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 次 更新时间:2013-12-02 21: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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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如何认识中国的农业和农民经济,如何认识中国式的小农经济,不仅具有重大的政策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以下发表若干意见。

  

   一

  

   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家庭的基本特征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当前大约有80%农民家庭都存在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以获务工收入、年龄比较大父母留守在家务农以获取务农收入的结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这个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可以完成得比较顺利,家庭生活质量比较高,生活得比较体面。这样一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始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全国流动。最早(1970年代)苏南出现乡镇企业,农民开始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分工,及之后农民洗脚上田,离土不离乡,形成黄宗智所讲“制度化的半工半耕”。因为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而使农业中过于密集的劳动力释放出来,从而也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到了1980年代,农村年轻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开始成规模地进城务工经商,农村中老年人和妇女留守务农;到1990年代,农村年轻人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再到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农村年轻人都进城务工经商,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农业由留守在村老年人和妇女承担。因为农业中劳动力过密,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是家庭承包制,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务农就由年老父母来承担。若父母年龄太大,已不堪农业劳动,则会就近将承包地流转给兄弟姐妹、邻里朋友耕种,由此形成中国特殊的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结构。这是一种相当稳定且具有再生产能力的结构。

   相当稳定是说,自1980年代在全国农村出现这种结构,到目前已占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大约80%,这个比例一直稳定上升。1980年代的比例大约在20%,且区域不平衡,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1990年代比例应在40%甚至更多,且区域上已遍布全国;2000年以后,比例上升至80%,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最高值。这样一个高比例可能还要维持20年甚至更长时期。

   具有再生产能力是说,最早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在外务工经商20年后,父母年龄已大,父母务农已力不从心,子女又已成长起来开始外出务工。这样一批最早外出的年轻人不再年轻时,他们就回到家乡,接替父母务农。这样就实现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的再生产。

  

   二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是中国式小农经济的核心结构,这一结构具有重要功能,是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和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

   在当前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下面,中国农村基本上是“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格局。相对于当前劳均30~50亩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讲,“不过十亩”的耕地面积实在太小了,即使通过从事农村富业来消化部分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过密的问题仍然严重。因此,在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背景下,由留守老年人务农,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几乎对农业总产出没有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经商后,留守在家务农老年父母基本上可以保证 务 农收入不减少。

   因为有务农收入,外出务工年轻人的务工收入多或少都不是大问题。收入多,就可以多积蓄,收入少,就可以少积蓄。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自己劳动得钱,当“月光族”也不错。城市的灯红酒绿是要体会一把的。生产线上劳动很累,虽然年轻吃得消,节假日老乡聚会大吃大喝补偿一下子也是可以的。年轻人谈朋友也很花钱。总之,因为有务农收入,外出务工年轻人有没有收入,至少在他们结婚之前,都不是大的问题。

   务工收入多与少都不是大问题,反过来就是说,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制造业上的劳动力可以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从而使中国制造具有无可匹敌的强大国际竞争力。中国奇迹首先是中国制造的奇迹,是中国制造占领全球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中国奇迹离开了廉价劳动力就不可能了。廉价劳动力的核心就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

   中国制造的劳动力可以接受极低劳动力价格,并不是说一定要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价格压在低水平上,而是说,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制造业的劳动力价值可以保持在相当有竞争力的位置。当中国制造缺少国际竞争力时,劳动力价格可以再低一点,当中国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时,劳动力价格再高一点,这是由市场决定的,而非计划或人为决定。

   相对于全家进城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还具有消费低的优势。一般来讲,超过50岁的人在城市就业机会大为减少,从事农业则是正好。50~70岁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黄金年龄段。因此,全家进城后,农民家庭就会缺少来自农业的这笔收入。同时,城市生活相对农村生活要昂贵得多。老年父母在家务农,年幼孙子与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开支极低,消费很少,可以与自然亲密接触。农村家中不仅有自家住房院落,可以自种瓜果蔬菜养鸡养猪,而且是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心理上有安全感,生活和生产中容易得到邻里亲友的互助,对收入比较少的老年人,这样的生活显然比城市贫民窟要好得多。也是这个意义上讲,老年人在家务农是比较人性的生活。

  

   三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及其再生产性,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与西方预言中国崩溃相反,中国一直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及其再生产性。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都不可能不遇到经济、金融、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危机,这种危机大多发生在高度发展的城市及其结构中。一旦城市结构发生危机,这个国家有无应对危机的能力,就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化能否完成的关键。中国城市发生危机,如果农村这个重心仍然稳定,则中国式危机就表现为城市及其部门愰几愰,然后在稳定重心的作用下,很快就稳定下来。中国农村相当稳定的且为城市打工者提供支持的规模巨大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重心所在,是中国面对几乎任何复杂情况都不崩溃的关键之一。

   当前中国有大约7亿仍在农村生活的人口,有大约2亿进城务工经商人口,这些进城务工经商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且正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进城打工者都没有断绝与农村联系。与农村保持联系的进城打工者,加上留守在村农民,共有大约9亿人口,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占到14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只要目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留守在村的农民就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且他们可以为进城失败打工者提供返乡的顺利通道。

   中国一旦面临危机,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2100万打工者失去在城市的就业,这部分打工者就可以返回家乡。因为家乡有务农收入,返乡打工者正好借此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在农村家乡休养一段时间,几个月?一年?抑或两年?都没有问题。所以,中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强有力的应对失业危机的能力。不要说2100万打工者失去城市就业,就是5000万甚至更多,也不是太大问题。这个意义上,每次经济下滑时,经济学家都以就业来说事,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就不稳定,这实在是错误的判断。

   此外,或更重要的是,因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的再生产性,使进城失败的打工者并不强留在城市,相对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进城农民,中国农民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还可以返回家乡从事农业。所谓权利,首先是选择权,保留农民进城还是返乡的选择权利,是给农民最基本的人权。因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选择返乡,所以当进城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生存下来时,他们就会选择返回家乡。因此之故,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发展中国家。

   因为没有大规模贫民窟,且进城打工者可以在发生经济金融危机时返回家乡,经济危机就不大可能转化为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中国就具有应对各种危机乃至重大决策失误的条件。未来30年将是中国能否顺利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关键30年,这30年,若中国式小农经济制度仍能保持稳定,就为中国整个发展的稳定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基础结构。这真是中国之大幸。

   小结一下,中国之所以可以在发展中保持稳定,中国式小农经济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农民家庭的农业收入为九亿农民(包括进城打工者)提供的基本生存保障,这使得中国社会重心稳定。重心稳,所以中国稳;二是进城务工打工者在面临失业时,可以选择返回农村,从而为国家度过经济危机提供缓冲;三是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返乡。农民可以返乡是中国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有大规模贫民窟的关键。没有大规模贫民窟就极大地降低了由经济金融危机向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转化的可能。

  

   四

  

   中国式小农经济还有一种特殊的适应性结构,这就是由农民自发流转土地所形成的“中农”。“中农”一词也许可以称为“中坚农民”。

   具体来说,农民进城,很少有人是绝决式进城,因为对进城后能否安居心中无底。相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城农民不可能人人都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而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又很勤劳的打工者可以在城市找到稳定的就业和有保障的高收入,这部分运气好的打工者就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对大部分进城农民来讲,年轻时要养活自己不难,年龄大了再在城市呆下去就相当艰难。从可以预见的时期来看,中国的国家能力不可能为进城收入低的打工者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的高水平的保障(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无力提供),因此,农民进城,即使不再种地,他们也仍然会保留在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可以随时要回耕种,他们也会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以便进城失败后仍然可以返乡居住(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政策部门讨论让农民退出宅基地的问题是典型的假问题),进城农民对于承包耕地的态度是,并不指望将耕地租出去赚钱,而是要求随时可以拿回自种。因此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进城农民一般倾向于将承包地流转给兄弟姐妹、邻里朋友,租金很低,流转合约一般口头约定,既无流转时间期限,又无租金多少规定,因此是不规范的土地流转协议。但这样的土地流转协议却很少会起纠纷(倒是正规的契约常起纠纷),因为这种流转是在熟人社会中进行的。

与有农民全家进城从而要将土地流转出去相反,还有一些农户因为父母年龄太大,子女年龄又太小,或其他种种原因(比如从事富业,当村组干部等),而全家在乡务农,尤其是中青年夫妻在家务农。一对中青年夫妻在现有农业生产条件下可以很方便地耕种30~50亩土地,若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给这些留守在家务农的中青年夫妻,中青年夫妻可以耕种30~50亩土地,则这一对中青年夫妻从耕地上每年可以净获利3~5万元,这样一个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这样的耕作规模对中青年夫妻就具有相当吸引力。随着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务工,就有越来越多的耕地可以流转出来,滋养形成耕作规模可以达到30~50亩的中农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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