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积极自由(权利)”的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4 次 更新时间:2013-11-21 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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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人是社会的主人,人组成社会的目的不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人自身获得更大的发展,获得更大的自由。也就是说,人是目的,而社会或者任何共同体都不过是手段而已。作为手段的共同体、社会或者国家不可能有自己的目的,它们只是服务于个人的工具而已,它们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个人,不可能有任何独立于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的目的,凡是赋予任何共同体独立于其成员的目的的说法和做法,都犯了一种拟人化的错误。社会、国家之类的共同体不可能有自己的目的,因为它们不是人一样的有机体和目的性存在。如果它们有目的的话,这些目的也都是被人强加的——一种并不存在的目的。

   事实上,一旦我们允许某些人为了自己的“积极自由(权利)”或者共同体的“目的”去强迫他人时,后者就沦为了前者的手段,一些人就成了另一些人或者所谓共同体的手段和工具,一些人就可以为了看似崇高的目的来侵犯他人的权利。一旦人被当成了手段和工具,其存在就失去了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一旦一些人被当成手段和工具,所有的人都无法幸免,都将被当成手段和工具。此时,人不再是具有价值的目的性存在,不再是人类社会和生活的主体,就象最邪恶社会里的奴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自由(权利)”的观念和实践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四、为何人们追逐“积极自由(权利)”?

   如果“积极自由(权利)”的实践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为何人们仍然热衷于追逐它呢?显然,欲弄清楚其中的原因,需要进行一番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考察。尽管“积极自由(权利)”成为一种有影响的观念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只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才逐渐兴起,在二十世纪才开始风靡世界,但其思想渊源却十分久远,贡斯当、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以及伯林对自由史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22]从思想史上来看,“积极自由(权利)”思潮的出现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这里无意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只打算提出几点初步的看法。

   在很大程度上讲,“积极自由(权利)”的观念与对“平等”的错误理解有关。“平等”是人类长期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托克维尔甚至断言,“平等”就象势不可挡的洪水一样,必将席卷整个世界。他说:“平等原则的逐渐发展因此是一个天佑的事实。它有这种事实的所有主要特征:它是普遍的,它是持久的,它不断地避开所有人为的干预,所有的事件以及所有的人都对其进步做出了贡献。”[23]然而,“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托克维尔那里,它意指“条件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或者“社会条件的平等”(equality of social condition),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别,没有专属于某个阶层的特权。[24]对于很多理论家来说,“平等”意指政治或者法律意义上的一视同仁,即“法律面前的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或者“权利的平等”(equality of rights),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在法律上都受到同等的对待,所有的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没有人受到法律上的歧视。[25]

   然而,“积极自由(权利)”的主张者却认为,“平等”还意味着“物质或者财富的平等”(material or wealth equality),即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应太大,人与人之间物质财富的多寡应当没有太大差别,否则,就构成了不平等。尽管没人能够准确地说出来人与人之间多大的贫富差别才构成了此种意义上的不平等(许多人热衷于利用“吉尼系数”来衡量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此种主张却有极大的吸引力,不仅因为人们对财富多寡的感受常常是真切的,而且因为人们的嫉妒心是难以被抑制的。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财富平等的渴望都超过了对法律平等的向往,这也是为什么“平均主义”(egalitarianism)的观念源远流长。

   人们追求物质或者财富的平等大抵基于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一个政治和法律上不平等的社会里,这种不平等导致了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或者说,此种不平等大致制造了两个阶层,一个是享受更多法律权利的特权阶层,一个是受到歧视的无权群体,前者利用其特权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后者则因被剥夺了致富机会而沦为穷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财富平等的追求似乎值得同情,但问题在于,这种追求不是有的放矢,更有些本末倒置,因为在此种情况下,应当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恰当的路径是追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追求平等的致富机会,而不是作为结果的财富平等。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在这个社会里,富人并非都是因为自己的特权而致富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些富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和能力获得了财富的话,如何对这两种人做出区分?如果说剥夺特权富人的财富也许还能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剥夺一个通过自己劳动成为富人的财富无论如何都是缺乏正当性的,不论此种剥夺是通过披着合法外衣的税收还是其他的手段。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除非我们能够鉴别出来哪些人是通过特权致富的,否则就无法采取正当的措施来实现财富平等,不分青红皂白拿所有的富人“开刀”无异于“滥杀无辜”。如果我们不能鉴别出来哪些人是通过特权致富的话,唯一具有正当性的做法就是追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追求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所谓的财富平等。

   人们追求财富平等的另一种情形是,在一个政治和法律上平等的社会里,一些人凭借自己的天赋、劳动、能力、运气等成为了富人,而另一些人则因为种种(非政治和法律上的)原因不幸地成为了穷人。尽管富和穷永远都是相对的概念,尽管富人和穷人在一个法律上平等的社会里时常发生身份的转化,当下的穷人常常觊觎当下的富人,这是人们普遍拥有的心态。且不论此种心态的心理学渊源,这里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在一个政治和法律上平等的社会里,追求财富平等是否具有正当性?能否通过正当的手段实现这种平等?

   众所周知,人与人之间在秉赋、能力、勤奋程度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并且此种差异将永远存在,而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获得财富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成为富人还是穷人。只要这些差异存在着,只要我们不采取普洛克汝斯忒斯式的做法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一个样子,这个社会里就一定会存在着富人和穷人,就一定会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们之间的财富差异并不是任何人为的原因造成的,不是任何人决策的结果。哈耶克曾经指出:“对物质平等(material equality)的流行要求可能建立在这样的看法基础之上,即现存的不平等是某人决策的结果——一种在市场秩序中完全错误、在今天大部分高度干预的‘混合’经济中有效性也极为有限的看法。”[26]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期望或者呼吁那些富裕的人帮助那些贫穷的人,除了为人们的慈善行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之外,还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强行剥夺富人的财富来周济穷人吗?能够为了消除贫穷而“劫富济贫”吗?

   持肯定回答的人将面临着一些深刻的政治与伦理难题:剥夺富人财富的正当性何在?如果富人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的财富,剥夺其财富合乎正义吗?通过合法手段致富是罪恶的行为吗?“劫富济贫”的做法是道德的吗?对这些问题给出逻辑上一致的、令人满意的回答并不容易。许多努力和尝试都因为逻辑上的漏洞而不堪一击,但有一种对大多数民众极有吸引力的解释是,尽管剥夺富人的财富似乎不具有正当性,但财富平等是必要的,因为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甚至社会分裂、暴动骚乱乃至社会的毁灭。持这种看法的人论证说,如果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太大,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会产生敌视态度,当穷人的生活面临困境时,他们就会“造反”,就会“瓜分”富人的财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为了双方的利益,剥夺富人的财富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合理选择”。这也是很多再分配政策支持者的共同理由。问题在于,这样的说法能否在理论和经验上站得住脚?他们的担忧究竟是不折不扣的现实还是凭空杜撰的臆想?

   一些人财富比另一些人更多就会导致后者“造反”的说法很难找到理论上的依据,较为可信的理由或许是人们的嫉妒心在作祟。若果真如此的话,正当的做法不是剥夺富人的财富,而是让穷人克制自己的嫉妒心,否则,人们很难和平且公正地相处。如果我们任由人们放纵自己的嫉妒心,我们将无法建立起任何意义的秩序。尽管嫉妒心给人们制造了很多麻烦,尽管人们需要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但实际上,从经验上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嫉妒心并不是人们“造反”的原因,不公正才是人们“造反”的原因。那种认为财富差别导致“造反”的说法不过是一些人为推行再分配政策而制造的藉口或者神话罢了。

   况且,如果说仅仅因为人与人之间财富存在差别就会导致一些人“造反”的话,那么会不会因为无缘无故剥夺他人财富导致一些人“造反”呢?会不会因为不正义的行为导致一些人“造反”呢?按照“造反说”的逻辑,不仅可能,而且更加可能,因为没有什么比不正义更令人难以忍受了。并且,剥夺富人财富的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人们致富的动机,而如果没有人致力于发财致富的话,所有的人都将陷入贫困,尽管这看起来更加平等,但所有人都平等地做奴隶并不比一部分人获得自由更佳。还有,如果我们允许富人的财产权受到侵犯的话,穷人的财产权恐怕迟早也会受到侵犯,因为侵犯权利的做法具有天然的蚕食倾向,迟早有一天会让穷人以及所有的人“惹火烧身”。

   追求财富平等对于富人和穷人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它在呼唤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最终都成为这个利维坦的奴隶。正如哈耶克所言:“虽然有限政府下的权利平等(equality of rights)是可能的且是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物质状况平等(equality of material position)的渴求只能在一个极权政府那里得到满足。”[27]

   对“积极自由(权利)”的追逐还来自于另外一个误解,那就是对“民主”的误解。“民主”,是当今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意义上使用它,甚至用它来指称其对立面。[28]这里不是澄清“民主”含义的适当地方,只是讨论其与“积极自由(权利)”之间的关联所引起的误解。一方面,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民主”理解为“多数决”(majoritarian rule)。这样,只要是多数做出的决定,都是合乎民主的,都是值得追求的。根据这种看法,只要多数认为贫富差距是令人厌恶的,只要多数认为财富平等是合理的,只要多数认为剥夺富人的财富不构成非正义,只要剥夺富人财富的决定是通过多数决的程序做出的,剥夺富人财富的做法就是“民主”的,就是值得追求的,不论少数如何考虑,不论少数如何不满意。

   尽管很多人都熟悉托克维尔和密尔所担忧的“多数的暴政”(majoritarian despotism),他们还是倾向于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信和支持多数,尤其是在涉及到财富的问题上。为何“多数”拥有这样的魔力?原因之一恐怕在于,在民主社会里,许多决策和立法都是通过多数决的方式制定的,“多数决”是民主社会里最光彩夺目的特点,最容易被人发现的特点,所以,很多人都把“多数决”当成了“民主”或者“民主”的核心。甚至有人天真地认为,既然少数决不是民主,那么,多数决一定是民主。他们错误地认为,多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多数支持的做法都是合理的,反对多数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与时代格格不入。

其实,“多数”不等同于“人民”,“多数决”与“民主”之间也有不小的距离。经验表明,“多数”经常以“人民”的名义作恶,“多数决”制造的政策和立法也常常和“民主”背道而驰。理论家告诉我们,“民主”是一种比多数决复杂得多的治理方式,是一种建立在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基础之上的治理方式。[29]无论如何,把“民主”等同于“多数决”都是一个不小的错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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