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北伐受阻“潜师回粤”历史情境因素考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13-11-27 13:44:19

进入专题: 孙中山   北伐   陈炯明   历史情境  

付金柱  

  

  摘 要: 1922年孙中山北伐中途受阻,迫不得已“潜师回粤”,事后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在于陈炯明从中阻遏,后世史家亦多从此说。实际上,就当时北伐的即刻历史情境而言,无论是北伐的南北联盟,还是北伐的饷械准备,以及湖南各界反对北伐假道湘省,都未取得有利的情势,此皆为孙中山北伐受阻“潜师回粤”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孙中山 北伐 陈炯明 历史情境

  

  1920年11月,陈炯明率粤军回粤逐走桂军后,孙中山在各方邀请下,携伍廷芳、唐绍仪等由上海抵达广州,随之两人纷争骤起,组建正式政府、选举总统、援桂,纷争一个接着一个,而最终导致两人决裂的则是联省自治与北伐统一之争。

  北伐是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既定策略,当选非常大总统后,孙中山即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虽然陈炯明同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意见相左,但孙中山仍极力谋求陈炯明的支持。原因在于陈炯明所率粤军历经援闽、回粤、援桂三役,无役不捷,成为革命党的一支劲旅;陈炯明也通过这三次战役,展露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党人中少见的军事人才。无疑,如果陈炯明率粤军参与北伐,胜算将会大大增加。因此,孙中山派汪精卫、胡汉民赴南宁与陈炯明商讨北伐,陈炯明对于出兵北伐表示坚决反对,称“如不见谅,惟有引兵回粤,辞职回里,不闻政事”。【1】孙中山仍未甘心,旋亲赴南宁与陈炯明商谈北伐事宜,希望得到陈炯明支持,仍未奏效。迫于无奈,孙中山只有退而求其次,向陈炯明表示,“吾北伐而胜,在事势上固不能回两广;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回两广。两广请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2】由此可见,两人达成协议,只要陈炯明不阻挠北伐,则无论北伐成败与否,孙中山都不会再回两广。但是,历史的结局是,孙中山由于北伐受阻,不得不“潜师回粤”,导致“六一六事变”孙陈决裂。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违背允诺“潜师回粤”呢?事后孙中山认定陈炯明“欲据粤以自固”、“兼桂以自益”,虑及“北伐若有蹉跌,累及于己”,因此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厚颜反噬,以求自全”,【3】把北伐的失败归罪于陈炯明的反叛。由孙中山开始,此后的正统史学无不认为陈炯明为图据地自保,不惜背叛孙中山,成了革命的叛逆。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当年撰文大力倡导联省自治、参与湖南省宪起草的学者李剑农,也认为陈炯明舍不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不惜背叛孙中山,其“行动实在是不应该”,并称陈炯明“手段未免太恶辣,人格未免太卑劣”。【4】实际上,孙中山北伐受阻,虽然政治主张和策略的不同,未能得到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并对北伐起到了一定的间接阻隔作用。但揆之以当时的历史情境,无论北伐的南北结盟,还是北伐的饷械准备,以及湖南各界反对北伐假道湘省,等等,都未取得有利的情势。本文即从北伐的即刻历史情境诸因素,具体考察孙中山迫不得已“潜师回粤”的原因。

  

  一、各怀异志的军事联盟

  

  孙中山北伐的总体策略是,在南方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与北方皖系、奉系结成孙、皖、奉三角同盟,南北联合讨伐把持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但是,孙中山的军事联盟基于临时利益拼凑而成,未能如孙中山那样有明确的宗旨,因利益关系才苟同北伐,因此对于北伐未免首鼠两端。以西南联盟而言,当时滇、黔、湘、川等地方实力派虽然表面上支持孙中山北伐,而实际则各有打算。以在北伐队伍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滇军来说,唐继尧支持北伐是为了夺得失去的云南地盘,在重返昆明并自任云南善后督办之后,即以滇省需休养生息为由,未予北伐。【5】唐的返滇,使得北伐滇军实力大为削减,严重影响了北伐的声势。贵州卢焘、谷正伦等与孙中山相友善,有意北伐,但唐继尧助袁祖铭返回贵州,逐总司令卢焘,北伐黔军谷正伦部王天培、彭汉章两旅被带离回黔,【6】这对于出发在即的北伐不啻为另一重大的打击。四川地方实力派熊克武、刘成勋、刘湘、杨森等混战不休,虽有赞同北伐者,但其目的在于向湖北、陕西扩张,无意真正同直系为敌。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但谭延闿、赵恒惕、程潜等各树势力,斗争错综复杂,加以湖南民众反对假道湘省,更使孙中山北伐受阻。【7】由此看来,西南各地方实力派内部纷争激烈,根本无法结成北伐统一联盟,即使表面赞同北伐者,也都是为自身地盘考虑,根本没有北伐统一的真正意愿。

  至于与北方军阀的孙、皖、奉三角同盟更是各怀异志,孙中山自己就称这只是“临机变计”的策略。孙中山联合奉皖两系的北伐计划是,利用北方直奉两系的矛盾,南方北伐军一出,奉张即举兵入关,合力倒直。并与皖系浙江卢永祥、福建李厚基联系,待孙中山举兵入湘,卢、李即发表通电服从西南,与北方脱离关系。如此北伐军入湘后,合湘、粤之力攻岳州,奉军入关响应,吴佩孚首尾不顾,定会失败,一举再下武昌,浙卢闽李响应,合力胁迫江苏齐燮元,江苏将不战而下。这时将总统府迁往南京,再会合奉系扫清中原,完成统一大业。【8】这个计划建立在西南联成一体,北方奉皖与直系发生矛盾的主观臆测基础之上。而实际上西南远未达到一致,前面已述。至于奉系张作霖,不管目的怎样,但他同孙中山联合倒直是一致的。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不堪一击,只几日就兵败退回关外,从此张作霖在东三省讲联省自治以图自保了。【9】奉系兵败,使孙中山北伐恃以依托的强大奉系集团不再能发生作用。另一个可以依托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对于北伐态度消极,浙督卢永祥正与西南地方势力联合,倡导联省自治,组织联省政府。【10】闽督李厚基因与部下王永泉、臧致平发生矛盾,加之直皖战争皖系失败,便弃皖投直,与孙中山对立。【11】

  综上所述,孙中山北伐依托的西南势力和北方皖奉联盟均告解体,凭借一支孤军去征服势力强大的直系军阀,根本无法取胜。

  

  二、困难重重的饷械接济

  

  孙中山北伐面临的另一难局是饷械接济严重不足。对于北伐军的饷械供给,“六一六事变”后孙中山抱怨陈炯明,“诸军出发以来,以十三旅之众,而行军费及军械子弹从未接济”,对陈炯明“屡次电促,曾不一诺”,而北伐军在桂林勉强支持半年,“全恃临行借提广东省银行纸币二百万,为陈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暂维军用”。【12】陈炯明对此大感不平,他对汪精卫说:“桂林军队之有无接济,不可以口舌争,查桂林出发时,支去行军特别费八十万,福军一十万,许军长二十万(各军月饷另支),以后陆续汇去数万元者,尚有几次,闻桂林回兵之时,尚解去二十万。又程天斗由银行划解去二百万,数目历历可考,何得谓毫无接济。”【13】虽然孙中山对于陈炯明的抱怨言过其实,但就陈炯明的声辩也可看出,广东接济北伐的费用不超过350万元。【14】而维持北伐军10万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连陈炯明自己也承认,至少也需要筹措1000万元,才能应付。【15】

  陈炯明对于北伐饷械接济不积极,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陈炯明不支持武力北伐,他认为,“兵权政权非可以统一中国”,已有前车之鉴,“袁、段是其明证”。因此,只能另外寻求统一中国的途径,“使人民得有全权,由人民发展其权力以统一”,【16】即主张以民治为基础,由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结成联省政府统一中国。另一方面,从广东现实的财政状况看,陈炯明也不同意即刻北伐。广东经桂系搜刮,财政资金奇缺,当时任省财政厅长的廖仲恺就说:“吾粤近年被莫荣新、杨永泰、龚政等多方罗掘,大有破产之虞”。【17】为缓解财政危机,陈炯明计划发行善后公债500万元,可两个月认购数量还不到1/50,导致财政厅长廖仲恺辞职,马育航、邹鲁均不愿接受该职,省政府全体公职人员薪金、津贴一律按折扣发放。【18】援桂之役后,给已陷枯竭的财政增加更多困难,据粤海关情报称,从1921年5月15日到10月底,对桂作战军费开支为677万元,广东每年军费开支则达1200万元。1921年广东省拖欠海陆军、教育、行政等费用约达1600万元,而广东省每月税收仅4万元,全年共约50万元。【19】另据陈炯明1921年底向广东省议会呈送的当年岁出预算书来看,全年收入13882350元,支出37404615元,收支相抵,不足达23522265元。其中,陆军费用便占去32502185元。【20】为摆脱财政困局,陈炯明一再提出要大力裁军,以压缩军费开支,【21】拟将1922年在粤军队的常年开支由上年的1200万元减至780多万元。【22】如果进行北伐,肯定还须另筹军费。因此,陈炯明认为两广初定,理应休养生息,不忍再劳民动众,不应该立即北伐。

  对于关系北伐成败如此重要的饷械问题,孙中山则很少考虑。据时任财政厅长的马育航回忆,孙中山称北伐200万元就足够,马说:“如广东出六百万,先生北伐能成功,算是万幸,饷又如何?弹又如何?”孙中山回答:“我以义师北出,所过欢迎,不用战,何须弹?”【23】另据时任粤军军务处长的张醁村回忆,孙中山召开北伐会议,谈到饷项问题时,“中山先生说:‘我带盐去就够了’”。【24】但是,一旦北伐大军开拔,就容不得孙中山如此“旋空大演”了,不得不想方设法筹措北伐费用。孙中山曾先后向美国、日本请求提供援助,但都没有结果。又发行债券、向中外商人申请贷款,也没有效果。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打广东的主意,而这恰恰是陈炯明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做的。孙中山向粤省商民征收土地附加税、多加房租,于无可奈何之际曾出卖公地、公共建筑等公产,引起时人非议,招致粤省民众的一致不满。尤为甚者,孙中山开赌禁增收赌税,而陈炯明是一贯主张禁赌的,因此引起陈炯明的强烈反对,称“生平嫉赌如仇,断不忍以数百万金钱而害及广东全省人民,且明令俱在,亦不能任其死灰复燃”,并坚称:“吾在职一日,例禁一日!”【25】尽管孙中山为求北伐的实现,再次出现政治理想与实用策略的异向运动,【26】但收效仍然有限,由此亦可说明北伐非其时也。

  

  三、湘省各界反对假道北伐

  

  湖南反对假道北伐是北伐受阻的重要因素。孙中山本打算假道湖南北伐,但却未取得湖南的一致。早在1921年9月下旬,湖南各社团即声言拒绝北伐军入境。【27】湘省上下之所以坚拒北伐假道湘境,孙中山认为是“陈炯明诱惑湖南当局,多方阻遏”。【28】其实个中原因,远非如此简单。近世史家李剑农就指出,北伐“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人民的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其原因在于,“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因此,“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氏的诱惑”。【29】

  其实,对于湖南问题,陈炯明早就有所关注,在其托汪精卫、廖仲恺向孙中山面复的北伐三策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湖南问题。他认为,当时赵恒惕主湘,另两个湖南实力派谭延闿、程潜均与赵不睦,此种矛盾不解决,湘省就不能与粤取得一致行动,如果湘助北军则北伐必败。因此,陈炯明建议北伐军设联军总司令、一副总司令、一总参谋长,以谭延闿任副司令,程潜任总参谋,赵恒惕仍主湘政。适值赵恒惕派贺耀组到粤,陈炯明以此议同贺及张辉瓒、程潜协商,三人均极赞成,议由粤接济湘款50万,托浙卢代湘造子弹,期以4个月后举行誓师。可惜孙中山未用此议。【30】当时赵恒惕正在湖南搞联省自治,陈炯明复电表示赞成。【31】湖南宣布自治后,赵恒惕表示拒绝客军假道湖南,请求南北双方勿再以湖南为战场,加上赵的宿敌程潜时任北伐大本营陆军总长,赵对孙中山芥蒂很深,因此与反对北伐、赞同联治的陈炯结为奥援,缔结湘粤两省联防条约,以互不侵犯及促进联省自治为共同目标。【32】湘省反对假道,使孙中山的北伐战略顿成空想。

  

  四、“适逢其时”的邓铿之死

  

  正当北伐军举措失据、进退维谷之际,1922年3月21日,负责接济北伐费用的粤军参谋长邓铿猝遇暴徒狙击,身中两枪不治身亡。邓铿之死成为孙中山“潜师回粤”的直接诱因。

  邓铿之死,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据事后的回忆和分析,凶手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主谋者为陈炯明及其亲信;其二,刺杀者为走私烟商;其三,主谋者为孙中山及国民党方面的人物,其中又有蒋介石、胡汉民、许崇智主使等不同说法。【33】虽然邓案的真凶至今仍然是一个悬案,不过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均可证明陈炯明并无任何刺邓的理由,邓案与陈炯明没有直接关系。据莫纪彭回忆,邓铿遇刺后,陈炯明“亲握其手,热泪盈眶,为余所亲见。如谓竞存惺惺作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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