扫盲并非简单的文化教育,而是一次着力于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建构,并由此将革命理念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的政治规训过程。在这样的规训之后,原本目不识丁的乡村人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新人”。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新人/乡村扫盲/政治认同

   1956年秋收前后,部分农业社先后出现“退社”与“闹社”风潮①。对此,毛泽东认为“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②,而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就有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之呼吁③。很显然,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两次强调,均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教育,而是着眼于社会主义认同构建的政治教育,是希望由此塑造农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

   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民众认同都是其巩固并维持的基本条件④,1950年代的中共政权同样如此。以往研究认为,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对革命认同塑造有重要意义⑤。吴毅就指出,正是经由土改这样的社会动员,一个国家支配与规划的村庄政治生活模式才得以形成⑥。而1956年“闹社”风的出现,意味着类似土改等运动形构的认同并不牢固。实际上,政治运动中展现的认同多有仪式化特征,未必是真正认同⑦。1950年代农民与新政权关系的不断变化表明,运动中的政治认同即便存在,也具有即时性和生活化特征⑧。毛泽东对“群众缺乏教育”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农民缺乏社会主义(合作化)认同的忧虑。至少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农民社会主义(合作化)认同的塑造,仅有硬性的权力运作是不够的,还要“伴之以说服教育”。1950年代初兴起的乡村扫盲,恰是这样一个过程⑨。

   表面来看,扫盲是一个文化教育事件,多数研究也就此而论。马云从教育变革视角的分析⑩,《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对其“识字教育”功能的强调,均未留意其与政治认同建构间的关系(11)。其他一些零散研究,虽间或注意到运动化特征,但也仅止于运动兴起与开展情形的描述,对其中的政治内涵同样关注不多(12)。储诚炜和张莉分别从“文化翻身”与“国民改造”角度讨论了扫盲的政治诉求(13)。不过无论“文化翻身”还是“国民改造”,都是扫盲之于农民影响的单向论述,推动者的政治诉求仍是晦暗不明。而毛泽东对农民教育的强调表明,政治认同塑造是扫盲的首要诉求,“文化翻身”和“国民改造”都从属于此。有鉴于此,本文对乡村扫盲的讨论,不拟呈现具体过程,而是以文本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扫盲兴起、扫盲教材、以及扫盲实践等各种文献政治意义的解读,透视这场教育运动背后的政治诉求。

   一、“文化革命”:乡村扫盲兴起中的政治诉求

   扫盲兴起的政治化特征,首先体现在推动者对其作为文化解放行动的强调。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上,谈及工农教育时指出,“中国英勇、勤劳的工人和农民,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但在旧中国,他们却被剥夺了享有文化和教育的权利。”(14)有此认识,扫盲无疑会成为乡村社会在经济与政治解放后的又一文化解放行动。

   扫盲作为文化解放行动的突显,源于推动者的话语体系里,旧中国文盲的产生是小农的“贫困”与“受剥削”所致。不过,毛泽东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发现,当地农村有一个自为的教育资助体系,形式包括“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资助者多是地主阶层。以学租为例,即是由“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15)。尽管这些资助多着眼于“考功名”,而非普及意义上的文化教育,但至少说明旧中国地主阶级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是不确切的。费孝通论及传统中国乡村文盲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中国“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16)。按照他的理解,文盲不是农民受教育权被剥夺的结果,而是读书识字对他们并非必须之事。明恩溥同样认为,“中国教育的目的,就是从古代人那里吸取智慧,将其灌输到现代人的心里。”而一些诸如“加、减、乘、除,以及小数的运用”,这些“每个中国人每天必需做的事情”,在学堂里则是学不到的(17)。由此来看,传统时代乡村文盲的涌现,虽与小农的“贫困”有关,但农民与教育的疏离,更是一般文化教育在其日常生活中实无用武之地使然。

   从传统时期的农民教育态度中,很难发现他们对文化的强烈渴求,如此,扫盲则很难成为一场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化解放行动。只有将文盲的产生归结为“剥削”与“压迫”,而非农民基于生活经验的自主选择,扫盲的政治正当性方得凸显。对扫盲有助于农民实现“享有文化和接受教育的权利”的强调,不仅是为了突出它的内在动力,更是为了表明扫盲就是农民的“文化革命”,以此强化其政治色彩。而从1950年代扫盲推动者对其必要性的论述中,也可以体会出扫盲强烈的政治诉求。

   1949年教育部发布的冬学指示,在将政治教育放在首位的同时,用大量篇幅论述其重要性(18)。1950年教育部发出的《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虽强调一般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但同样指出了要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农民觉悟程度的差异,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教育内容(19),并指出启发“觉悟”是农民业余教育的基本要求。而在教育部1952年发出的冬学教育通知中,甚至“识字”这种文化学习都是政治性的。“实验结果证明:突击速成,确实有效,推行这种方法,确能加速提高农民文化政治水平的过程,因而也将推进国家建设事业。”(20)类似倾向,在随后几年教育部的冬学通知或指示中均有体现(21)。1955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不仅强调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即便“在文化课中,也应当有政治思想内容和生产知识内容”(22)。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更是直接将其提到了“文化革命”与“政治任务”的高度,进一步突显了扫盲的政治追求(23)。所以仅从推动者的层面看,1950年代乡村扫盲的政治诉求是毋庸置疑的。

   突出扫盲的政治诉求,并非要完全否认来自农民层面的内在需要。实际上,如果没有农民的适当配合,乡村扫盲不可能开展的那样平静。在费孝通的认识中,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24)。虽然费氏并未明言是何种变化,但在论证传统乡村的文字无用时指出,“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哪里用得着文字?”(25)在费孝通看来,文字的无用,源于传统乡村是一个经验世界。而推动“文字下乡”,则必须将农民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以此判断,19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虽给乡村打上了政治烙印,但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并未改变传统乡村的经验生活传统。此情形在农业合作化到来之后,便不复存在了。农业合作化带给乡村的最大变化无疑是日常生活层面的。原本的“家户经营”到“合作社经营”的过渡,不仅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还包括对农民原有生活经验的根本颠覆。如果说在家户经营时代,农民只需通过经验传承掌握必要的生产技巧,劳动收益因与别人无涉,可以是一笔“糊涂账”,但到了合作化时期,为了保障收益,必须要精打细算。于是,传统经验失效了,文化学习成了要紧之事。引起毛泽东关注的山东省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莒南县的高家柳沟,在合作社初建时,由于群众文化水平低,找不到记账员(26)。虽然通过画圈、画标以及找“心记员”的方式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时间一久,就变得相当混乱。最终依然是在结账的时候,把社员召集起来一起凑。即便如此,有时熬至深夜,也算不出个结果,并闹出了不少纠纷。以至有人感慨,“社会主义不好办,趁早散伙吧!”“散伙”显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解决问题。在合作化形势日紧的背景下,村团支部就“临时抱佛脚”,办起了记工学习班。有了现实需要这一内在动力,此时的记工学习班明显比之前的冬学更有效率。两个月的学习后,不仅村里记账员缺乏的问题得以解决,民众的学习热情也被激发出来。这一变化容易理解。因为在合作社内部,农民的个体收入都要由其劳动工分来决定,而为了尽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农民显然有通过学习看懂记工员所记工分账目的要求。山西的西沟也是如此,“由于实行了土地入股、计划生产、集体劳动的结果,出现了好多需要文化的新问题,譬如小组的记工,保管员的记帐,技术员的学技术等,因而群众学文化的要求便提高了。”(27)

   高家柳沟和西沟的情况说明,至少在合作化运动开始后,乡村扫盲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农民的现实要求。不过这种要求只停留在记工识字阶段,深度开展仍需政治力量的推动。关于合作化在激发农民文化学习热情中的作用,合作化前后农民对文化学习的态度最具说服力。“一九五二年我们不学,政府硬要我们学,现在我们要学,政府又不办了。”(28)由政府逼学到农民要学的转变,突显了合作化对扫盲工作开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只是“要学”看似农民的主观诉求,但合作化这一客观形势的出现却表明,农民的“要学”同样是现实所迫。由此来看,1950年代的乡村扫盲,确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当然,这种政治性特征,不仅体现于推动者的政治诉求上,在扫盲教材流露出的政治认同塑造中体现更加鲜明。

   二、“由近及远”:扫盲教材中的政治认同塑造

   合作化背景下农民对文化学习的重视,源于学习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毛泽东在为高家柳沟所写的按语中,就指出了“记工需要”是农民学文化的第一目的。正基于此,毛泽东才指出,乡村扫盲的第一步是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词汇,教材的编写亦要结合合作社的需要(29)。这一要求看似与扫盲的政治诉求相悖,但考虑到扫盲实践并不止于乡土层面的第一步,还有紧随而至的第二步、第三步,所以乡土需要出发的第一步更像策略,而非终极追求。

   1956年《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对教学内容的规定,不仅遵循了毛泽东的思路,并将其总结为“由近及远”原则。规定认为扫盲教学的第一步是按照“当前农业合作化最迫切的需要”,开展地方化教学;第二步则需要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县或者本专区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做中心,加上一些本省和全国性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第三步则要把教学内容扩大到以本省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做中心,加上一部分全国性的常见事物和常用语词(30)。教学内容的由社到县、再到省的逐步推进,不只是在贯彻“由近及远”原则,也使农民的学习逐渐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学习内容的抽象化与宏观性都表明,乡村扫盲的目的并不只是适应合作化的需要,还有更深层的追求。此追求在诸多扫盲教材中可一窥究竟(31)。

   1950年代的乡村扫盲是以农民“识字”教育的形式展开的,而形式各样的识字课本自然成为首要的扫盲教材。关于识字课本的种类及数量,笔者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统计(32)。虽然1954年教育部发出指示,要求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制的《农民识字课本》,但在具体扫盲实践中,各地也会根据实际自行编印类似课本。1955年山西省赵洪县团委即组织团员,一天内编出了“四百六十七本‘记工识字课本’”(33)。此处对扫盲教材的分析,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农民识字课本,只能是一种典型分析,不过为了展现讨论的代表性,还是会尽可能关注到各个层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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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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