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公布，一扫此前三中全会公报带给市场的消极印象，市场派学者也一片肯定的声音，长期呼吁改革的吴敬琏说，“我对这个《决定》评价很高。”
《决定》之所以激发市场热情，主要是改革内容相当全面、具体，在司法独立、IPO注册制、财政民主、落实宪法等敏感议题上更有突破，可以说是准确、全面地回应了社会高涨的改革诉求，也把准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脉。
改革蓝图是令人鼓舞的，但也有一些领域似乎仍缺乏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比如多年来常提常新的“国企改革”。
从本次国企改革的表述上来说，还停留在策略性改革的阶段。
必须承认“国有资本”概念的提出，是此次会议一个理论创新。在这一概念推动下，发展混合所有制预期将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近年来，国企改革的推进遇到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的双重阻力，出现了停顿态势。《决定》采取了既回避意识形态争议又迂回推动国企改革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捍卫国企的地位；另一方面，《决定》试图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行动的转变。
但国企改革最大的梗阻并没有突破，即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决定》坚持“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样的提法可能意味着未来国企改革仍将存在很大政治阻力。
从方案细节来看，国企改革也不容乐观。其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０二０年提到百分之三十”这一幅度显得相当保守；其二，对于破除行政垄断这个关键命题，没有提出明确的步骤和措施，能否取得突破还存在疑问。毕竟，2005年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2010年新36条都败下阵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反垄断是相冲突的。因此，如何化解这一矛盾需要智慧，更亟待思想解放。
国企改革还存在另外两个长期存在的难点：一是政企分开，如何改变党管干部在国企领域的延伸，需要领导层痛下决心，把国企领导定义为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而非干部，否则国企领导“活着要进政治局，死了要上八宝山”的局面恐难改观；二是1997年中央决议明确的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需要真正落实。一个突出现象是，几乎所有大型央企都在利益驱使下涉足房地产这个竞争性领域，即使国资委的禁令、退出令都难以阻止。《决定》将国企限定为“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至于何谓关系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何谓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都有很大的解释空间，这也意味着央企退出竞争性领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国企改革一直困难重重，并不奇怪。中国改革前行存在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两大阻力，而这两种阻力在国企改革中都得到了集中体现。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最大的一块利益蛋糕。弗里德曼曾言：“彻底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彻底的私有制就是公有制”。对官员而言，国企是合法套现权力的主要渠道，也是较为隐蔽地权力寻租的媒介。中石油窝案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释。
国企改革长期以来的进展迟缓，实则说明中国改革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即中国改革缺的不是目标和方向，而是落地的能力。
此次全会提出的改革内容，有不少其实并非首次提出，很多内容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早有提及。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遗憾的是，这些重大改革几乎没有被执行。
过去十几年，人们对“改革”口号的记忆已经太多：1997年十五大提出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2005年36条、2010年新36条、2012年温州金融改革、2011－2012年郭树清新政等，都难逃“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的命运。
虽然《决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但具体到IPO注册制、利率市场化、破除行政性垄断等具体问题依然没有清晰的时间表。在实际执行中，很容易出现进展迟缓，一拖再拖，导致改革成为“永远的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一些权力部门，总是以风险为借口来延长自己权力，而且颇为奏效。尽管改革在公众眼里意味着红利，但对官员来说，总是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失去权力的恐惧。从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进展来看，这种对改革执行力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没有人否认改革的必要性，但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需要的不止是一个超预期的改革方案，更需要政治家的领导力，以及扩大社会参与形成改革的压力。
改革执行力的关键在于领导力，而领导力的核心是言行一致、奖惩分明。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政治家必须敢于动真格的。新一届领导有必要牢记朱镕基在1998年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
扩大社会参与，就必须扩大言论空间。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的执行过程必定始终贯穿着激烈的利益博弈。要避免改革被既得利益绑架，就必须给予社会更多的言论自由度。对政治家而言，来自民众的呼声是一种宝贵的力量。政治家可以把民众的诉求，作为强迫官僚集团做出让步的“巧实力”（smart power）。的确，开放更多言论空间是一种痛苦的权衡，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令政治家不愉快的批评。但是，要想避免改革再次变形的危险，政治家就必须承受必要的不愉快。
习李新政一年，以三中全会“超出预期”的改革《决定》交出了令市场振奋的答卷，但改革其实还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