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三农” 问题: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分析

——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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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这个题目肯定会引起一些人的困惑,但它却隐指自1989年以后,由文化批判向政治体制批判挺进的制度改造运动的发展受阻后,学界对“政治”无能为力转而通过对“三农” 问题的“宏大关怀”, 从而传递出更多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的喃喃呓语。回往1980年代初,政治学,同法学、社会学一样,通过“恢复” 而登上舞台。一时间,在政治现代化的名义下,政治学在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远在法学、社会学之上,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学和法学照样“大展宏图”, 而政治学却“一落千丈”—— 从1980年代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转而这一结构的底层和边缘地带——“三农” 问题,当然,在方法上也尝试着与国际接轨。在当时,这种学术上的替代和移情,是相当普遍的。然而,“学者们”,在意识形态控制依然相当强的语境下,很难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且理论总落后于现实。

  本文拟抛开那些同“国际接轨” 的政治分析“范式”, 仅仅基于“三农” 问题,对近现代中国政治作一简要分析,作为《“三农”问题的化解:现代、后现代抑或他途》一文的补充。

  

  一

  

  在本文中这所说的近现代的“现”, 也可以说是当代——指1949年以后共和国时期。

  我们先返到近现代的历史原点。近现代中国从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走来。1820年,GDP(1990年国际元)中国占世界之比为32.9%,同年, 全欧洲占26.6%、印度占16%、俄国占5.4%、日本占3%、美囯占1.8%。人囗,中国3.8亿、全欧1.69亿、印度2.09亿、俄国0.55亿、美囯0.1亿。这时的中国是-个保存着传统的固有文化在现存国家中年龄最高的中国。GDP与人口排在第二位的印度在这时已被英国控制了数+年,并成为其在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地(傅军,《富国之道》的统计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据此,中国的近现代史不是从鸦片战争倒旗失败走来,全球“龙头老大” 、“全球第一” 应该是中国的近现代史的历史原点。

  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国家政治自组织还是那个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更为详细的内容可参阅《宪政:痴人说梦自阻前途抑或摆脱危机的最佳选择》,“左右”笫三十五文第六、七部分)。

  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外,还存有社会的自组织体系——个体经济(农户经济)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自组织与选择的结果——传统中国,数千年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的傍边,还躺着一个村庄单元社会,也就是说中央皇权以县为单元,县以下基本上接近自治体。中国的小农和地主经济的基本形式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結合,男耕女织,以织助耕。若干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定居在一起组成村庄。村庄各户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宗法关系,往往是一个同姓家族繁衍的结果。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村庄经济具有内部坚固的结构,几乎不为政治风暴所触动。村庄的生产单位是家庭,宗法关系是联结的社会基础,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性,始终从属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中国的村庄是政治统治的经线与宗法关系纬线上的一个纽结,在县以下的乡村又处于高度的自组织状态。

  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的乡村 景观,虽够不上雄伟壮观的画卷,但村庄依山傍水,在树木掩映之中早晚炊烟缭绕,宜情宜神, 悠然自在。生活生产方式也简简单单,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可以自己在乡村范围内生产,唯一需要仰给于外界的只有盐与铁;当一个家庭的子女长大结婚后,就实行析产分家,各白再建立一个相同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单位。然而,平静的简简单单的乡村也蕴藏着“生机”—— 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这些“现代” 要素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在中国农村一直十分活跃,农民也亨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七匠八匠)的自由。

  相对而言,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中国的“政治人”可能由于存在一个在科举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体系(体现中国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可能比西方更具有“民主”( 民主有权力所有层次与参与层次,这里对比的是参与层次) 的国家与社会;而大多数非“政治人”—— 农民,又可能是一个比西方更具有“自由”的国家与社会。这里可以引出以下二点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在“全球第一” 这个历史原点,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无疑是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马关条約》(1895年4月17日)之前,中国有一个30来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大框架中的内外合作求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这期间,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功而成为曰不落的帝国;曰本明治维新走向成功;俄国的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劳动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本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司法体系,加快了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此,俄国开始从农奴制时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在改革后逐渐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也是这期间,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強了美国的统一了;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外行帝国主义的,主要是英、俄、法三国,之后添加了美、德、意三国,日本是后来居上;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通过“民主”、 “自由”、“ 宪政” 而走向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中国是在“全球第一” 而且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具现代化政治因素条件下开始近现代化过程的, 在中国为什么会偏离“民主”、“自由”、“ 宪政” 的轨道, 或者说,这些为什么老是成为人们梦想中的东西?

  第二,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历史上的中国是如此,而在近现代化过程也得到空前绝后的暴露;清皇朝兴于山海关之外的地方权力,可以说是兴于地方权力亡于地方权力;孙中山自光绪二十一年起事于广州起,历次运动都遭受镇压;辛亥八月,以川咢湘粤四省保路为导火线,在武昌的革命之举,孙中山并没有参与“领导”;而长沙、九江、西安、太原、云南、南昌、上海、苏州、杭州、广西、安庆、福州、广州、山东、四川、甘肃等十七个地方权力独立联合轰倒一个王朝这一历史现象,可能中国是自秦以来的第一次(以往地方权力上升为中央权力都是通过战争实现,唯独这次通过和平实现权力转移)!共和国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兴于地方权力——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地方权力——再现历史上地方权力通过战争上升为中央权力的历史一幕;至于农民起义争夺中央政府权力,在近现代化过程也愈演愈烈,如,1850-1865十五年的“太平天国”, 又如1927-1949二十二年的“农村包围城市”;中国近现代化过程再现了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惊人相似的一幕;现在要问的是,褪去“民主”、 “自由”、“ 宪政” 最现代的外衣,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经历的三届国家中央政府,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是否是同一个“国家”—— 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

  

  二

  

  看来,近现代及当代中国政治分析中最为短缺的一项是,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遗产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因为短缺,也就不明白现代中国政治究竟是更“传统化” 了还是“现代化” 了?

  近现代与以往从传统又复归传统不同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統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

  但实际看到的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黑白分明的风景线是都市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一枚硬币的正面与反面)与农村停滞。

  按照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一般规律,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走了一条牺性农业利益的道路——农业与工业关系成为工业优先的“一方先于一方” 或“一方优于一方” 的非协调的介入型关系;与之相应的是,一个曾是社会统治阶级的力量与声望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新的社会阶级的兴起,如,多数西方国家,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贵族力量遭到破坏,近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社会和政治力量。如果按照工业化标准,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确是向着世界近现代文明汇流。但中国农村的停滞并不象西方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取得统治地位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也不象西方那样,产生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农村的停滞是再现了朝代后期的衰落景象。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工业化加速了这一衰落进程。如同每一个朝代一祥,地租、高利贷、商业资本,包括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等要素,促进着朝代的中兴,也如同每一个朝代后期一祥,这些要素也反过来迅速瓦解着王朝。按照曰本的经验,豪绅地主阶层在19世纪后期,产生了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或执掌政治权力的“现代化精英”。 中国的豪绅地主阶层在近现代衰落过程,除了不再受传统政治和道德法令约束,实行最野蛮的剥削外,就是把农民推向更为穷困的境地。当豪绅地主不再是原来的帝国制度的社会基础时,产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近现代化过程:没有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现代化精英”, 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使政治和军亊力量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看似相分离独立,实则互为一体不独立;支配社会和经济的政治权力看似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实际上又不独立于社会各阶级;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不论那一个阶级或者任何一股民主势力都不足以“树立” 国家。在近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遗产有两项:

  第一,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农业社会的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治自组织——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是同一个“国家”!?

  第二,从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之后,社会阶级利益并不足以构成近现代政党的“生命”, 相反,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依托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独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各阶级的命运。这是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政治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国家政治自组织运行的一个新特征,而且也是近现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特征。

  这里需要对地主政治转变为军阀政治作点补充说明。

  在前近现代,地主是“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 意思是说乡村地主帝国制度的基础。另外,中国的政治人——有权阶层不论居住在何处,都是有土地的,他们当然是地主,即或无土地,其生活也都间接建在地租及国税之上。前近现代的政治的确可以简化为地主政治。

  再说军阀政治。传统中国,历代都有军队,但不能说历代都有军阀。历代统军除受皇权的支配遵循皇权的意旨外,别无自由,所有行动完全受皇权的指使。也就是说,统军虽率领着大军,但不能为所欲为,必须受皇权的支配,所有军队是皇权的私有财产与工具,这便不是军阀。而军之所以为阀,是统军率领着大军,为所欲为,上天下地,唯我独专,不受任何势力支配,所有军队是他自已的私有财产与工具。在近代,中国的统军者,自袁世凯起,传统中国的约束力量不复存在,这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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