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楠 邱金英: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特征、实质与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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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晓楠   邱金英  

[内容提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后殖民批评的主要话语之一,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特征和理论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做出客观评价。

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优势的物质条件之上,运用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被压迫人民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简言之,文化帝国主义就是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一个国家人民的灵魂,然后把这个国家变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殖民地。就此而言,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涉及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美国与法国、美国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涉及到实践层面,而且还涉及到理论层面。本文考察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特征和理论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做出客观评价。

一、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特征

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侵略、征服、控制和剥削别人,老牌帝国主义用炮舰和金融或商品手段,也就是用军事或经济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新帝国主义手段越来越高明,除用军事、经济手段外还用文化思想手段。文化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概括起来文化帝国主义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文化帝国主义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

某些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向其他国家系统地扩展其经济、政治与文化控制方式,其结果导致了实力雄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与相对贫弱的欠发达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南美、亚洲、非洲等单民族的独立国家)之间形成的支配、附属和依赖的全球关系。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某些发达国家的产品和时尚风格通过市场向其它国家传输,从而产生特定的需求与消费形态,巩固和支持了支配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

2、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

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在为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服务时,总是强调西方大国的文化和价值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如基辛格认为,“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源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他提出要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使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或者通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项目,或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向落后国家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使这些国家认同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造成不发达国家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学术话语、产业形态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目前,无论是在服装、食品、电影、电视,还是在建筑设计方面,都充斥于第三世界,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有大量的西方文化产品、西方的文化习俗和西方的文化价值存在。在这种冲击面前,落后国家不仅面临着产业形态上殖民化的威胁,而且也面临着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上的不足。这既不利于不发达国家人民创造性的发挥,使他们停留在维持性学习境地,永远保持其落后状态,而且由此会造成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3、文化帝国主义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实现文化扩张

当代西方国家借助于传媒,利用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将自己的强势文化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目前,世界传播媒介的集中垄断的程度仍在加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世界上确保文化产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的条件在继续恶化。另一方面,在全球性文化产品市场形成和跨国传播领域越来越大的状况下,对信息的单向流通所产生的文化结果表示深切关注和担忧的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不少发达国家也提高了警惕。例如,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该国电视台每年总计播出英语节目52000小时,其中本国生产的节目只占28%;在播出的27000小时的法语节目中,本国生产的只有630小时。在日本,一些学者从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信息的“入超”问题。1985年,日本新闻协会研究所发表了一项对亚洲14个国家29家主要报纸的“国际报道”状况的调查报告。(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253-254页。)这个报告显示,亚洲各国报纸“国际新闻”的主要提供者是西方信源,其中美联社占了60%以上,而各报的“本报讯”总计只有21.2%。同年发表的一项题为《电视中的外国文化》研究报告则揭示:日本对美国的电视新闻的“输出”和“输入”比例1:20,存在巨大的逆差,而这种逆差反映了美国的电视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

二、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特征

1.理论形态的多元性

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形态是多元的,既有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又有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除此之外,还有汉斯•摩根索的民族主义理论、弗郎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这里主要简要介绍汉斯•摩根索的民族主义理论、弗郎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期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形态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汉斯•摩根索的民族主义理论。汉斯•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分支,是当代民族世界大同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它是通过文化渗透,在精神上控制和征服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广大人民,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是摩根索的民族世界大同主义在政策领域的具体体现。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西方,是新兴的市民阶级反对封建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新兴的市民阶级把一切反封建的力量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反封建的合力,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后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不满足于在自己的民族国家内发展资本主义,为了获得廉价的原材料和推销商品,开始了向外侵略扩张,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民族扩张主义。(孙红军:《汉斯•摩根索的民族主义理论述评》,《铁道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2期。)

弗郎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美国《国民利益》季刊1989年夏季号刊登了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司长、原兰德公司分析家弗郎西斯•福山的纪念冷战结束的文章《历史的终结》,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其主要观点是:8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因而具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变化无可争辩地表明西方和西方思想的胜利,而这正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这并不是说在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事件发生了,但在福山看来,以后发生的事件只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因为他强调,目前自由主义还只是在思想或意识领域取得的胜利,离现实的物质世界的胜利还很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主编:《国际文化思潮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可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界人士(当然不限于政界)对20世纪末期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化的态度,表达了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前途的乐观情绪。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了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其主要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文明是文化的统一体”,是“最高的文化群体和范围最大的文化认同”。文明的历史作用比民族国家更大。未来决定世界格局的是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未来重大冲突将爆发在这些不同文明间的地理分界线上;文明之间之所以发生冲突并成为人类社会中一切冲突之源,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文明差异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是根本差异。第二,世界愈来愈小,归属不同体系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第三全球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使人们脱离传统的地域认同,也削弱了把民族国家作为认同的根源。第四,文明的强化由西方的双重角色引起。第五,文化特征的差异较难改变,因而也就比政治经济特征的差异较难妥协与解决。第六,经济区域主义日趋上升。(方立:《文化帝国主义的几种理论形态》,《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9期。)

2、理论内容的杂多性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是纷繁复杂的。主要是通过媒介、宗教、人权观念以及网络等形式进行渗透。

媒介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因此不少学者也把文化帝国主义称为“媒介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少数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往往通过各种媒体来传播他们的文化。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影视界还远不是美国的天下,法国影视、意大利等都占有重要的国际市场,而到了1999年,法国影视市场的72%,德国影视市场的90.05%,日本影视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所抢占。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来自美国,这其间既有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更多是电视片(特指电视剧之类的片目)。新西兰的电视节目有50%来自美国,拉美的电视节目竞有百分之85%来自美国……在当今世界,无论那个地区,哪个国家,都能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魂断蓝桥》、《泰坦尼克号》、《豪门恩怨》只不过是比较有艺术魅力的影片。然而,在这种魅力的背后,一种耳濡目染的“美国生活方式”,一种奢华侈靡的享乐观念已深深浸淫于每个观众心中,并不断蔓延,改变着人们先前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信条。西方国家在全球媒介中占据了垄断性的地位,这使得信息流通基本上呈单向运行,源源不断地把自己的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灌输给其他地区的人民。用美国专栏作家约翰•热伊尔(John Reil)的话说: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影视、电视、广播等渗入其它国家。它通过宣扬衍生其信仰和行动的根基,直接触及文化的精髓。它貌似城里来的好心人,而实际上却是“魔鬼”。

宗教文化帝国主义。而传教士是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发言人,他们的一切活动的主要意义在于他们为推行帝国主义的文化所起的作用,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用文化的方式来打破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传统隔阂,进而用西方文化来改造和统治东方文化。正如詹姆斯•佩查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文化渗透与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剥削紧密相连。美国用来支持中美洲种族灭绝政府以保证自己经济利益的军事干涉,往往是伴随有强烈的文化渗透。美国赞助基督教会侵入印第安人村庄,在印第安农民受害者中灌输归顺思想。赞助国际会议是为了让臣服了的知识分子们讨论“民主与市场”。逃避现实的电视节目播发“另一个世界”的幻想。文化渗透是镇压起义者的战争机器的非军事手段的外延。

人权文化帝国主义。西方国家把人权问题上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以及西方人权观念中所包含的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绝对化了,竭力要把他们对人权的特殊理解强加于全世界。并在人权的幌子下,竭力把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哪里不对他们的胃口,便挥舞起人权的大棒,评头品足、说三道四;今天说这个国家“人权状况恶化了”;明天说那个国家“侵犯人权”,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并且把“西方的思想和实践”视为“具有普遍性权威”的唯一标准,认为“凡是不顺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权观念的政权都是专制和非法的”。(约翰•格雷:《拒不接受东方有希望的前景》,英国《卫报》1994年4月4日。)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行径。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也叫做电子帝国主义、电子殖民主义,它是文化帝国主义在网络时代的具体表现。网络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是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特网发源于美国。在硬件方面,他们管理着因特网网址的分配系统的核心部分。在软件方面,美国力图控制通过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传输的内容,美国流行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渗透到其它国家和文化当中。他们利用信息优势和信息霸权达成美国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据统计,因特网用户的88%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美国拥有的电脑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拥有的电脑总和还要多。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每1000人拥有300台个人电脑,而在第三世界,每1000人仅拥有16台电脑,在危地马拉近8台。2000年1月,EXCITE公司对全球6.4亿左右的互联网进行语言认证,结果是英文信息占71%,日文为6.82%,德文为5.08%,发文为1.75%,中文仅有1.52%。凭借这些优势,目前美国文化占据了网上信息的资源的80%-90%,人们已进入因特网就好像进入了美国文化的环境中。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就是这样统治着信息网络,支配着信息交通渠道,并由此建立起话语霸权,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自己的霸权思想,侵占了人类的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这是一种新型的电子殖民主义。(孙晶: 《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美国在世界信息业中的霸主地位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创造了物质技术条件。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商务部副部长的罗斯科普夫在一篇题为《表扬文化帝国主义?》的文章中说过美国在信息时代政策的核心必须是赢得世界惟一的信息超级大国,美国应该在信息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

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

正如詹姆斯•佩查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文中所说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在于将人们从其文化之根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一份美国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赢得冷战:美国的意识形态攻势》指出:在外交事务中,有些目标通过直接和外国的人民接触能够比和它们的政府接触更好地达到,在今天,通过通讯技术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触到其它国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响力的那部分人,从而给他们传达消息,左右他们的态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们采取某些果断的行动。然后,这些团体就有能力对他们的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影响。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帝国主义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猎获物。其讯号是简单而直接的:现代性[MODERNITY]是和消费美国宣传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的。青年人代表了美国文化出口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宣传。大众传媒以盗用左派的语言和将不满情形引向奢侈性消费来操纵青少年的反叛行为。因此,就第三世界而言,文化帝国主义可以这样定义: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进行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这就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无非就是对文化帝国主义实践进行的系统地反映。这种反映有的是歪曲的,例如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就是为文化帝国主义实践服务的;有的是比较正确地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本性,例如萨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就揭示了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联姻关系,揭示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的实质,揭露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

四、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

1、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是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社会文化批判的术语。萨义德对后现代主义虽颇有微词,但是无论他采纳的研究方法还是借鉴的理论都具有很强的后现代因素,例如无论是他对福柯的权力话语的引用、对法农的思想的借鉴还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及文化霸权的挪用都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萨义德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是属于后殖民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史诗叙述”的消失,而第一代后殖民艺术家与学者正相反,他们运用史诗叙述来谋求民族文化的独立与复兴,萨义德认为,这是因为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及政治的不同需要决定的,他的观点是:民族主义既是必须提防的陷阱,也是必经之路。

另一方面,萨义德又对后现代主义保持一种必要的警惕。他并不否定启蒙和解放的态度,相反,他认为,“只要有机会这样做,人们仍然会运用启蒙和解放这样的范畴来思想,而至关重要的是,人文学科和知识分子应该把它当作议程重新提出”。(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09页。)他指出:“除了对解放和启蒙作理论认识或者说有一天我将这么做以外,别无选择”。(同上,第312页。)萨义德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矛盾性就表现在他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态度。

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剖析基本上是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的,他对媒介帝国主义、民族性的话语、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现代性的批判这四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分析,实际上,媒介帝国主义、民族性的话语、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等,最终都把矛头指向了现代性。因为媒体、民族国家、全球资本主义都是现代性运作的主要方式和因素,换言之,前三种话语都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性讨论的前提之上。从总体上来说,汤林森不仅为文化帝国主义辩护,而且反击批判现代性思潮。

无论是萨义德运用后现代后殖民的方法来倡导现代性,批判文化帝国主义,还是汤林森为现代性辩护,“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理论显得较单薄”,(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但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所表现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张力是显然易见的。

2、自我身份认同的“悖论”

从总体上来看,除了汤林森等少数人之外,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一批生活在第一世界话语圈内并身居高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精神贵族。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向所谓“边缘”的输出和辐射,那么,所谓后殖民主义,则应是包括整个以往的和新近的被殖民化的地区——非欧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印度、新西兰等——向西方文化中心的运动。挑起后殖民主义讨论的一些批评家并非真的来自西方列强的“前”殖民地国家或称“后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些虽有着第三世界血统但实际上却在第一世界的主流话语圈内身居高位并在逐步向其中心运动的知识分子精神贵族。一方面,作为有着东方或第三世界民族血统的知识分子精英,他/她们与真正的主流理论家格格不入,因而无时无刻不试图向居于“中心”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发起进攻,以寻找契机步入“中心”;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她们操持着纯正的第一世界的“英语”(English),有着收入丰厚的第一世界的薪俸,因而难免不流露出某种优越感,而与其相比较,那些真正的“第三世界”批评家或“后殖民地”批评家,则使用的是带有当地语音和语法特征的第三世界的“英语”(english)。(王宁:《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概观》,《外国文学》1995年第5期。)

萨义德一再强调,在后殖民时代,文化都是混杂的;同样,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的身份也是混杂的。正如萨义德讲述自己的身份时所说,“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阿拉伯人,自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觉得我同属于两个世界,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萨义德认为,他的这一身份使他更容易理解双方。但是,如果我们记住这一身份本质上是流动的,那么,萨义德的这种自信似乎是可疑的。毕竟,作为一个有着阿拉伯文化背景的美国人,他对美国强国政治的质疑究竟是一种作秀还是一种立场,究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偏私还是一种坚持差异的信念,这似乎是他个人所无法决定的。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萨义德其人其说的一个魅力因素。

3、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按照后殖民主义的观点,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以及文学的价值与传统,都拥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只有西方先进国家和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和楷模,而非西方的“落后”民族的文化则被贬为边缘文化、愚昧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一种本能的“后殖民意识”,都试图对于其他民族实施文化渗透,以求跻身于中心文化的地位。然而,“后殖民能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经济实力所决定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科技、经济优势占有了这种“后殖民特权”,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强行“编序”与世界文化的运行机制之中,灌输给“落后”的民族。由此可见,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理论上的主人叙事主义已经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但文化帝国主义还有更广泛的内容。

在殖民主义和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再也不能以合法手段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先前的殖民地或第三世界了,于是就利用其高度发达的信息传播手段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量进行文化渗透活动,包括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文化产品的倾销,力图保持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霸主地位,并通过这些手段获得大量的政治资本和商业利润。此种文化帝国主义较先前更加严重,它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培养了自己的文化精英,而且使广大民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不仅对落后国家实行文化侵略,而且对某些第一世界国家也实行着文化渗透。所以,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具有全球性的文化帝国主义。

后殖民批判主义强烈谴责此种文化帝国主义行径,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性和自主性;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不仅应当尊重其他国家的政治主权,也应当尊重其文化主体性;不仅应当在经济领域中坚持平等、自由原则,而且应当在文化领域中遵循平等、自由原则;坚决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以强凌弱行为。

与此同时,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中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悖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一方面要抵制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强势侵犯本国的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另一方面还得在与发达国家交流的过程中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让步,改变原有的一些价值观,这种改变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没有指出新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可能性,二者的症结所在都集中在如何认识话语决定论和反本质主义。相对于马克思对弱势民族和弱势国家的关怀而言,萨义德并不关心民族国家如何确立自我的身份,他曾经遗憾的说,在地方世界中,《东方学》一书经常被视为对弱者悲惨境地的一种展示,而不是对使用知识以加强自省力量的一种多元主义批评。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系列令萨义德始料不及的反响。确如萨义德自己所说,《东方主义》问世十七年来,英美学界对此书的大多数评价是“积极热情”的,当然该书的政治锋芒也招致了一些人“非常强烈的敌意”,还有一些人则表现为“不理解”。在所有的反响中,他认为最有必要做出解释的一点,就是他的敌人和同情者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在“反西方”。同情萨义德的学者将东方主义现象等同于整个西方的代表或缩影,进而将真个西方视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敌人,也是伊朗、中国、印度以及其他许多曾遭受殖民主义统治和欺凌国家的敌人。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所引起的反响显然是喜不自禁,然而兴奋之余,他似乎又多少有些担心,担心封他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政治代言人一类的过分吹捧,最终将影响到他在西方学界的形象和地位。所以他反复地强调不要将他的这部著作作简单化的理解和比附。这也反映了萨义德在西方中心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矛盾心态。

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四种话语的分析,实质上是消解与否定了谈论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体系。例如,他认为,由于媒介是中性的,因此,用媒介帝国主义表达文化帝国主义是不成立的;由于民族国家和文化不过是“想像出来的社群”,因此,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民族性话语也是不能成立的;由于消费者是具有主权决定自身需求的,况且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同质化,其后果也不全是负面的影响,因此,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角度所讨论的文化帝国主义观念,也不完全正确;由于现代性将全球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作为一个概念,现代性并不能提供给我们集体生活的意义,也不能造就全球同质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这样,我们与其说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种文化侵略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种本地“文化损失”的过程。因为不管强国或弱国都面临这些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支配”的观念或“帝国主义”的字眼,都不合适。由此可见,汤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分析,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这说明,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绝非消解了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它是用消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谈论的方式维护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正是他与萨义德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不同的地方。总之,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内涵着许多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

作者简介:洪晓楠,1964年1月生于安徽省桐城县(今桐城市)。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辽宁省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入选者,硕士生导师,大连市政协委员,大连市哲学学会理事长,辽宁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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