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北伐受阻“潜师回粤”历史情境因素考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7 次 更新时间:2013-11-27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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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金柱  

摘 要: 1922年孙中山北伐中途受阻,迫不得已“潜师回粤”,事后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在于陈炯明从中阻遏,后世史家亦多从此说。实际上,就当时北伐的即刻历史情境而言,无论是北伐的南北联盟,还是北伐的饷械准备,以及湖南各界反对北伐假道湘省,都未取得有利的情势,此皆为孙中山北伐受阻“潜师回粤”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孙中山 北伐 陈炯明 历史情境

1920年11月,陈炯明率粤军回粤逐走桂军后,孙中山在各方邀请下,携伍廷芳、唐绍仪等由上海抵达广州,随之两人纷争骤起,组建正式政府、选举总统、援桂,纷争一个接着一个,而最终导致两人决裂的则是联省自治与北伐统一之争。

北伐是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既定策略,当选非常大总统后,孙中山即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虽然陈炯明同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意见相左,但孙中山仍极力谋求陈炯明的支持。原因在于陈炯明所率粤军历经援闽、回粤、援桂三役,无役不捷,成为革命党的一支劲旅;陈炯明也通过这三次战役,展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党人中少见的军事人才。无疑,如果陈炯明率粤军参与北伐,胜算将会大大增加。因此,孙中山派汪精卫、胡汉民赴南宁与陈炯明商讨北伐,陈炯明对于出兵北伐表示坚决反对,称“如不见谅,惟有引兵回粤,辞职回里,不闻政事”。【1】孙中山仍未甘心,旋亲赴南宁与陈炯明商谈北伐事宜,希望得到陈炯明支持,仍未奏效。迫于无奈,孙中山只有退而求其次,向陈炯明表示,“吾北伐而胜,在事势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2】由此可见,两人达成协议,只要陈炯明不阻挠北伐,则无论北伐成败与否,孙中山都不会再回两广。但是,历史的结局是,孙中山由于北伐受阻,不得不“潜师回粤”,导致“六一六事变”孙陈决裂。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违背允诺“潜师回粤”呢?事后孙中山认定陈炯明“欲据粤以自固”、“兼桂以自益”,虑及“北伐若有蹉跌,累及于己”,因此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厚颜反噬,以求自全”,【3】把北伐的失败归罪于陈炯明的反叛。由孙中山开始,此后的正统史学无不认为陈炯明为图据地自保,不惜背叛孙中山,成了革命的叛逆。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当年撰文大力倡导联省自治、参与湖南省宪起草的学者李剑农,也认为陈炯明舍不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不惜背叛孙中山,其“行动实在是不应该”,并称陈炯明“手段未免太恶辣,人格未免太卑劣”。【4】实际上,孙中山北伐受阻,虽然政治主张和策略的不同,未能得到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并对北伐起到了一定的间接阻隔作用。但揆之以当时的历史情境,无论北伐的南北结盟,还是北伐的饷械准备,以及湖南各界反对北伐假道湘省,等等,都未取得有利的情势。本文即从北伐的即刻历史情境诸因素,具体考察孙中山迫不得已“潜师回粤”的原因。

一、各怀异志的军事联盟

孙中山北伐的总体策略是,在南方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与北方皖系、奉系结成孙、皖、奉三角同盟,南北联合讨伐把持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但是,孙中山的军事联盟基于临时利益拼凑而成,未能如孙中山那样有明确的宗旨,因利益关系才苟同北伐,因此对于北伐未免首鼠两端。以西南联盟而言,当时滇、黔、湘、川等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上支持孙中山北伐,而实际则各有打算。以在北伐队伍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滇军来说,唐继尧支持北伐是为了夺得失去的云南地盘,在重返昆明并自任云南善后督办之后,即以滇省需休养生息为由,未予北伐。【5】唐的返滇,使得北伐滇军实力大为削减,严重影响了北伐的声势。贵州卢焘、谷正伦等与孙中山相友善,有意北伐,但唐继尧助袁祖铭返回贵州,逐总司令卢焘,北伐黔军谷正伦部王天培、彭汉章两旅被带离回黔,【6】这对于出发在即的北伐不啻为另一重大的打击。四川地方实力派熊克武、刘成勋、刘湘、杨森等混战不休,虽有赞同北伐者,但其目的在于向湖北、陕西扩张,无意真正同直系为敌。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但谭延闿、赵恒惕、程潜等各树势力,斗争错综复杂,加以湖南民众反对假道湘省,更使孙中山北伐受阻。【7】由此看来,西南各地方实力派内部纷争激烈,根本无法结成北伐统一联盟,即使表面赞同北伐者,也都是为自身地盘考虑,根本没有北伐统一的真正意愿。

至于与北方军阀的孙、皖、奉三角同盟更是各怀异志,孙中山自己就称这只是“临机变计”的策略。孙中山联合奉皖两系的北伐计划是,利用北方直奉两系的矛盾,南方北伐军一出,奉张即举兵入关,合力倒直。并与皖系浙江卢永祥、福建李厚基联系,待孙中山举兵入湘,卢、李即发表通电服从西南,与北方脱离关系。如此北伐军入湘后,合湘、粤之力攻岳州,奉军入关响应,吴佩孚首尾不顾,定会失败,一举再下武昌,浙卢闽李响应,合力胁迫江苏齐燮元,江苏将不战而下。这时将总统府迁往南京,再会合奉系扫清中原,完成统一大业。【8】这个计划建立在西南联成一体,北方奉皖与直系发生矛盾的主观臆测基础之上。而实际上西南远未达到一致,前面已述。至于奉系张作霖,不管目的怎样,但他同孙中山联合倒直是一致的。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不堪一击,只几日就兵败退回关外,从此张作霖在东三省讲联省自治以图自保了。【9】奉系兵败,使孙中山北伐恃以依托的强大奉系集团不再能发生作用。另一个可以依托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对于北伐态度消极,浙督卢永祥正与西南地方势力联合,倡导联省自治,组织联省政府。【10】闽督李厚基因与部下王永泉、臧致平发生矛盾,加之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便弃皖投直,与孙中山对立。【11】

综上所述,孙中山北伐依托的西南势力和北方皖奉联盟均告解体,凭借一支孤军去征服势力强大的直系军阀,根本无法取胜。

二、困难重重的饷械接济

孙中山北伐面临的另一难局是饷械接济严重不足。对于北伐军的饷械供给,“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抱怨陈炯明,“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众,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对陈炯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而北伐军在桂林勉强支持半年,“全恃临行借提广东省银行纸币二百万,为陈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暂维军用”。【12】陈炯明对此大感不平,他对汪精卫说:“桂林军队之有无接济,不可以口舌争,查桂林出发时,支去行军特别费八十万,福军一十万,许军长二十万(各军月饷另支),以后陆续汇去数万元者,尚有几次,闻桂林回兵之时,尚解去二十万。又程天斗由银行划解去二百万,数目历历可考,何得谓毫无接济。”【13】虽然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抱怨言过其实,但就陈炯明的声辩也可看出,广东接济北伐的费用不超过350万元。【14】而维持北伐军10万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陈炯明自己也承认,至少也需要筹措1000万元,才能应付。【15】

陈炯明对于北伐饷械接济不积极,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陈炯明不支持武力北伐,他认为,“兵权政权非可以统一中国”,已有前车之鉴,“袁、段是其明证”。因此,只能另外寻求统一中国的途径,“使人民得有全权,由人民发展其权力以统一”,【16】即主张以民治为基础,由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结成联省政府统一中国。另一方面,从广东现实的财政状况看,陈炯明也不同意即刻北伐。广东经桂系搜刮,财政资金奇缺,当时任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就说:“吾粤近年被莫荣新、杨永泰、龚政等多方罗掘,大有破产之虞”。【17】为缓解财政危机,陈炯明计划发行善后公债500万元,可两个月认购数量还不到1/50,导致财政厅长廖仲恺辞职,马育航、邹鲁均不愿接受该职,省政府全体公职人员薪金、津贴一律按折扣发放。【18】援桂之役后,给已陷枯竭的财政增加更多困难,据粤海关情报称,从1921年5月15日到10月底,对桂作战军费开支为677万元,广东每年军费开支则达1200万元。1921年广东省拖欠海陆军、教育、行政等费用约达1600万元,而广东省每月税收仅4万元,全年共约50万元。【19】另据陈炯明1921年底向广东省议会呈送的当年岁出预算书来看,全年收入13882350元,支出37404615元,收支相抵,不足达23522265元。其中,陆军费用便占去32502185元。【20】为摆脱财政困局,陈炯明一再提出要大力裁军,以压缩军费开支,【21】拟将1922年在粤军队的常年开支由上年的1200万元减至780多万元。【22】如果进行北伐,肯定还须另筹军费。因此,陈炯明认为两广初定,理应休养生息,不忍再劳民动众,不应该立即北伐。

对于关系北伐成败如此重要的饷械问题,孙中山则很少考虑。据时任财政厅长的马育航回忆,孙中山称北伐200万元就足够,马说:“如广东出六百万,先生北伐能成功,算是万幸,饷又如何?弹又如何?”孙中山回答:“我以义师北出,所过欢迎,不用战,何须弹?”【23】另据时任粤军军务处长的张醁村回忆,孙中山召开北伐会议,谈到饷项问题时,“中山先生说:‘我带盐去就够了’”。【24】但是,一旦北伐大军开拔,就容不得孙中山如此“旋空大演”了,不得不想方设法筹措北伐费用。孙中山曾先后向美国、日本请求提供援助,但都没有结果。又发行债券、向中外商人申请贷款,也没有效果。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打广东的主意,而这恰恰是陈炯明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做的。孙中山向粤省商民征收土地附加税、多加房租,于无可奈何之际曾出卖公地、公共建筑等公产,引起时人非议,招致粤省民众的一致不满。尤为甚者,孙中山开赌禁增收赌税,而陈炯明是一贯主张禁赌的,因此引起陈炯明的强烈反对,称“生平嫉赌如仇,断不忍以数百万金钱而害及广东全省人民,且明令俱在,亦不能任其死灰复燃”,并坚称:“吾在职一日,例禁一日!”【25】尽管孙中山为求北伐的实现,再次出现政治理想与实用策略的异向运动,【26】但收效仍然有限,由此亦可说明北伐非其时也。

三、湘省各界反对假道北伐

湖南反对假道北伐是北伐受阻的重要因素。孙中山本打算假道湖南北伐,但却未取得湖南的一致。早在1921年9月下旬,湖南各社团即声言拒绝北伐军入境。【27】湘省上下之所以坚拒北伐假道湘境,孙中山认为是“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遏”。【28】其实个中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近世史家李剑农就指出,北伐“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人民的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其原因在于,“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因此,“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氏的诱惑”。【29】

其实,对于湖南问题,陈炯明早就有所关注,在其托汪精卫、廖仲恺向孙中山面复的北伐三策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湖南问题。他认为,当时赵恒惕主湘,另两个湖南实力派谭延闿、程潜均与赵不睦,此种矛盾不解决,湘省就不能与粤取得一致行动,如果湘助北军则北伐必败。因此,陈炯明建议北伐军设联军总司令、一副总司令、一总参谋长,以谭延闿任副司令,程潜任总参谋,赵恒惕仍主湘政。适值赵恒惕派贺耀组到粤,陈炯明以此议同贺及张辉瓒、程潜协商,三人均极赞成,议由粤接济湘款50万,托浙卢代湘造子弹,期以4个月后举行誓师。可惜孙中山未用此议。【30】当时赵恒惕正在湖南搞联省自治,陈炯明复电表示赞成。【31】湖南宣布自治后,赵恒惕表示拒绝客军假道湖南,请求南北双方勿再以湖南为战场,加上赵的宿敌程潜时任北伐大本营陆军总长,赵对孙中山芥蒂很深,因此与反对北伐、赞同联治的陈炯结为奥援,缔结湘粤两省联防条约,以互不侵犯及促进联省自治为共同目标。【32】湘省反对假道,使孙中山的北伐战略顿成空想。

四、“适逢其时”的邓铿之死

正当北伐军举措失据、进退维谷之际,1922年3月21日,负责接济北伐费用的粤军参谋长邓铿猝遇暴徒狙击,身中两枪不治身亡。邓铿之死成为孙中山“潜师回粤”的直接诱因。

邓铿之死,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据事后的回忆和分析,凶手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主谋者为陈炯明及其亲信;其二,刺杀者为走私烟商;其三,主谋者为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的人物,其中又有蒋介石、胡汉民、许崇智主使等不同说法。【33】虽然邓案的真凶至今仍然是一个悬案,不过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均可证明陈炯明并无任何刺邓的理由,邓案与陈炯明没有直接关系。据莫纪彭回忆,邓铿遇刺后,陈炯明“亲握其手,热泪盈眶,为余所亲见。如谓竞存惺惺作态,即余毕生未见有作伪事至如此逼真也”。另外,陈炯明被孙中山免职下野时,邓铿的妻子“亲往车站送行,其后登车坐在竞存之傍移时”。莫纪彭认为,“如果真有杀夫之仇,即竞存已下野返乡,邓妻可不必再来送行,即送行亦不必登车作惜别也”;且邓铿为陈炯明部将,“两人为惠州一带同乡,辛亥惠州光复之役,仲元即参与,以后始终追随竞存。竞存之部将多起自草莽,仅仲元一人尝受正规军官教育,因此甚获竞存之倚重,屡加擢升”,因此,度情论势,陈炯明实无杀邓铿之必要。【34】另据朱勉躬忆述,邓铿夫人李顺春曾与他谈到邓铿遇刺后,陈炯明即来看望,言行举止状极伤感,“当时听到仲元愤愤地说过一句话:‘我不外为国事,弄到我这样。’”【35】又据《陈炯明传》的作者康白石称,邓铿的过继女儿(侄女)曾说过,“她及她的生父均不相信陈会主使行刺”,并说“几十年岁月过去,伊家与陈家仍系通家几代之好”。【36】可见,邓铿及其家人对陈炯明均未产生猜疑。即使认为邓铿为陈炯明部下所谋杀者,也认为邓案与陈炯明无关。【37】

然而不管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邓案是造成孙陈关系破裂的一个转折点。原本由于北伐的歧见,双方早已是隔阂日深,继之唐继尧回滇导致西南北伐联盟解体,北伐费用无法筹措,湖南拒绝北伐军入境,孙中山因对陈炯明有北伐胜负均将不回广东的言诺,因此造成北伐进退失据的窘境。在此种窘境下,孙中山认为北伐受阻在于陈炯明从中作梗,暗中调唆所致,对其已经恨之入骨。邓案发生恰逢其时,以此为口实,指责陈炯明刺杀接济北伐费用的邓铿以阻挠北伐,为其率军回粤提供借口。3月26日,即邓铿被刺后5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北伐行止,议决北伐军“潜师回粤”。【38】另一方面,陈炯明也怀疑邓铿是孙中山所谋杀,以嫁祸于他。于是,双方已经剑拔弩张,决裂一触即发。

注释:

【1】《孙陈各抱主张之粤闻》,长沙《大公报》1921年9月27日。

【2】邹鲁:《回顾录》,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6页。同时,孙中山曾请一些民党人士作陈炯明的工作,如胡汉民、程潜、陈劭先、张醁村均有类似的回忆,参见胡汉民:《六月十六之回顾》,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8-609页;程潜:《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同前书,第61-62页;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10页;张醁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分裂》,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月,第25-26页。

【3】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0、555页。

【4】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

【5】詹秉忠:《护法期间唐继尧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其演变》,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30页。

【6】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31-1133页;洪喜美:《李烈钧与护法运动》,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期,1987年6月,第96页。

【7】唐继尧在致北伐滇军司令胡若愚等电中,称所谓的北伐西南联盟早已解体:“北伐策源地之两广,已先不能发一兵也!其余为湘,既已和议,复由各界来电宣言,无论何方军队,不得经过湘境。蜀则自宜昌一战,迭遭挫损,刘湘已电潘正道、但懋辛退川自保。黔因内部问题,奚遑他顾。”《唐继尧致桂林北伐滇军胡司令、张纵队长等电》,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8】《粤省要闻•孙派党人所述孙文北伐大计画》,《华字日报》1921年11月5日。孙中山预测北伐届期将会出现“闽王攻赣之北面,鄂孙乱吴之后方,……浙卢、皖马即可据长江下游,而豫赵、鲁田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并称“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实孙中山根本无法与这些军阀达成“政略既同”,所谓“南北一致”,只能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参见孙中山:《复廖仲恺汪精卫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34页。

【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第504页。

【10】《粤闻•客述卢永祥主张自治之内幕》,《华字日报》1921年6月14日。

【11】潘守正等:《李厚基在福建》,政协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9辑(1985年第7期),第19-20页。

【12】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0页。

【13】《陈炯明最近之谈话》,《申报》1922年6月13日。

【14】关于陈炯明接济北伐费用,另有一说。据白逾桓回忆:“陈君返粤未及一月,中山竟率许崇智部到桂林大唱北伐高调,陈君无可如何,只好听之中山在桂林二月共用去省银行五百余万元。”参见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38页。

【15】马超俊回忆,在讨论北伐问题时,陈炯明对孙中山说:“不行,现在非有1000万元现款,5000万发子弹不可”。马超俊:《国父广州蒙难之经过》,《中山月刊》第5卷第1期,1944年3月29日,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33页。另据白逾桓回忆,陈炯明以孤军远征,将士疲倦,非整休半年,不能北伐,并以三件事托汪精卫、廖仲恺面复孙中山,其中第三件即是需筹北伐经费3000万。参见白逾桓:《哭亡友陈君竞存》,《振报》1933年9月24日,转引自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有关陈炯明资料》,广州,1965年油印本,第201-202页。

【16】《纪陈竞存在国民党本部办事处演词》,《民国日报》1921年3月14日。

【17】 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0页。

【18】 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52页。

【19】同上书,第354-355、359-361页。

【20】陈炯明:《咨广东省议会呈送粤省民国十年岁出预算书文》,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页。

【21】 《陈炯明实行裁兵纪》,《申报》1921年12月22日。

【22】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第360页。

【23】马育航:《算我十五年来之账》,《陆安日刊》1925年2月5、6日,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28页。

【24】张醁村:《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分裂》,《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24-25页。

【25】《粤闻•陈炯明不肯赞成开赌》,《华字日报》1921年5月7日。

【26】参见桑兵:《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论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138-161页。

【27】《华字日报》1921年9月23日。

【28】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0页。

【29】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第508-509页。

【30】白逾桓:《哭亡友陈君竞存》,《振报》1933年9月24日,转引自《有关陈炯明资料》,第201-202页。

【31】《陈省长与赵恒惕往来电》,《群报》1922年3月21日。

【32】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册,第1124-1127页。

【33】参见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67-4735页;段云章、沈晓敏、倪俊明编著:《历有争议的陈炯明》,第30-33页。

【34】王聿均访问,谢文孙记录:《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17页。

【35】朱勉躬:《邓仲元先生遇害前的二三事》,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10页。另据报载,陈炯明曾谈到,“仲元每晨六点半,必往公园吸空气,予历告其按时而往,恐遭危险,所乘八十一号车,尤为众目昭彰,劝其宜带得力防卫。仲元恐人议其出风头,故出入不带护兵。”《续记邓铿被刺详情》,《申报》1922年3月30日。

【36】康白石:《敬答对<陈炯明传>的批评》,香港《南北极》第97期,1978年6月,转引自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第474页。

【37】 参见李洁之:《邓铿之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罗翼群:《追忆邓仲元先生事略》,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2年1月,第68-70页;沈太闲:《关于邓铿被刺事件》,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3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437-1438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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