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积极自由(权利)”的迷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4 次 更新时间:2013-11-21 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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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 (进入专栏)  
一定意味着他人负有不干涉或者不侵犯其权利的“义务”。[11]比如,如果某个人对一块土地拥有所有权,那么,他人负有不得侵入(trespass)该土地的义务,否则,必须承担法律上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利”必然是消极的,即他人负有消极不干涉的义务,并且,仅有他人的消极不干涉就可以确保一个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实际上,“权利”意味着“消极义务”(negative duties),即他人负有消极不干涉的义务,且仅仅负有此种消极的义务。只要他人不干涉或者不侵犯一个人的“权利”,它就可以实现。

   然而,“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的说法和主张却认为,存在这样的一些“权利”,其实现依赖他人的积极行为,要求他人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以帮助此种“权利”的实现。比如,“受教育权”(right to education)要求一个人(或者“政府”)帮助他人获得教育,“健康医疗权”(right to health care)要求一个人(或者“政府”)帮助他人获得医疗等。也就是说,“积极权利”意味着“积极义务”(positive duties),即他人负有帮助权利享有者实现其权利的积极义务。[12]这种义务与“权利”派生的“消极义务”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对个人提出了“额外”的要求——积极的作为,而不再满足于消极的不作为,不论其目的是为了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权利”已经违背了“权利”的界定,扭曲了其基本内涵。或者,更准确地说,“积极权利”不是“权利”,因为它与“权利”的含义完全不符,否则,就是概念的误用和滥用。如果我们坚持逻辑上的一致,就无法承认“积极权利”这样的概念及其所指称的对象,因为它与“权利”本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反过来,如果我们承认“积极权利”是“权利”的话,那些仅仅给他人施加消极义务的“消极权利”,诸如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将不再是“权利”,因为“权利”不可能意指两种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事物,否则,就违反了逻辑上的同一律。

   令人不解的是,霍姆斯(Stephen Holmes)和森斯坦(Cass Sunstein)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是“积极权利”,因为所有的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行动来保护。[13]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14]这种主张混淆了为实现某个人的“(积极)权利”而要求他人积极作为与当“(消极)权利”受到侵害时要求政府提供积极保护之间的区别,前者意味着他人的积极行为才能使一个人的“(积极)权利”得以实现,后者意味着只有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才需要政府积极地提供救济。这两种“积极”作为具有根本的区别,就前者而言,没有他人的积极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根本就无法实现,不论此后是否会得到政府的救济;就后者而言,不需要他人的积极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就可以实现,只有当他人侵犯其权利时,他(她)才需要政府积极地提供救济,否则,根本无须政府的行动,其权利即可实现。比如,如果一个人对一块土地拥有所有权,只要他人不侵犯其所有权,其权利就可以通过“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等功能得以实现,根本无需他人或者政府的积极作为,甚至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需要政府的救济。他唯一需要政府救济的情形是,其土地所有权受到了侵犯,否则,政府只能在那里消极地等待,等待人们诉诸法律。

   在批评霍姆斯和森斯坦将所有权利都视为“积极权利”的主张时,格沃思(Alan Gewirth)先生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中美两国民众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差异。他说,美国人享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难道不是因为美国政府“消极”地不干预人们的言论和宗教活动吗?而中国人不享有这些自由,难道不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消极”地不干预人们的言论和宗教活动吗?怎能抹杀言论和宗教自由权的这种消极特征呢?[15]我猜测,霍姆斯和森斯坦很难回答这样的质疑。

    

   三、“积极自由(权利)”的实践后果

   假如“积极自由(权利)”在逻辑上能够站得住脚的话,其招致或者可能招致的实践后果仍然值得担忧。如果人们只追求“消极自由(权利)”的话,人们公正而和平地共处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它只要求每一个人尊重他人的最小行动空间,只要求一个人不干涉他人的(私人领域的)行为。如果人们都能相互承认和尊重他人的行动空间的话,如果每一个人都不侵犯他人的私人领域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享有同样多的“消极自由(权利)”,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消极自由(权利)”,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共同体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只要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和群体之间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并且僭越者受到中立的第三者的惩罚,个人作为目的就会实现,公正和平的生活就会实现。洛克、密尔等理论家都曾有力地论证过这一点,尤其是密尔,在他看来,只要一个人不伤害他人,就应当让他(她)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没有人有权利干涉其行为;只要每一个人都恪守这样的“不伤害原则”,他们都享有同样多的自由,完全可以相安无事地相处。[16]问题在于,人们一旦追求“积极自由(权利)”,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个人是否仍被作为目的?公正和平的生活是否仍然可能?

   “积极自由(权利)”的核心是,为了实现一个人的权利或者某种目标(比如“平等”、“和谐”等),要求他人积极的作为。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允许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实现所谓“社会”或者“国家”的目标要求他人采取积极行动的话,这势必会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权利)”。比如,为了实现一个人的所谓“健康医疗权”,他人必须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否则,其权利根本无法得以实现。也许有人会说,不是让“他人”为其支付医疗费用,而是让“国家”为其支付医疗费用。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国家”不是一个赚钱机器,其所有收入都来自于纳税人,实际上,国家不仅不是一个营利机器,而且是一个最大的消费机器,一个最具浪费性的消费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付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肤浅且错误的说法,但这种欺骗性的说法对于民众的诱惑力是巨大的。

   从“积极自由(权利)”的主张来看,它对财产权的威胁和危害是最大的,因为形形色色的“积极自由(权利)”,诸如“免于匮乏的自由”、“受教育权”、“劳动权”、“物质帮助权”、“住房权”等,都要求他人“贡献”出自己的财产。为了实现这些“积极自由(权利)”,限制乃至剥夺他人的财产权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他人的财产,各种各样的“积极自由(权利)”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那么,必须追问的问题是,为了实现一些人的“积极自由(权利)”而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具有正当性吗?众所周知,财产权是一项基本权利,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以及获得人格尊严和独立的基础,古罗马法谚云:“无财产即无人格。”在很大程度上讲,财产权是其他许多权利的基础,没有财产权,其他权利(包括生命权)的实现都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如果一个人的财产权不能受到良好的保护,他(她)随时面临着遭受他人奴役的危险。因此,没有一个自由社会不把财产权的保护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17]洛克甚至指出,“人们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共和国且受制于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18]

   如果财产和财产权对于个人如此重要的话,那么为了他人的“积极自由(权利)”牺牲其财产权结果将如何呢?显而易见,所有人的财产权都将无法受到保护,所有人的独立和人格都将遭遇挑战,依附和奴役将不可避免,人们的其他自由和权利也都将因为财产权的消失而无法实现。这不是危言耸听。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积极自由(权利)”的实现只会侵犯一部分人(主要是富裕阶层)的财产权,让他们来补贴穷人。其实,一旦我们允许一些人的财产权受到侵犯,其他所有人的财产权都不会再是安全的,除非是在奉行奴隶制的社会里,在那里,奴隶本身也被作为财产。一旦我们给了一些人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特权,早晚有一天,这种特权同样会把其享有者吞噬,正如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没有任何人(包括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是安全的一样。

   无论如何,为了实现一些人的“积极自由(权利)”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财产权,都是不合乎正义的,都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们允许一些人侵犯另一些人的财产权,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公正和道德的共同体,因为我们摧毁了正义和德性的基础。一个公正和道德的共同体要求,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人对他人的帮助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他人表达怜悯和提供帮助,否则,有德性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允许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权利,结局将是霍布斯式的丛林社会,而不是合乎正义的道德共同体。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积极自由(权利)”,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和国家、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野将不再存在,因为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动用公共权威和国家来侵犯他人的私人领域,公共权威和国家将无处不在,个人和社会将会被湮没。“消极自由(权利)”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设置了楚河汉界,而“积极自由(权利)”则将这种界限消除,让个人和社会被公共权威和国家完全吞噬,不再存在不可僭越的私人领域,不再存在制约政治国家的市民社会。在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看来,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在古代,个人没有自由,没有不受干涉的私人领域,一切都受制于公共权威,而现代人的自由则建立在个人独立基础之上,个人享有公共权威不可干预的私人领域,在私域内是充分自由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选择生活。[19]

   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划分极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个人存在着独立的、不受干预的自由空间,意味着个人存在着不受侵犯的堡垒。这种空间和堡垒为个人提供了最后的“避难所”,如果没有这种“避难所”,如果个人的一切都置于公共权威的控制之下,个人就不复存在了,因为独立、隐私等构成个人的要素都被摧毁。没有了个人,也就没有了以个人为基础的市民社会,没有了制衡公共权威和政治国家的中间力量,一切都在权力和国家的控制之下,任何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都将消失。凡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社会里生活过的人,对此都不陌生。在那里,权力和国家吞噬了一切,所有的民间组织都被取缔了,人成了真正原子化的存在,经受着来自权力的无法抵制的奴役。托克维尔说:“在民主国家里,结社的学问是一切学问之母;所有其他学问都依赖于它的进步。”[20]由个人自愿组成的社团和市民社会是抵制国家和权力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没有了它们,没有了私人领域的存在,个人面对的就是赤裸裸的暴虐统治,一丝遮挡也没有。

   有人认为,既然人是社会动物,个人的行为就应受到共同体、社会和国家的限制,就必须服务于共同体、社会和国家的一些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个人不能为所欲为。但问题的关键是,个人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被共同体、社会或者国家限制?为了怎样的目标?显然,如果个人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共同体、社会或者国家限制的话,那根本不再有个人自由可言。如果承认个人自由的话,那么这种限制一定是有限度的,并且在某个范围内,个人的行为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否则,个人就无法获得独立和人格。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承认共同体、社会和国家可以对个人的行为进行限制,这种限制也必然是有限度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行为才应受到限制呢?约翰·密尔说,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伤害了他人时,其行为才应受到限制,否则,应当允许他(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就是《群己权界论》的精义。[21]在很大程度上讲,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就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即对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确认,禁止任何来自共同体或者国家的侵犯。

“人是社会动物”这一基本前提,决不意味着“人”是“社会”的奴隶,人的行为必须服务于社会。相反,它意味着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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