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一国两区两制——未来两岸宪政沟通的法理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 次 更新时间:2013-12-04 14: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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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摘要]马英九就职演说及近期相关论述中对未来四年两岸宪政沟通层面着力较深,洞开诸多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与制度命题,比如两德模式借鉴论、台湾文化构成优越论、治权优先论、一国两区论,等等。本文分析认为一国两制模式对于两岸宪政沟通上的借鉴价值优于两德模式,其“一个主权、多个治理体系”的宪政框架既有中国古典经验色彩,又是对现代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框架的适度整合。文化构成优越论有着浓重的西方背景,不是内部文化沟通与对话的合理立场。治权优先论相对遮蔽了作为两岸宪政沟通真正主体的中国人民,造成了治权对主权的僭越,与“一中各表”之间存在规范性张力。一国两区论不能简单抛弃一国两制模式的合理经验,而需要适度改造为“一国两区两制”模式,但具体理论建构和制度充实还有待深入研究。未来四年两岸宪政沟通在政府之外必须洞开两岸人民的自主互动空间。在超越“一中”模糊共识之后的“各表”层面,大陆版与台湾版之间差异巨大,如何弥合对双方都是一种严峻的政治与思想考验,但也预留了创造性实践的巨大空间。

  

   [关键词] 一国两区  一国两制  两德模式  治权优先论  一国两区两制

  

   引言:两岸在和平与统一之间

  

   马英九连任以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政治协商与对话之氛围日益浓厚。然而政治对话在本质上属于宪政沟通,两岸在此方面存在差异化表述,即使岛内也存在竞争话语权的态势。台湾方面,国民党相继提出“一国两区论”(马英九)和“一中架构”(吴伯雄),大陆方面提出“两岸一国论”(贾庆林),民进党方面试探性提出“宪法各表”,近期更是出现了所谓的“红绿会”,民共交流开始在政治面拓展。这表明,两岸关系已进入“政治议题时代”,红、蓝、绿均不得不对此命题提出宏观的竞争性表述,隐含着对“一中”前提的肯认和对具体宪制方案的沟通,这是对台工作长期积淀的正面产物。不过,讨论两岸关系的未来宏观走向,我们还必须将主要精力放在执政党国民党及其领袖马英九关于两岸关系的集中论述上,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于其就职演说。笔者拟对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展开宪政法理分析,为两岸宪政的深度沟通廓清必要的历史与理论前提,提示必要的思考方向和路径。

   自2012年以来,在两岸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马英九连任竞选成功及其以“5·20”就职演说为中心的两岸政策新框架。从历史渊源和政治纲领而言,大陆中央政府更愿意与国民党执政当局展开政治对话与沟通,而民进党由于和大陆的各种疏远关系,加之严守台独底线的政治纲领,暂时未能被有效纳入两岸政治对话的框架之中。因此,马英九连任给两岸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中国人带来了某种指向统一前景的心理暗示和热烈期待。两岸问题作为中国实质统一的遗留问题,经过两岸当局的智慧互动,已经奠定了作为九二共识的“一中各表”的政治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尽管在文化与民族认同意义上已经充分,但在人民主权或宪法意义上还不够充分。两岸的实质统一也绝不仅仅是“各自表述”的政治默契和修辞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两岸既有政治主体“续签”社会契约(宪法)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合法政府必须是一个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宪法政府。而两岸各自为政所表征的不是一种分裂定局,而是“半个社会契约”的问题,是百年中国立宪建国的一种阶段性成果与格局,是需要两岸政府、更关键的是两岸人民从作为整体的“人民”的自觉中理性助推两岸新宪政架构之形成的问题。

   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和后续的国际比较法协会研讨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但也富于争议性和开放性的论述,其要点如下:(1)“一中各表”的具体化,明确表述为“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并据此申明中国百年立宪史的论说框架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正当性,由此造成在“一中”默契之下的模糊性被台湾的具体表述的明确性冲破的格局,两岸的历史观、政治观和宪法观出现了时空上的具体分裂与对峙;(2)从操作模式上思考两岸统一问题并提议借鉴两德统一模式,明确触及统一议题是国民党执政当局在政治基础进一步巩固之后针对两岸关系的试探性表述,是一种政治上的进步表现,克服了既往表述中“重和平,轻统一”的模糊与暧昧立场,但也引出了两岸统一的具体宪政框架的问题;(3)文化构成上的优越性宣言与隐在的文化继承权诉求,马英九对于台湾文化有一个三段论式的概括,即公民文化最深厚、传统文化最完整以及传统与现代之结合最精细,这在标榜台湾文化优越性的同时还隐含着对于中华文化继承权的正统性诉求,这对于大陆当局构成了更加根本性的挑战;(4)两岸议题结构上开始逐步修正“经热政冷”的格局,适当提升政治议题的地位。尽管受制于岛内党派政治和中美对峙大格局,马英九在有限的未来四年任期内未必能够在上述关涉两岸实质性统一的根本性问题上取得多大的进步和具体成果,但其关于两岸宪政沟通的基本层面的开放性表述却将两岸关系问题“宪法化”了,而且统一成为一个相对明确的政治指向,这方面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尽管有着“一中”的相对抽象化并主要偏于历史文化层面的政治前提,但“各表”层面的具体的历史观、政治观与宪法观的差异可能更为关键。而且,马英九先生并未正面回应“一国两制”这样的中国自身经验脉络中的操作模式,而是远涉重洋去观照两德统一模式,这里的关于两岸统一的思路与机制的差异不容忽视。更进一步,马英九先生在有关表述中“回避主权、突出治权”,这在两岸宪政沟通的法理基础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笔者作为大陆的宪法专业研究者,认为两岸必须进入“各表”层面,勇敢面对两岸之历史观、

   政治观和宪法观的具体差异,求同存异,更加重视包括“一国两制”在内的既有经验,适当参照并严格限定某些域外的统一模式(比如两德统一模式),而且需要从“治权”层面回溯“主权”层面,呈现两岸续造“后一半社会契约”的唯一完整和正当的主体——中国人民。

   鉴于上述认识,笔者拟从操作模式、法理基础和政治多元性基础上的宪政统一这三个基本层面探讨一种“一国两区两制”式的两岸宪政沟通框架。

  

   一、操作模式:两德模式还是两制模式

  

   马英九先生在不久前的国际比较法协会的研讨会上提出两岸统一可借鉴两德模式。所谓模式,即为完成一定的预设目标而采取的特定类型的方式和方法。这种比附或提法在既往的两岸学术圈均不乏其人,但此次由连任总统正式提出,其宪政意义不可小视。国台办在回应中称两岸关系与两德关系多有不同,借鉴未必可行,却也没有具体指出有何不同或不妥。笔者认为这是在操作模式上对两岸宪政沟通的一种尝试性表述,而不代表某种定论。既然是尝试性表述和开放性讨论,笔者认为还是应该认真对待中国自身的关于区域统一的经验模式——“一国两制”模式。下面分别概括两德模式与两制模式的要点并进行简要的对比。

   两德模式的要点在于:

   1)  分裂与统一均是冷战而非内战的结果:两德分裂起于二战后的战胜国分区占领,其分裂不来自内部德国人民的政治意志,而来自外部分割与冷战的国际政治需要,但西德1949年的《基本法》为两德统一预留了宪法空间;两德统一固然有德国人民民族意志的因素,但决定性原因仍然是冷战的结束所造成的东德政治体系的系统性崩溃。

   2)  统一不是基于整体德国人民的联合自决,而是以西德对东德的政治胜利为前提的,是民主第三波在东德扩展的一种政治结果,是以西德基本法秩序简单扩展至东德作为宪政过

   渡性安排框架的。

   3)  西德以统一税、合作联邦主义等国家主义层面的制度工具支撑对东德的政治承诺,但仍然无法有效弥合东西差异。

   4)  一种不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宪法爱国主义”提供了统一后德国的政治认同基础。

   5)  两德在统一之前是国与国的关系,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国际法主体。

   所以两德统一的关键性因素是国际民主化浪潮的助推,这一浪潮目前出现了第四波,中国大陆依旧身在其外。马英九先生背靠西方体系,其论说自然包含某种“民主”地图简单扩展的想象。然而两岸关系的冷战背景已经淡去,中美关系正在朝向新的大国关系框架调整。更关键的是,台湾并不具有西德当时的综合实力,在此意义上,两德模式不可取。

   两制模式相对于两德模式更加符合中国政治的国际体系定位和中国探索国家统一模式的经验取向。两制模式以港澳模式为代表,其中尤以香港基本法模式为典型,其要点在于:

   1)  香港回归以中英联合声明为政治前提、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宪法预设:香港人在回归问题上缺乏主权参与者的政治资格,“三条腿”方案在中英谈判中被中方明确否决,香港基本法是链接于1982宪法第31条的、全国人大制定的香港地区基本法,这是“一国”的主要内涵。

   2)  两制模式的关键点在于以承认政治多元性为前提的有限的宪政建构,即允许在统一主权之下存在多元的治理体系,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可以在各自的区域内继续存在,统一本身不以政治制度与文化的高度同质性为前提,而将更加深刻的统一处理成一个面向未来的实践问题。

   3)  两制模式高度依赖行政控制来确保中央权威,这具有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经验色彩,即

   只要边疆宣示在政治上效忠中央(转换为现代的主权认可),则边疆的具体治理模式可以与内地不同。

   4)  两制模式反映了政治的实践理性,即对于何种政治体系为优的争论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并形成民族共识时,亦即在罗尔斯的“交叠共识”无法形成时,可以依赖森斯坦所谓的“未完全理论化合意”来实现一种部分“延迟决断”(施米特),这种在大局意识下优先解决可解决的问题而将根本共识问题留待未来的世代与实践的做法,预设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即宪政建构不是一代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而是需要前后多代共同参与完成的。

   由上观之,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中以两岸政治差异作为延迟统一的理由,实际上是不充分的。两德模式预设了有待统一的一方在政治上的系统性崩溃,而且依赖基本法秩序的简单扩展而不是两德人民的联合自决,这一制宪权上的严重瑕疵也会长久困扰德国的内部政治整合。两制模式具有非殖民化的胎痕,这一点不适合两岸关系,但这一模式中反映出来的“一个主权、多元治理体系”的政治实践理性则是更加具有借鉴价值的。在笔者看来,两岸统一有其历史和结构层面的特殊性,因此既不能照搬两德模式,也不能简单复制两制模式,但相对于两德模式,两制模式的部分经验要素更加值得认真对待和借鉴。马英九先生跟从台湾人恐惧两制模式“矮化”台湾的普遍心理而只字不提两制模式,实为舍近求远之见。

  

   二、法理基础:文化构成与人民主权

  

   两德模式还是两制模式涉及的是操作模式的问题,但两岸宪政沟通更为深层次的层面是法理基础问题。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中申明了文化构成优越论与治权优先论的立场,这是严格的宪政法理层面的立场,故值得加以重视和讨论。

尽管现代自由主义宪法理论通常淡化处理政体的民族文化背景而侧重一种制度化的“宪法爱国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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