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鸿寅:山村记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 次 更新时间:2013-11-20 2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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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鸿寅  

  

   记得我们刚到村里时,巷娃是队里的贫协组长,他只比我大一岁,所以经常跟知青混在一起。在我的记忆里,巷娃常常满脸灰尘,胡不拉碴的,好像永远拿着一块馍在吃;但他长得倒象个女人,眼睛很大,双双的眼皮,一说话先倒吸一口气,然后脸上就泛起红晕,然后就嘀嘀罗罗地说,我需要很努力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他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叫巷锁,比我们小四五岁,但是很聪明,也经常象跟屁虫似的跟在我们后面跑。

   巷娃的亲生父亲早就不在了,他从小过继给他的姑姑。传说姑姑是个很厉害的女人,住在村西口。她家门前有棵枣树,结一种尖头圆屁股的枣子,吃起来酸甜可口,是附近十里八乡唯一的特殊品种。枣子成熟的时候,许多人路过那里便偷摘着吃。姑姑就经常搬个板凳坐在那里骂,有时能骂上一天。

   巷娃亲爹死后,他的妈妈嫁给了他的叔叔,一个叫久治的家伙。那时候久治天天上我们那跑。说他是地道的贫农,而且参加过解放军,打过仗,但眼下很是不得烟抽。估计他把我们当成了工作组。我很敬重他,曾送给他一本小巧精致的用圣经纸印制的《毛主席语录》,被他撕了卷了烟抽。

   巷锁是他的亲生,管他喊“大”。久了我们才知道,久治是被解放军开除回家的。据说,这家伙性欲强烈,随着部队走一路乱搞一路,后来在洛阳被一民女举报到部队领导那里,终止了他的革命征程。回来后便娶了刚刚守寡的嫂子,并且让她很快生了巷锁。

   据说他还和村里许多女人有关系,被誉为大公鸡。再后来,我们又了解到,这家伙还奸污了他哥的女儿,他的侄女,养女,巷娃的姐----并让她怀上了自己的孩子。他终于被关进了大牢,我们到来时,他放出来仅仅四五年,但仍让他嫂子马不停蹄地又生了俩。他还很猖狂,与别人骂架时总是大言不惭地指着对方的鼻子:“你狗日的能个球,老子日过的逼比你吃过的馍还多!”

   村里人很穷,即使劳动力多的人家所谓“长款户”到年底也不会分到钱,因为欠款户太多。巷娃家也不例外。他姑父喂牛,是一年365天有工分的,巷娃又是个强劳力,1米85的大个子,可以担160斤柴的。但是仍然没有钱。没钱就娶不到媳妇,因为说媳妇先要给女方送三份礼,一份240块,三份就是720块。这个数字至今也会让中条山的农民们心有余悸。

   所以巷娃爱上了妇女主任的妹妹------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女人,就是这个男孩让巷娃省了一大笔钱。河南女人名叫秀云,跟她姐长得很象,一幅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圆圆的白白的脸,一头短发。男孩长得象妈,跟巷娃很亲,经常被巷娃举起来摇来甩去。一次我们一个叫建国的知青嬉皮笑脸地拿巷娃取笑,说他和秀云咋个咋个,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巷娃红着脸,低声反抗着:“你说的啥呀!”脸上却洋溢着无限幸福。

   久治坐牢的时候,巷娃已经懂事了。但多年来,他见了久治仍然喊“叔”,从未显出丝毫的不恭敬,我们对此始终不理解。

   当时的队长是有法,以前我们好像没见过他,他的本家侄子创业不干队长了,他便象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出现了,并且担任了队长的职务。现在想来,生产队的队长是个很苦的差事,活儿要跟着干,也没啥权力,没钱,有啥权力?还要受气,村里本身就有派性,顾了这头儿,顾不了那头儿。生产队几乎天天吵吵着换队长,有的生产队一个月就换两茬队长。

   据说有法也到处找女人,名气不小,跟久治有一拼。但他比久治档次稍高,久治是闭着眼瞎摸,有谁是谁,通吃;有法不,他有选择性。久治说,有法跟创业媳妇有一腿,但按辈分算,创业媳妇应该是有法的侄媳妇,这有点乱伦。不过创业媳妇在村里实在是个美人,而且风情万种。久治到处造舆论,坚决认为有法和创业媳妇有关系,估计是没占上创业媳妇的便宜。有法不愿意理球久治,认为他属于“四大赖”一类的“球势”,自己不能降低身份去和他当众理论,要治他得等机会。

   说到这里要稍微提一下我们队里的女知青。我们队的女生实在是纯真无暇,纯真到啥程度?有一次,村里两条狗发情,链接在一起分不开,当街乱跳,我们的几位女生竟在一旁看得手舞足蹈,笑逐颜开。可见她们并不知道狗儿们在干啥。然而就是这么纯真的女生竟做出一件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大事。一个漆黑的夜晚,四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生和小队妇女队长一起去捉有法的奸。不知她们从哪里得来的情报,说是有法今晚要去钻大队民兵连长老婆的被窝,因为民兵连长今晚去大队值班。几个女将拿着手电,夜袭队一般突然冲进民兵连长家,把个民兵连长老婆吓得从炕上跳起来,一个劲喊:“娃他爸,有贼了!快起来!”----这情报也太不准确了,民兵连长根本就没去大队值班!住在隔壁的小叔子闻讯跑过来,打开亮儿一看,竟是几个女学生娃,有的手里还拿着擀面杖!

   这一切都是第二天中午才传到我耳朵里。知道事情原委之后,除了民兵连长老婆和有法老婆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站在村里骂了半天,有法、民兵连长和村里人都没有计较。那妇女队长不过是个16岁的柴禾妞,能计较出来个啥?四个女学生娃都是知青,更何况有两个长得非常中看。由此可见,怜香惜玉几乎是所有人的软肋,并没有太大的城乡差别。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最终竟牵连了我,并且造成我们知青内部的分裂。

   有法和民兵连长是本家,他们怀疑是我策划的这件事。理由是:我爱给领导提意见,而那几位女生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第二,妇女队长的弟弟玉成是我的跟屁虫;三,巷娃和巷锁跟我好,而长期与领导作对的久治则是他们的老子----一定是久治的主意,经我策划部署实施的。这是巷娃透露给我的,令我十分愤怒,但又无处发作。因为无论是有法,还是民兵连长,都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但我却明显地感觉到有几个男生开始疏远我,我也知道,如果跟队里搞不好关系,恐怕要影响到以后的出路。当我得知有知青偷偷给有法他们整条整条的送“恒大烟”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搬出去了,别影响了他们。于是我就不顾别人的劝阻毅然搬进了巷娃的姑姑家。

   大概9-10月份,队里开仓放粮---因为几乎每个家庭的口粮都不够。说是放粮,其实是借,明年要还的,当然还了再借,这也是中国最基层的干部们灵活运用党的政策的拿手好戏。

   久治家口粮绝对不够。久治喂着一窑牲口,常年说自己有病,负过伤,从来不干重活儿,但是决不少吃。巷锁13岁,正在长身体。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而巷锁下边还有两张嘴。他家不仅是欠款户,而且是缺粮户。有法终于出手了。

   记得那时我的脚崴了,正在家里休息,巷锁哭着找我来了。说是有法不借粮食给他家。我说,你好好跟他说,还能不借?巷锁说,我知道我大得罪他了,一口一个有法叔,就差给他下跪了,说出大天来,就是不中,他还说,喊你爸来,你狗日的贼娃子不中!你想我大能去吗?去了不打起来?我想了想,说,我去说说看。我见了有法,说,你看,都借了,你不借他,你叫他怎么过呢?有法说:“你是哪个?你是大队书记,还是公社书记?”这显然话里有话。我也火了,说:“有法,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不过告诉你,我明人不做暗事,以前那些球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你再恨久治也不能饿他们,他怎么也是贫下中农!”有法并不示弱:“球的个贫下中农,老子就是贫下中农!”我原本是想用“迫害贫下中农”的帽子吓吓他,谁知在我们心中很神圣的贫下中农在他的眼里不过是球。

   回到窑洞里,我对巷锁说,你去找玉成来。在村里,玉成是学生娃里最有灵性的,学习成绩好,求知欲也强,放了学就往我那跑。玉成一来就带了好几个人,有关锁、帮巷、栓锁、栓虎。我说,你们找点报纸来,咱给他狗日的写大字报!不一会,几个学生娃找来了报纸、墨汁和毛笔,我口述,他们写。看来这小山村还真没有搞过文革,孩子们的积极性那叫高涨啊!顷刻间,大字报铺满一地。我又指挥他们,打浆糊去贴。生产队办公室门口,村里的影壁墙,只要能贴上的地方,就给他糊得严严实实。内容不外乎打击报复贫下中农一类,反正是刚从城里搞完文化大革命,无限上纲这一套用起来得心应手。

   第二天就乱套了,大家都不干活儿了,拿着家伙站在街上看大字报。有法看着大字报又恨又怕,他不敢撕,起来就跑大队汇报去了。我一瘸一拐地走到生产队办公室跟前,向看热闹的人们说:“大家评评理,人家跟你再有矛盾,你也不能说当了队长就饿人家,饿死人咋弄?这肯定不符合(政策)嘛!”底下就有人跟着嚷嚷:“不符合!不符合!”我说,“今天,不借给巷锁家粮食,大家就别干活,罢他狗日的工!这事不能让步,今天是巷锁,明天还不知轮到谁,你们谁能保证以后不得罪他?”“对,说的对。”农民们附和着。巷娃的姑父还说:“象这学生娃带着病为咱队里事操心,应该记工分的。”

   大家罢了一天工,给自留地足足担了一天的粪。第二天吃晌午饭时,大队主任找我来了,态度特别好,说:“不借巷锁粮食是错误的,我批评他了,有法已经认识到错误,今儿后晌就给巷锁家称粮食。你看那大字报就撕了吧,一会儿我让有法来给你认个错。”我说:“能行。本来事情不应该闹这么大,他早听我的多好,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大队主任连连点头:“就是,就是。”

   当我让这帮小子去撕大字报时,他们可不乐意了,软磨硬泡,百般抵制,说还没痛快够。但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们,因为我不能食言于大队领导,我觉得人家对我给足了面子。

   这场小小的风波虽然只经历了两天,但一想起把学生娃的狂热和农民们的利欲调动起来,让霸道而又怯懦的小官僚们狼狈尴尬了一回,就产生一种莫名的快感。然而当我知道了久治的一系列劣迹后,就一直后悔管这件事。但一想想巷锁,又觉得不管也不行。所以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至今不知它是对还是错。

   巷娃则始终没公开露面支持他叔,当时他正跟秀云如火如荼,好像没有过多的时间插手久治的事。但他还是多次用微笑表达了对我的感谢。直到我要去县里参加工作时,他才实实在在地帮了我一个大忙。

   1971年8月,县里来人招工,直接找到我。这人姓申,他问我,你愿意去农机厂上班吗?我说当然愿意了。他见我高高的个子,又问:“你会打篮球吗?”我说:“不会。”“拉二胡呢?”“也不会。”“你会画画,我见过你画的李铁梅,在梁秘书那还见过你画的毛主席像。”“爱画,画不太好。”那是有一次,公社调我和另外两个知青搞大批判专栏,临走时给梁秘书画了一张主席像。没想到却得到了意外收获。

   老申说,你把表填了。我吃惊地问,这么简单?他说,就这么简单。我想了一下,对他说:“这样不行,你开三个会。大队那儿就算了,生产队这儿,开个知青会,再开个社员会,最后开个班子会。哪个会通不过,我都不走。”老申说,“你行啊,这批招了10个人,你最特殊,别人谁都没开会。”我说,我不能前脚走,后脚让他们骂我。

   知青会和社员会随便就通过了,但是班子会却是出奇的艰难。有法非常矛盾,让我走吧,他觉得便宜了我;不让我走,他又觉得我难缠。和我平时关系不错的干部也为难,不同意我走,伤我;同意我走,得罪有法,毕竟以后还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但是我知道,谁也不会公开反对让我走,因为这会我在场。而且我知道,只要有一个人表态同意,别人也就随声附和了。

   窑洞里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小叶子烟的臭味弥漫在这黑暗的空间里。窑洞两侧的墙根底下蹲着决定我命运的生产队的干部们。只有有法和我坐在靠窗户的一张破桌子前。窑洞里的空气很紧张,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偶尔有人被烟呛得受不了,发出一两声咳嗽声。有法不时地站起来,一只脚踩着凳子,嘶哑地喊着:“快些,快些……你都说……”不知熬了多长时间,终于巷娃说了一句:“县里要,让人家走吧!”声音小得象跟秀云说悄悄话,但却打破了沉闷的局面。另一个和我不错的年轻人跟着说:“有个球讨论的,县里要人家,咱能挡住还是咋的?”于是这些人便都争先恐后地说起来,“叫人家走,叫人家走……”

   我终于离开了生活了近三年的小山村。离开之前,体验了一次自己策划的颇具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我也深知道,三个会的通过根本挡不住我前脚走,后脚挨骂。

   2004年春节时我回到村里。玉成领着我见到了巷娃。可能我太沧桑了,他竟然没认出我来。当认出来我的时候,又连声说:“没想到,没想到!”巷娃现在已经任镇上管土地的副镇长,非常不巧的是,镇上来了两个领导,他们要商量什么事情,我只好和他匆匆告别。

   见到巷锁时,是在他新盖的房子里。他还是我印象中那个样子。我问他我是谁,他也没想起来,我说你仔细看看。他愣着。我很失望,不知应该怨他还是怨我。我站起来,黯然地对玉成说:“这狗日的娶了媳妇,忘了老朋友了。咱们走!”他忽然猛地抱住我,叫出了我的名字,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喃喃地说:“只有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那天不巧,好几个人没见到,也没见到有法。我其实挺想见他,想让他原谅我,不管谁对谁错。后来又见了会计和保管,他们对我非常热情。但是那一天特别冷,我不能住下,尽管他们一再挽留我。我给玉成的母亲留下了一点钱,因为当年我拉肚子时,老太太曾经给我擀了一大碗鸡蛋面。老太太是村里唯一活着的老人了,已经89岁了,看上去还很硬朗。村里的其他老人死的差不多了,久治也死了。当年的学生娃如今都已娶妻生子,又一代年轻人起来了。那几个跟我写大字报的学生娃,玉成做了村支书,关锁做了村主任,栓虎当上了水果协会的会长,还有一个栓锁去了县里。

   回想上小学时,老师每每让写作文,我们开篇就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而如今才似乎真正理解了这八个字-----残酷无情不可逆转的八个大字。

   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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