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永:文本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 ——1950年代乡村扫盲文献中的政治认同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0 次 更新时间:2013-12-09 15: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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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永  

   在上述精神影响下,地方扫盲实践开始跟上跃进步伐。当然,我们关心的不是“大跃进”时期的扫盲工作如何进行,而是地方实践者怎样以扫盲来推动“大跃进”这一最急迫的革命事业(56)。1958年农村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是,“掀起一个比一九五七年冬季以来更大的冬季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九年夏季更大的丰收,争取一九五九年全年粮、棉、油全面跃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57)因此在跃进形势下,以扫盲来推动生产发展便成为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

   江苏省的建湖县,就坚持以“学习生产两不误”的原则,来推动跃进中的扫盲工作。在省委宣传部的牛玉华看来,如此做并不是将扫盲提升到与生产跃进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生产中心(58)。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调查显示,建湖县的张萍乡很好地贯彻了“学习生产两不误”原则。他们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而扫盲教师也就地取材,自编教材。如插秧时教,“要看闺女先看娘,要看房屋先看墙,要看秋收谷满仓,先看目前栽的秧”。可以想象,插秧时的扫盲学习应不再是识字教育,因为识字需要心目合一。而生产中的扫盲更多应是一种“耳听”教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学习生产两不误”,只是这样的“耳听”教育实际上已脱离扫盲的范畴,演化为一种政治宣传。张萍乡的学习内容,也说明推动者意在通过扫盲解决农民集体劳动的效率与质量问题。尽管内容是生产,但如此扫盲已是典型的政治教育。除了生产中的政治教育,强化政治宣传也是“大跃进”时期扫盲的一大特色。张萍乡的教学内容中就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四十条象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农村生产变了样,处处都是鱼米乡”(59)。同在江苏的泗阳县干脆将跃进口号搬进了扫盲教材,“苦干一年赶江南”,“大河有水小河流,国有社有家才有”(60)。在一本名为《多快好省四大宝——青海、甘肃民歌选》的拼音扫盲补充读物中,我们更能体会到扫盲推动者塑造农民跃进观念的意图。“农业社好比大花园,社员们好像个牡丹;如要牡丹的绿叶展,早升不晚息的苦干。”(61)这些充满跃进气息的扫盲教学内容,使“大跃进”时期的扫盲体现了更为明确的“服务社会主义”取向,当然也更直接地体现了扫盲实践的政治追求。

   四、“塑造新人”:文本中的社会主义认同建构

   哈耶克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后果时认为,革命使“原有的教育制度被彻底摧毁并建立了全新的制度,它对整个下一代人的世界观和一般观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62)。这样的影响在傅勒笔下,就成了我们从此便不断地生活于革命所发明的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中(63)。吴毅曾将“毛主席”、“共产党”、“工作队”以及“抗美援朝”等超越村落场域词汇的频繁使用,看作是土改对乡村日常话语形式的改变(64)。无可否认,土地改革中的诉苦教育及政策宣传,确实可以加深上述政治化词汇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印迹,但作为一种短暂性的运动,其影响亦不可被无限夸大。我们对1950年代乡村扫盲的分析,同样发现了充斥其中的大量政治化词汇,相比于政治运动中的暂时性接触,这种经由扫盲进入乡村日常生活世界的政治词汇,可能更会成为人们的一种语言使用新传统,这从那些极具感恩与忠心表达的“第一封信”中能够体会出来。

   皇甫瑾1954年的一篇文章指出,不少识了字,学会写信、写文章的工农,都“热情地把自己亲手写出的第一封信,寄给敬爱的毛主席,表示他们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说不尽的感激的心情”(65)。如此多的“第一封信”也许有权力运作成分,但是透过这些充满感激之语的信,我们能体会到“人民国家的新道德”似乎已经确立。在新的道德体系下,作为政治领袖的毛主席已经成了人们最亲近的人。而一个个符合“新道德”要求的“社会主义新人”也在扫盲中被锻造了出来。应星曾从“新德治的真理话语——国家的治理技术——个人的行动策略”三个对应层面,讲述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过程(66)。不过他主要透过道德政治这种权力技术,来呈现政治运动中的“新人”生产机制。而本文对扫盲政治化取向的考察则表明,这样的“新人”锻造,不仅在直观可见的权力技术运作中,更潜藏于扫盲这类“和风细雨”的观念改造中。

   总的来说,以往人们对革命与乡村关系的梳理,目光多聚焦在一些较为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对扫盲这样的和风细雨之事较少注意。事实上,相比于非常态化的政治运动,扫盲这类常态化的观念与生活改造,更易使革命以潜在方式渗透进乡村日常生活世界。这种逻辑,在1950年教育部的一份指示中,已表达得相当清晰,“它的对象(时事教育),不仅限于参加业余学习的农民,并且包括农村中一切人民,除在课室或小组进行以外,并应采取各种方式,在群众场合或农民家庭中间,去广泛进行这种时事教育。”(67)仅有此表述,我们或许难以洞察农民家庭间的时事教育该如何开展,但推动者以时事(政治)影响乡村日常生活的意图则表露无疑。而扫盲从诉求、内容再到实践的政治化倾向,也着实展示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认同建构为核心的新人塑造过程。

   注释:

   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55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页。

   ④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在谈及政治合法性时指出,赞同对作为统治权利的合法性形成至关重要,“赞同对于权利的常规行使是必要的,同样,它对于确保权利的良好运行也起着作用。”参见让-马克·夸克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⑤最为典型的当属学界对土改“诉苦”的研究。在多数人看来,“诉苦”无疑是农民革命认同形成的一个重要“中介机制”。相关研究可见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⑥吴毅:《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兼论阶级话语对于历史的建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

   ⑦满永:《“反行为”与乡村生活的经验世界》,《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⑧满永:《从观念走向生活:生产救灾中的革命地方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2期。尹钛和张鸣的最近研究亦指出,虽经历过漫长的革命,但中国社会的阶级认同并不明确,即便承认革命者在政治运动中曾建构出一个“认同”,但这个“认同”亦未必完全符合革命的意识形态。参见尹钛、张鸣:《中国红色革命中的认同和“政治行动主义”》,(香港)《二十一世纪》2011年6月号(总第125期)。

   ⑨1957年前后的“闹社”风潮,可以看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合法化危机”。在哈氏看来,合法化危机出现的唯一原因在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参见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化危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80页。)而1950年代的乡村扫盲,可以理解成新政权试图通过教育重构乡村社会文化系统,进而消弭其政治实践中面对的合法性困境之举。

   ⑩相关论述可见马云:《共和国农村扫盲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11)刘立德、谢春风:《新中国扫盲教育史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2)相关研究可见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郝和国:《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李秀玲、张兴琳:《试论20世纪50年代扫盲教育》,《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陈鹏:《建国初期我国扫盲教育的基本经验及启示》,《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宋洁:《建国初期农村扫盲运动的特点》,《党史文苑》2006年第12期。

   (13)储诚炜、张波:《革命语境中和“文化翻身”视角下的农民扫盲识字运动》,《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张莉:《新中国扫盲运动与国民改造——以江苏省20世纪50年代扫盲运动为中心的考察》,《江苏地方志》2009年第5期;张莉:《文化大跃进——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安徽文学》2009年第9期。

   (14)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1979年印,第4页。

   (15)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16)(24)(2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3、22页。

   (17)明恩溥著,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88、100页。

   (18)教育部:《关于开展今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49年12月7日,第1版。

   (19)教育部:《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1日,第3版。

   (20)教育部:《1952年冬学运动的通知》,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第27页。

   (21)教育部、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3年12月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1953年冬学工作的指示》即要求,当年的冬学“一般应以政治教育为主”(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第35页)。而教育部和青年团中央1954年10月16日联合发布的《关于1954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也指出,“冬学必须认真进行政治教育”(《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0日,第3版)。

   (22)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265页。

   (2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第74页。

   (26)这种情况说明,该村合作化之前扫盲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比如该村青年记账员高维科即说,“我上了几年冬学,不认识几个大字。”如此情形,抛开冬学开展中的自身问题外,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参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10页。本部分有关高家柳沟情况的叙述,均出自此处。

   (27)山西省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委员会:《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办的民校》,《人民日报》1954年8月24日,第3版。

   (28)湖北省教育厅编:《扫盲工作问答》,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页。

   (3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教育部工农教育司编:《工农教育文献汇编(农民教育)》,第75页。

(31)关于教材在民众认同塑造中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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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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