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穗明:政治哲学的平等主义规范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6 次 更新时间:2013-12-03 20: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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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穗明  

    

   “平等”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规范之一。“平等”在历史上是由自由主义者首先提出的,是启蒙运动以来各种进步政治运动和进步理论的共同政治追求。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平等主义的政治原则和道德理想获得了普遍认同,随后也在各类抗议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中得到了更高度的弘扬,成为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理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共同理想和运动,它虽然不以平等主义立论,却同样具有平等主义的规范诉求。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现阶段,随着分配收入改革的深化,平等再度凸显出其规范价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核心理念。

   一、平等是政治哲学的根本规范

   平等的价值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凸现,始自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强力推动。罗尔斯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突出了平等对于自由的根本意义。他提出的正义两原则不仅捍卫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同时强调了平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显著地位。罗尔斯的基本观点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是构成一个良好社会制度的基本条件和认同基础;正义意味着平等,包括个人基本自由权利的平等、公民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社会分配的平等。

   金里卡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其平等原则作出了最准确、最精当的理解。他坚持认为,现代政治理论面对着一些共同的难题,各种政治哲学并没有诉求不同的根本价值[2];每一种理论都求诉于一种根本价值,都要对政府“平等关照和尊重”公民这一立论的意义进行说明。他引用德沃金的话论证道:“任何一种具有可信度的政治理论都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这些具有一定可信度的不同类型的政治理论都是‘平等主义’理论。”[3]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于平等的共同价值追求,就没有政治哲学存在的必要。

   正是由于罗尔斯对自由主义平等原则的重新阐释和充实发展,他的正义理论一经提出,即被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视为其社会主义构想的政治哲学基础,认为这种平等的自由主义为西方战后的“福利国家”的体制和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平等主义理想和诉求远远高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道德框架。比如,罗尔斯的第二条正义原则要求所有的社会基本益品(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社会基本益品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这一原则坚持主张有差别地对待先天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弱势者,试图通过再分配或某种补偿使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于平等状态,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平等,实现社会正义。这一差异原则中有利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的道德底线,明显地高于居高临下的福利国家再分配,也超出了对公民政治权利、自由权利的平等诉求。其平等的高度、公正的程度、平等的实质和平等的道义意义,均大大超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要求。实质上,罗尔斯平等理念的激进程度,仅次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私有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平等要求,没有给其他更激进的平等理论留下太多的理论空间。事实上,罗尔斯的平等的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相关,不如说更深受西方“1968年运动”的新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西方20世纪60年代波澜壮阔的新社会运动说到底是一场 “平权(争取平等权利)运动”。新左派青年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代表了西方战后一代对代际平等权利、种族平等权利、女性平等权利等崭新的平等诉求,体现了一种“新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文化价值理念。罗尔斯充分理解战后西方社会多元发展的现实,试图以整合当代新的平等要求、发展自由主义的平等政治伦理的方式,为1968年后的西方社会疗治精神创伤,用平等的自由主义为西方社会的团结统一奠立道德认同基础。正是由于罗尔斯平等理念的激进性和进步性以及它对于发展当代西方民主的内在理论潜力,这种新的自由主义理论即使在1968年运动走向失败、自由至上主义在70年代末重新走强的背景下,仍然受到了西方思想界的广泛接受,并持续40年久盛不衰。将“新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加以修正并将之整合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去,是罗尔斯对当代自由主义的一项重大贡献。作为对战后以平等权利为中心的新价值观的敏锐反应和积极包容,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的充满伦理关怀的正义理论不仅发展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而且导致了以政治理性和终极价值关怀为目标的政治哲学的全面复兴,从而使对政治的道德拷问和价值质询重返哲学前沿。罗尔斯理论引发的“平等主义共识”对整个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功莫大焉。罗尔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激进平等思想与当代西方“新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并行不悖,也与历史上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平等追求取向一致。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凡举以“社会主义”冠名的政治理论,均以社会平等为其政治理想,反对各种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平等无疑是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共同政治价值追求。比如,16世纪至19世纪欧洲兴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出于对资本主义早期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社会状况的憎恶,设计了各种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到欧文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各种社会主义理想社会都以“人人平等”为基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理想社会计划和目标。又如,19世纪中早期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痛恨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把不平等状况的根源归结为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和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的束缚。蒲鲁东提的踢开国家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方案,声称“人在平等中寻求正义,同样地,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寻求秩序”[4]。巴枯宁基于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要求通过废除财产继承权来实现各阶级的平等。克鲁泡特金则号召进行一场无政府主义革命,建立一个平等的理想社会。在这些或者粗砺、或者精致的社会主义框架的设计中,“人人平等”是各种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主要特征。如果说,对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平等是其基本规范之一,那么,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哲学,平等则是第一位的、根本的规范。如果说自由主义者把自由和平等同视为其政治哲学的根本原则,那么社会主义者的更加重视平等,将之视为一切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

   在理论上,并非惟有“平等主义”是高于一切的至上价值。自由、正义等许多并列的价值在政治哲学层面难分高下。平等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表达价值共识的平台。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平等主义表述,但是当代几乎不可能有一种正义理论是公然反平等主义的。平等主义不一定都是进步的,但反平等的理论一定是非正义的。当代所有进步的正义追求中都体现了平等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

   同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离不开对一般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平等主义理想的美好道德追求。固然,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是一种超越了道德平等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它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冲突和阶级斗争的合理性,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建立在“两个必然”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并不依赖平等主义的道德论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逻辑与它的理想道义目标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的道义目标。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建立在关于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且建立在道义目标的正当性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社会,也体现为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相互尊重的人人平等的正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也是追求道德平等的规范的政治哲学。平等主义的道德规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的内在价值尺度。这样,马克思主义弥合了科学与价值的冲突,超越了从正当的伦理原则出发说明社会生活的目的论,确立了一种从客观的物质经济利益及其发展的必然性说明平等主义伦理目标和正义原则的新途径。

   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以往对平等的批判,并不是拒绝道德平等理念本身,否定平等概念,而是揭露资产阶级法律和权利意义上的平等的虚伪性;不是反对共同体对其成员的平等对待,而是抨击资产阶级社会在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不平等。比如,他指责资产阶级声称的“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暗中承认不同的个人禀赋和相应的生产活动是天生的特权。因此,就其内容而言,这只是一项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贯彻了作为正义观念基础的道德平等的理念,赞同平等关照的原则,支持共同体应当平等地对待其成员。道德平等的理念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同样具有“平等主义共识”,平等构成了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规范。马克思的平等主义规范继承了各类社会主义对道德平等的政治追求和道德诉求。它对于其他政治哲学的平等主义的超越性仅仅在于:它强调私有财产权在本质上是非正义的;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达成所有权的平等,才能实现社会正义。马克思主义因此成为19世纪以来西方影响世界的几种最重要的政治哲学之一。

   二、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平等主义表述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规范至今影响着当代西方的政治实践。金里卡不无吃惊地指出,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的“消失”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复兴。[5]在西方,近年来平等得以上升为最重要的规范要求,反映了当代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客观趋势。平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在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各派思潮的社会主义构想中得到了丰富的表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柯亨(G.A.Cohen)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分配平等的规范研究和当代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商谈民主、参与平等的理论探讨。

   1978年,柯亨在其早期代表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第一次用分析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之具有了清晰性和明确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柯亨转而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失败,他的新理论方向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道德性的思考。他试图说明,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历史必然的社会经济制度,而是一种在道德上可欲的社会。为了“澄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献身背后的核心价值问题”[6],柯亨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规范政治哲学,致力于论证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规范,为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和价值优越性辩护,从而成为当代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者。

   根据对自我所有权的批判,柯亨指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与诺齐克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实际上基于一个共同前提,即都承认自我所有权原则,马克思不过是以劳动的自我所有权取代了资本所有权。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生产资料) 私有,但又捍卫劳动的私有,是内在相互矛盾的。同时,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自我所有权这个更严重的不平等根源,因此无法对抗诺齐克的反社会主义平等再分配的规范论证。柯亨最终提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论证已经过时,因为马克思的平等观赖以建立的两个前提,也即两个导致经济平等的必然历史趋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和物质的极大丰富——已被历史发展的现实所粉碎。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工人阶级的数量和力量都没有如预言般不断增长。生态危机意味着用丰裕社会论证未来经济平等的必然实现已无可能。柯亨认为,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的平等是不具备正义感维度的。他要对一个“匮乏的”社会所需要的分配方式进行规范性的思考,倡导在一个尚未达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中人们靠自愿、克己和正义感来达到平等。

柯亨持有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更激进的平等主张,坚持以否定私有制为前提的平等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平等不仅要求废除私有产权,也反对私人对于物质资源的初始占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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