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儒法传统与中国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2 次 更新时间:2013-11-28 19: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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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影响进入后被迫发生的。中国从一个奉行儒法政治模式的帝国发展为现代国家,儒教及中华帝国的遗产在现代中国继续发挥作用。

   民族救亡是近代历史主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虽屡次被西方国家及日本打败,但在复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时却拥有诸多优势。不能建立以发展为导向的强大民族国家,是许多后发国家都面临的问题。然而,中国素有强势国家(strong state)的传统,广袤的核心领土,其广大人口共有同根同源的文化,而其精英群体则具有集体认同,所有这些或多或少地归功于千年之久的儒教国家传统。中国庞大的规模及相较其他文明更为同源的文化,不仅使外国列强在西方帝国主义全盛时期难以肢解或吞并中国,而且使中国人更易构建现代国家认同。尽管在19世纪期间中国不是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国家,但强势国家的传统是其后来取得经济突破的一大利好因素。

   此外,中国悠久的科举考试传统孕育了一种文化,即强调通过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性。然而,这对中华帝国自主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并非积极力量,因为儒家教育注重中国典籍而不是数学、科学或实用知识;并且,中国精英将通过科举考试成为高级官员视为成功的最高境界。不过,当其他条件成熟时,成就导向型文化便是中国赶上西方世界的重要优势。

   直到最近数十年,中国一直是一个穷国。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发展的长期滞后,而这些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推移发生着变化。在19世纪,中国的国力及优越感似乎是个主要问题。当欧洲人在世界各地殖民时,中国清政府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并在中国南部、西部及亚洲内陆大规模扩张。到19世纪,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乃至地理空间上的中心。帝国的规模给了清廷及精英强烈的安全感。此外,文化优越感使当年的中国精英学习迟缓。比如,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时,战败给旁观的日本所带来的警示远甚于中国自身。在19世纪60年代,当中日都启动改革时,日本的目的是建立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中国则将采用更优良的西方武器装备作为首要目标。

   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中国早期现代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在战争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是半开化的小国。然而,在明治维新后不到30年,这个国家就能够打败中国。此外,与关注在华开放通商口岸和提升政治影响力的西方列强不同,日本从它崛起的第一天开始就垂涎于中国的领土。

   自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民族救亡成了中国压倒性的议题。中国人的自豪感逐渐褪去,最后被对西方文化和理念(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几近盲目的崇拜所替代。儒教和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所谓的“落后”是指中国无法抵御外国军事侵略,不能迅速且成功地复制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民族救亡而进行更加激进的变革和革命。

   同时,20世纪早期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都与日本的侵略有关。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触发了愈加激进的变革及革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终止。1919年五四运动的诱因是日本政府强加于中国政府的“二十一条”及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益转交给日本,而不是交还给中国。

   总之,20世纪前半期所发生的主要社会运动与革命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即拯救中华民族。为达到目标,中国人寻找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手段及任何他们认为有用的意识形态。振兴民族的早期措施收效甚微,促使后辈们越来越倾向于更激进的方案,直到1949年共产主义中国出现。

   中国经济奇迹何以可能?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在中国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它推行的土地改革有益于贫困农民,早期的工业政策给予了工人几年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社会福利。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非常高兴,因为中共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强大政府,他们为此已经苦苦寻求了数代。朝鲜战争后,中国经济复苏,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达到新的高峰,大部分中国人将中国军队可以与美军打持久战视为中国国力恢复的标志,并倍感骄傲。中共夺取政权后仅数年内,中共就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毛泽东也成为了全党全国共同的魅力型领袖。

   人民对毛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信仰,给予政府无限的自主性,允许它几乎完全控制中国的军事及经济;尽管当时一些政策已经造成了可怕的后果,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大跃进”(1958-1960)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大跃进”是一次激进的工业化狂飙,导致了1959年至1961年的经济困难;“文革”后期,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几近崩溃的经济状况及中国大众对贫困而不幸生活的普遍失望,推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在毛泽东去世后立即采取改革开放政策。改革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将中国近来的经济表现说成奇迹有些言过其实。首先,世界上鲜有国家拥有中国这样辽阔的疆域、强势国家的传统、广泛存在的身份认同以及成就导向型文化。现在,中国人曾经的自豪感已经消失,向西方学习成为常态,当然,这也是近百年来改革及革命的结果。中国延续千年的强势国家及成就导向型文化已经完成向高度发展导向的转变。

   其次,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导向型的改革及革命,已经破坏或削弱了曾经阻碍中国建立工业国家的很多传统文化因素和社会结构。

   再次,中国的崛起出现于一个较为良好的国际环境之中。基于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极大的改善;贸易自由主义观念在全球高涨;加上因为语言和文化相似,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经验及剩余资本易于被中国吸收。

   最后,作为“文革”灾难性后果之一,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狂热消褪了,这对经济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在80年代早期,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要维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坚持改革政策,中共的执政地位有赖于良好的经济表现,而非意识形态立场。然而,中国直到90年代仍然保持着革命政权的大部分组织和动员能力,所以国家还有很强的能力领导这样一场改革,并能够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良好的成绩。这种政治结构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

   儒教政治社会功能消失

   中国已经从一个政治制度、文化完全异于西方,并对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充满敌意的帝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当前中国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儒法国家的许多制度和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一些仍然留存了下来,并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影响。另外,中国的过去对其未来的影响也不会只是文化与观念方面一次简单的传承。在此过程中必定涉及相互竞争的、具有不同组织能力、资源和利益的社会行为体。这些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及效力反过来又受到国家结构化行为、国际环境和新形势的调节。中国的历史及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

   儒教政治模式及儒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已经消失。现代中国及未来短期内的中国所拥有的绝大部分特质或多或少都与这种结构性变革有关。1911年的辛亥革命粉碎了长达千年的儒家政治体系。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儒教及儒教文化视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支撑这种文化的制度。在当今的中国,儒教道德及政治秩序再次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崇,甚至获得政府的部分支持。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

   中国在重塑儒教成为主流价值观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来自一个世纪以来激进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如果这些因素是造成儒教崩溃的全部原因,今天中东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美国和西欧的基督教以及东欧的东正教便应该遭遇类似的境况。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上述每个宗教在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下均幸存下来,在社会中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儒教的崩溃在全世界宗教中是不同寻常的,与其本身性质有关。

   尽管儒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宗教,但我们不能忽视事实,即这种宗教强调世界的内在道德秩序甚于超验神圣秩序。儒教之所以曾在中华帝国占据主导地位,一是因为它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社会提供了道德秩序;二是因为自宋代以降,帝国政权和社会或多或少都是依据儒教准则进行构建的;三是因为一些国家或社会组织发展出了某种类似于教会的功能。然而,上述社会条件一旦消失,儒教便失去了根基,从一种支持国家和社会的绝对组织力量退缩为一种离散的、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或哲学。这恰好是那些试图恢复儒教传统地位的人所面临的问题。

   儒教国家崩塌及儒教在社会中作用急剧下降带来了若干挑战。中国不是小国,拥有自己的文明。作为一种世界主要文明的创造者,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将成为自己的负担。现在中国正在变得富裕,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建立另外一种道德、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此种秩序吸收了许多西方因素,但儒教处于核心。这种努力遭遇的困难不仅来自自身,因为日益盛行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导向的儒家价值观存在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儒教已经退化为一种鲜有制度支持的意识形态或哲学。因此,短期来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近来所倡导的儒学复兴并不会达到其所期望的结果,尽管社会对其制造的张力会出现真正的反弹。

   儒法国家的转型挑战

   在今天的中国,尽管知识分子们某些关注点受到广泛认同,但建设与倡导以儒教为中心的道德及政治愿景的参与者毕竟寥寥无几。西化仍然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真正驱动力,特别是追求富裕的普遍诉求,越来越被接受的个人主义文化以及广泛存在的进步主义史观。在包括现代西方在内的其他主要文明中,各种世界宗教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幸存下来,并成为发展主义的制动器,平衡社会的进步冲动。几乎完全崩溃的儒教并没有为中国留下类似的制动器。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保守主义力量十分弱小。进步史观受到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的普遍认同。因此,西化在中国得到了最毫无保留的展示。

   儒教国家的崩溃及儒教文化社会影响力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中国无关。在许多方面,儒教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几乎每个阶层的中国人都注重教育的价值,直到今天,他们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依旧十分巨大。当然,这种文化不仅是儒教遗产,因为现代中国创建出许多机构来维持教育导向型文化。然而,现代中国政府如此容易地提倡教育导向型社会,中国民众又是如此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个事实展示了儒教遗产的重要性。

   儒教国家传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强势国家的传统和文治的共识,这在后发国家间是很罕见的。中国的疆域如此广阔,任何一个军阀都很难单独通过武力来控制整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军阀主义主导着中国的政坛,但没有一个军阀公然宣称己方为军政府。他们反而在这段时期内,在其势力范围内促进并建立文职机构。当中国重新走向统一时,不论当政的是民族主义政府还是共产主义政府,国家都得以毫无阻力地推行各种分治和制衡机制。因为存在强势国家的传统和文治的共识,中国总是能迅速恢复文官统治,并致力于改善政府、社会的治理。

   儒教国家传统的遗产迄今赋予了中国一种强烈的内向特质。中国悠久的历史及频繁变幻的帝国命运,使西方国家无法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中国人心理上留下持久的印记。中国辽阔的疆域和庞大人口数量使中国人很少担心外部威胁,而是要求政府聚焦于无穷无尽的内部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奉行温和而非强硬的外交政策,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一传统的表现。

   就人类社会的政治经验看,有三种理想型途径可使国家权力合法化:允诺更好未来的意识形态、定期换届选举、政府治理绩效。中国从天命观念中继承了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的强大传统,改革开放以后,政府的经济绩效、道德表现是其统治权力的主要依据和来源。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促使中国政府更加积极地施政,因此,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另一方面,以绩效为基础的合法性也是社会张力的重要来源,将塑造未来的中国政治。在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问题上,中华帝国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因为当时政府面临的任务有限,维持权力实际上才是其首要目标。然而,现代中国是一个目标导向型国家,在此意义上,它承诺要让大部分中国人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他们并不一定更加幸福。中国人很快认为过上富裕新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并有了更高的期望。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开放政策出现新问题,比如,不平等加剧、社会冲突、贪腐、失业及环境污染。尽管中国社会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去解决这些问题,但骚乱、抗议、暴力冲突仍然不断增加。现阶段,受益于经济繁荣,中国政权并未面临重大危机。然而,当经济减速,社会危机很可能激化。

   来源: 《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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