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帝国的宝船

——《历史的细节Ⅱ》节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8 次 更新时间:2013-12-05 10:53:03

进入专题: 郑和   郑和下西洋   历史   大航海   杜君立  

杜君立 (进入专栏)  

  

   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西域”和“南海”,成为中国对外扩张的两个主方向。

   相比陆地关系,海洋更为开放和流动,更具有多样性和多重性。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从日本海、南中国海到印度洋,这片海洋其实并不太大,最多一个月之内就能利用季风来往各国;因此各国之间既互相独立,又可以互相影响,而中华帝国无疑是区域内不可争议的主导者,但主导并不意味着统治。在东方传统中,海洋是共有的,所有人都有权使用。将海洋看成陆地的延伸,并将海洋像陆地那样划分,这是西方殖民运动的结果。

  

   中国在汉帝国时代,就基本已经拥有了今日的海岸线,2000年基本没有太大改变。为了征服一些海洋民族,蒙元帝国初期的海军战舰曾经达到极其庞大的18000艘。在中国被蒙古人征服的过程中,日本、越南、朝鲜和爪哇等这些人口只有中国人几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时遭到蒙古海军的蹂躏。这些勇敢的民族小国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将“杀鞑”二字刺在自己身上。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一种宁死不屈的精神激励下,这些被中国自古鄙视的蕞尔小国竟然赶走了凶残可怕的蒙古侵略者,使忽必烈可汗建立大东亚帝国的梦想折戟沉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小民族的成功反抗无疑增加了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屈辱感。在蒙古帝国的律法中,蒙古人杀死汉人与杀死驴子同罪。

  

   历史如同一个飞去来器。百年轮回,报应回到了蒙古人头上,还有与蒙古人同样优越的色目人。朱沐英攻陷云南后,对蒙古人展开同样血腥的大屠杀,甚至更羞辱地一次性阉割了30000多色目人。这些被阉者有的成为新帝国皇室的太监,其中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马三宝,据说他是先知默罕默德的37代子孙。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赐姓“郑”,并改名为和,居四品,钦封“三保太监”。

  

朝贡贸易

  

   如果说蒙元帝国是马上得天下,那么明帝国就是船上得天下。朱元璋军事集团从鄱阳湖水战中崛起,然后以舟船之利的南京为基地发起北伐,最终完成统一。明初洪武时期,因张士诚方国珍等军阀势力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后,“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是为明代锁海之始。《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成祖朱棣登基后,针对“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几乎占据整个亚洲的蒙古帝国崩溃以后,连接欧亚东西的水陆贸易遭到严重打击,陆路贸易完全中断。明帝国的反商业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国”感到颜面无光的是,朝贡贸易也近乎断绝。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蕃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亨廷顿)。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帝国漫长的边疆和平与秩序。在孤立封闭的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华帝国是唯一的没有竞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朱元璋认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中央帝国对藩属的承认,反过来也是藩属对中央权力的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朝贡体系与其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扩张和统治,正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所说:“进行传播、扩散、赠与,这就是进行统治。”朝贡说白了,就是通过传播扩散和赠与的方式来进行统治。

  

   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和暹罗3国来朝。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帝国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船,既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续通考》)。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贡舶贸易”成为“万国来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来”吸引友邦来朝。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中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和朝贡。”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贡中获利良多。嘉靖四年(1525年),日本贡使楠叶西忍收到明帝国的厚礼后,无限感激地说:“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利玛窦指出,朝贡完全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的外在需要。“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作为历史上维持东亚秩序的重要方式,朝贡模式是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性关系,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系。甚至可以说,这是东方特色的,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类似的模式。马戛尔尼曾说,“帝国与外国的任何一项贸易都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而是源自前者对后者的仁慈与恩赐。”应当承认,慷慨的朝贡贸易并非一种经济行为,它看重的是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慷慨显然就是一种强加的债务”,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谈到,很多原始部落酋长也非常慷慨,这种慷慨对他人往往构成一种约束和权力。比起战争威胁来,金钱利诱同样有效。

  

  

三宝太监

  

   在“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我天朝上邦。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帝国就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通勤,派出使臣“送温暖”,携带大量“利是”“赏赐”友邦,并游说受访国免费搭船来“百鸟朝凤”。这就是郑和的政治使命。郑和既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又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和尚,还是一个被切除了生殖器的“男人”。在帝国眼中,郑和无疑堪称一个最完美的“人”,他的官方身份是帝国四品高级使节——“三宝太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郑和下西洋与1600年前的徐福下东海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公元前210年,完成大一统伟业之后,秦始皇派齐人徐福数次下海,以求长生不老药。最后一次,徐福率3000名童男童女,装载谷种连弩及匠人百工出东海,一去不回。徐福下东海应是沿岸航行,航线可能是从山东半岛出发,通过渤海口,绕过辽东半岛,再沿朝鲜半岛海岸,经对马岛入日本北九洲,穿过濑户内海抵达纪伊半岛。今日本和歌山县新宫町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日。为感谢徐福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日本人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 或许是接受了徐福下海的鸡飞蛋打教训,朱棣才特意选了一位太监公公,以绝其滞留海外甚至独立称王的不归念头。

  

   早在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期,被蒙古化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发展,通商国家由不足60个发展到140多,中国海船成为阿拉伯海的常客。

   对郑和而言,他的目的地很明确,所谓西洋实则是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南洋。这片海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东方的地中海。与风平浪静的地中海相似,南洋风力适中、容易预测、风暴较少、水域恒温;且沿岸有丰富的木材资源,非常适合造船;这与阿拉伯半岛及北非一带形成鲜明对比。南洋地区包括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马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池闷等国。

  

   郑和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作为帝国的散财童子,传播中央帝国的恩德与威严,体现道德与权力的优越感。按照黄仁宇的说法,朱棣“好大喜功而又刚愎自用”,这个“暴君”通过“靖难之役”的军事政变夺得皇位,又进行血腥的屠杀清洗运动,并创造了“灭十族”的人类记录。马基雅维利认为,对成功的权力者来说,与其让人们爱戴,不如让人们恐惧。这个依靠杀戮寻找自信的帝国寡人已经从臣民那里得到了无数恐惧,他唯一感到饥渴和欠缺是来自远方友邦的爱戴和感恩。

  

   中国自古有远交近攻的传统,“四夷顺则中国宁”;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必须“锐意通四夷”。“天子”朱棣派郑和敕谕各国王:“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中国官方正史一般认为,郑和此行的目的是全球通缉失败的建文皇帝。《明史•郑和传》记载: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从技术上来说,郑和耀武扬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这种官方承办的盛大炫富行为也达到了中国海洋时代的巅峰,可谓是空前绝后。郑和的出现恰逢其时,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这次古代航海史中视觉效果最壮观的海上游行。郑和船队体现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顶点,也让人们看到一个文化瓶颈,这就如同冷兵器发展到顶点,接下来就是热兵器时代。

  

  

帝国的宝船

  

   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应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一说平底沙船)。福船是明帝国海军主流战船。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吃水约为4米。全船分4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首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以船力下压可轻易犁沉敌船。

  

   英国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技史有着无人能及的研究,他给予郑和时代的中国造船业极高的评价:

  

在它的黄金时代,约公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它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公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公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杜君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郑和   郑和下西洋   历史   大航海   杜君立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笔会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146.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