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中国需要三个相互关联的符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6 次 更新时间:2013-12-07 22:30:34

进入专题: 马克思   孔子   市场经济  

张曙光(北师大) (进入专栏)  

  
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和“孔夫子”无疑是两个最大的符号。官方和许多人希望这两个符号和平共处、各尽其能,共同创建大陆的文明新秩序。

   现在认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不能推崇孔夫子的人似乎不多了,但我们的思想意识往往是现实的影子或跟班。当然也有要走在现实前面的,如有人就主张以孔夫子替代马克思。开句玩笑,会有人说当年打倒孔老二还是不彻底,让他反攻倒算了!

   当然,这不是真问题,如果马克思代表着现行的政治和主导意识形态,孔夫子代表着民族文化,这两个符号就不会水火般地对立。它们当然有矛盾甚至对立之处,但过去的那种势不两立,在于把儒家视为专制政治的帮凶了。现在,人们更多地是从人文传统和生活伦理的角度理解儒家,孔孟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伦理也被作为官德修养的正面材料了。

   但还是有问题,问题在于谁代表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与法律变革的要求?

   “马克思”加“孔夫子”能代表吗?我感觉有限。马克思有对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肯定,但其宗旨不在这里,且在中国官员和民众的心目中,这两个符号表征的是道义和公平的社会理想,我们推崇它们也主要是为了限制和批判资本和市场的弊端,所以也才会有一些人据此拒绝和批判自由主义甚至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市场经济不仅正在让中国变得国强民富,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的个体独立、自由和政治与法律上的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提高以及全球化的眼光与取向。我们不能因它的弊端就否定它的这一主要方面。

   经典的诠释当然很重要,如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和“国家回归社会”的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更加凸显,因而也需要新的阐发特别是实践。但任何理论都有其规定也因而有其边界,不能诠释过度。不然,我们就不用讲中西马三大思想资源和三大传统了。中国过去有儒释道,现在有中西马。马克思主义这个谱系当然由马克思来代表,孔夫子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那么,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呢?还要有某个人或某个主义来代表。

   为什么一定要搞新符号?增加“招牌”有何益?有朋友早就说,旗子就好比招牌,“杏花村”的招牌除了卖酒,也可以卖醋,卖酱油。这不能说没道理,但恐怕也会带来麻烦,就是乱了“市场”。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为什么我们一些同志或朋友总是喜欢或容易倒向左的理论立场,不能正面评价和包容哪怕象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这就与把马克思和孔夫子之外的“西”视为异己甚至敌对的思想和价值观分不开,反“社会主义宪政”说的人不也是如此?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思想理论太狭隘了,只能让自己孤立;靠对一个符号及其所代表的理论的解释,作用也有限。胸怀和气魄还是要大一点,以我为主,尽量拿来,而又在民族及其思想文化之间,确立主体间意识。不是我为主体,别人就只能是客体,就象某些西方人把自己当主体把我们当客体一样。

   笔者在《哲学研究》(2010年第2、3期)上曾发表题为“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和‘孔夫子’”的文章。 在文章的结尾处,笔者写道:“在中国,‘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和平共处,不等于二者之间差异的消除。我们既要发现其相通之处,又要正视其异质性,从而使其保持一定的张力、一定的批判性关系。进而言之,既然‘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当代中国两个最大的符号,象征着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的扬弃,那么,就决不能把二者当作两个只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并排除其他思想文化,而应当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兼容并包,广泛地吸取一切有益的思想理论的、制度性的资源,藉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言外之意,就是还要有一个代表并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程序正义和现代公民社会的符号。

   今天读来,这篇文章还不算陈旧,于是自荐于读者诸君。但笔者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除了个别提法,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是把一个重要的注释搞错了。文章刊发前,责任编辑让我认真查看引文和参考文献,我也的确费了一番功夫查对原文,可惜由于自己的忙乱,阴差阳错,当我拿到这一期杂志,读到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那句“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著名的话时,感觉出处可能有问题,一查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毛泽东文集》第几卷第几页云云,毫无踪影,注释完全错了,我立刻就象吃了个苍蝇。这个教训对我来说够重的。但愿自己以后少些忙乱,也少些失误和硬伤。

   然而,双重遗憾的是,这个著名的话却至今找不到官方权威的出处。

   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与“孔夫子”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马克思”充当了新的意识形态最无可争议的符号,“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形态。在此期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夫子及其儒学越来越引起民间和官方的重视,“孔夫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名片。“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共处或“联盟”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思想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既表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变化,又直接涉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上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但是,任何现象都有表面性和或然性,因此,我们要从这一现象得出有价值有深度的看法,就要结合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给予批判性的考察。

   一、中国思想界当前的形势

   马克思和孔夫子是历史上两个真实的个人。但这两个人有着遥远的时代间隔和文化间隔。孔夫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逝世于公元前479年,那是中国“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的德国,逝世于1883年的英国,一生主要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所谓“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这个时代也是阶级矛盾和由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导致的民族矛盾相当激烈的时期。正像许多近代西方学者一样,马克思是知道孔夫子的,但所知有限。他在184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人”是孔夫子,作为易经的阐释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页);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转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话中,有作为古代思想家的孔夫子,主张“财产共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7页)。看来,马克思对“孔夫子”是有好感的,只不过这是经过西方启蒙文化解读和想象的孔夫子的形象。

   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的代表和思想家的相遇,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为了救国救民,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铲除“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中国近代以来有一大批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一革命性的现代社会和政治学说。在这一学说的指导下,他们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胜利;随后又在它的旗帜下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这个历史阶段,孔孟儒学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意识形态而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则充当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决裂、打倒孔孟之道的武器。现在,中国执政党同样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却为孔夫子及儒学恢复了名誉,并给予很高的地位。这里把马克思与孔夫子放在一起说,显然是说马克思主义与孔孟儒学的关系,并通过它们,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和当今这个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文化的特点。

   在上世纪“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在批判极左政治、反思激进思潮、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有人主张“儒家的马克思主义”、“儒家的社会主义”,也有人提出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这些主张立即引起有关部门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高度警觉,他们坚决反对用儒学取代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继续认定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下面举关于冯友兰的一个例子略加说明。

   冯友兰本来是尊孔的,但在“文革”期间,迫于形势的压力,他转而批孔。到了晚年,他在所著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反思建国后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的教训,思考世界的发展趋势,特别看重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即“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冯友兰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会同意前三句,不会同意后一句,马克思主义会说“仇必仇到底”,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个统一体。毛泽东思想当然也主张“仇必仇到底”,也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马克思和毛泽东是革命家,革命就是要破坏两个对立面所共处的那个统一体;统一体破坏了,两个对立面同归于尽,这就是革命“到底”了。冯友兰接着说,原来的统一体破坏了,社会仍然存在,所以其实是转化到新的统一体了。原来的革命者现在也转化为统治者,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破坏统一体而是要维护新的统一体。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转到“仇必和而解”。“和”不是“同”,仍然有矛盾斗争,但这些矛盾斗争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是“和”。他预言,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的。(参见冯友兰,第251-254页)冯友兰实际上认为“仇必仇到底”是“仇必和而解”的一个环节或阶段,至少“现代历史”是如此。冯友兰用中国传统术语对历史的矛盾运动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未必妥当,的确可以商榷。但当时有些学者对冯友兰上述观点的批判却自觉不自觉地出于意识形态,未能充分考虑冯友兰所针对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他的良苦用心。随着中国逐步走向正常的社会秩序,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层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并把这一构建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和”、“和谐”观念联系起来,文化激进主义终于消歇,批判孔孟儒学的声音越来越弱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分歧的解决,此处同样有学术之外的“形势”的问题。

   以笔者观察,当前大陆思想界存在着以下不同的理论见解和取向: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则上都主张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文化资源,以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但他们对于儒学的态度则很不一致,其中既有认为儒学属于“封建”意识形态因而持否定态度的;也有主张将儒学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和学术属性区分开来,有选择地继承的;还有一些过去反对儒学的人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西方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学者,他们或者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儒学持批判态度,或者主张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合,继续批判儒家代表的“家族传统”、“威权意识”。三是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他们或者直接与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对话,或者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互动。(参见许全兴,第216、217页)上述理论取向几乎都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但其中的理论是非问题远未厘清,而这又与理论之外的问题相关。近几年,大陆的某些学术会议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当某些人声称马克思是我们的祖宗、不能丢时,另一些人就感觉蒙受了污辱,说:中国人的祖宗是孔夫子,马克思怎么是中国人的祖宗?感情上的这一对立清楚地说明,孔夫子在今天的重新“走运”,是中华民族逐步高涨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所使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特点: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宗旨的政治,不能不正面借助并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让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资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推崇马克思抛弃孔夫子,或者肯定孔夫子丢掉马克思,都是不可能的。

孔夫子并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实际上是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而黄帝之外还有炎帝、蚩尤等等。然而自西汉以来,孔夫子的思想毕竟支配了多数中国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意识和性格,比较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孔夫子(Confucius)就是中国的圣人,甚至作为中国人的代称;儒学(Confucianism)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影响下,被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包装的孔孟儒学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缘饰”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曙光(北师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克思   孔子   市场经济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219.html

4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