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中美两国会走向战略对抗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8 次 更新时间:2013-11-20 2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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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要把比较宽泛的(共同)认识降到具体问题的层次上来”。

   不同的话语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不同的深刻政治含义,中美两国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分歧和表述差异表明,双方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信任赤字”,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将是复杂的、渐进的。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和政策行为模式差异,即中国方面重整体、重概念,倾向于在建立信任后解决具体问题;美方重细节、重问题,倾向于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建立信任。

   如果中美真心希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不仅是把它当成争取时间或是规制对方的权宜之计,就首先需要双方领导层想清楚三件事。第一,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使很多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如美国对台军售)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很多问题受两国内部政治等因素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找出根本解决之道,不能因为某些具体问题未能获得满意的解决,就失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和方向感。第二,不要总想着“让对方做什么”,而是应该多想想可以“共同做什么”;新型大国关系不能总是着眼于“避免什么”,而是应当多探索“成就什么”。第三,能否成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件仅和外交部门、外交官相关的工作,它更多是一种融合内政、外交、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的“立体工程”。

   如果说“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那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疑也将“始于国内”。一个自信的中国与一个自信的美国更容易打交道。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共同进化”,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

   在未来数年,两国都需要致力于促进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美国要恢复实体经济活力、重塑制造业优势、推动出口倍增、减少财政赤字、调整移民政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等;中国则需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动金融和财税等领域改革、建设低碳经济、促进国内消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健全社会保障网、加大环境治理力度、鼓励创新发展、激发社会活力,等等。

   如果中国能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方向,能够下大力气创建更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经济环境,能够坚持民主法治精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美国能够有力防范债务危机并维护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能够不以邻为壑、不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能够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并降低中国赴美投资的障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就能够培育新的互补性、找寻更多更大利益汇合点,在发展新能源、现代农业、金融合作等方面建立更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发展支柱与国际环境支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包容、公正、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所言,“华盛顿和北京接近的最初动力(反对苏联)不复存在,继之出现的动力(为相互经济利益合作)也太过狭隘以至于仅靠它无法维持两国之间的和谐。在解决重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密切合作应当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动力组合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构想,虽然这一构想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并未被两国政府所接纳,但在共建国际机制和完善国际规则方面,一种非正式的“两国集团”或“两国协调”的确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义务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双方应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平台展开沟通协作,促进全球金融、贸易、货币、投资治理体制的应有变革,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而不是竞相建立排斥对方的经济集团。在地区热点问题、核安全、核裁军、太空安全、网络完全等问题上应逐渐形成更多共识,并努力使之成为更大范围的国际共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环境支柱还与两国各自对外战略调整有关。在美国实力似弱仍强、前景若明若暗的情况下,它的全球战略总体展现守势,局部采取攻势。奥巴马政府从大中东地区“抽身”的意愿明显,但却因埃及动荡、叙利亚危机等因素难以遂愿,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的各种牵制不容忽视。反观今日之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谓“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言之,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可更加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需要将中美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如果中美对彼此全球战略调整能够有及时而恰切的把握,则有望顺势而为、渐行渐近;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两项更具紧迫性的问题需要着力解决。一是建立和健全危机预防、危机管理机制,“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中美两军交流应更具实质性,需要尽快确立两军海上、空中行为准则,并对双方就某些问题划出的所谓“红线”形成默契,管好各自盟友和伙伴,尽量避免中美直接冲突这类意外情况发生。二是寻求中美共享价值、优化各自国内舆论氛围,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重要价值理念的认知虽有不同,但在两个国家,这些理念在不同程度、不同语境和不同侧重点上其实都受到重视、得到倡导,“中国梦”和“美国梦”应有其相近相通之处,中美应通过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等方式努力减少两国之间的“认知赤字”,引导国民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的成就与问题、机遇与挑战。

    

   结语

   应当看到,中美两国都在全球政治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进行着复杂、深刻而艰难的自我转型,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有些吃不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都有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领导人提出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想法本身只是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指出了一种方向,但远未提供答案。

   尽管两国高层领导人不断强调稳定、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是,外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已然存在,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有美国学者提出,这种状态虽然不是“冷战”,但却无疑是一种令人忧心的“凉战”。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互疑和威胁性认知似乎并未减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

   随着未来10至15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问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可能会更快地滑向一种敌对关系。从“竞争”到“对抗”显然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景象。说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的是“避免战略对抗”,其核心在于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相互调适彼此政策,努力管理世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关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主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与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尼克松上述话语中透露出来的真诚、互谅、务实精神仍应受到赞赏。自19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数不清的“不得不为之”的权宜,而如今两国又一次走到达成“大交易”的门槛之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既需要登高望远,也需要脚踏实地。无论如何,中美两国领导人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视野、战略气度、历史远见和政治智慧,努力塑造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新格局。

   面对一个新世界,中美相向而行才不会错过对方,过去两国要靠“反对什么”走到一起,如今则需要更多从“建设什么”的角度化解分歧、凝聚共识、规划合作。在这样一个时刻,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应对共同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塑造未来。

    

   赵明昊,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54期(2013年10月)。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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