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中美两国会走向战略对抗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8 次 更新时间:2013-11-20 2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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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  
国会的“政治极化”日趋严重,无休止的党派纷争劫持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o哈克等学者直言,“美国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债务危机,也是一场民主危机”。连奥巴马也公开承认美国缺少“AAA级的政治体制”,甚至一度有大约50%的美国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而在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中国被认为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很多分析人士开始热烈讨论美国霸权衰落的话题,也有人提出这将是中国加速崛起,实现民族复兴、强国之梦的重要窗口期。

   美国人不仅察觉到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必胜主义”情绪,也认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强硬”,他们更担心的是一个日益迫近的现实: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美在国家实力方面的接近,致使美国陷入一种战略性的焦虑心态。国际政治的“权力转移”理论告诉我们,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实力越是接近,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崛起国希望冲刺,而守成国则会不惜一切保住自己的头把交椅。

   除了实力对比变化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很多美国精英人士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种“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正从“一种软实力挑战”演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曾自信满满地宣称:“经济自由带来自由的习性,自由的习性带来对民主的期待。”但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并没有带来美国所界定、所期待的“民主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专制主义浪潮的回头和掠夺型政府的重新崛起”。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抗衡,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前景一片光明,也有很多人一直相信中国早晚会陷入崩溃。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急剧上升的资源能源制约,特别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等,都表明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挑动之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上升。

   中美关系的对抗性还体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推进将军事、政治、外交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再平衡”战略,中美之间的紧张感进一步增强。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并且不惜利用中国和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挑事”,纠集这些国家构建反华包围圈。而不少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越发强硬,其长期意图就是要把美国赶出亚太,要把西太平洋和南海变为中国的“内湖”,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将直接且严重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关键利益,“中国梦”不过是“军国梦”、“帝国梦”。

   而在全球层面,美国被认为是在通过建立跨太平洋、跨大西洋的经济政治联盟对中国实施新一轮孤立,中国被认为是要最终颠覆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中东地区局势等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缺乏共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赤字”越来越大,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日趋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将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冲击。

   由此,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和战略心态之变、两国各自发展前景存在的不确定性、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等因素导致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中美两国领导层似乎也察觉到这一趋势,因而希望通过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适应新的现实,把握未来航向,推动“共同进化”,引导两国相向而行而不是迎面相撞,为中美关系开辟一种“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三、新世界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板块之变、国家转型之痛、发展方式之争、力量重组之显、有效治理之难无不表明: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已然到来。基辛格认为,美国正处于数百年未见的国际大变局之中。而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在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适应和服从于新的全球环境。

   在19、20世纪,大国通过结成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军事集团,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如今,“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大国争霸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难以存在;二是核武器的出现带来“大国战争你死我也不能活”的局面,大国之间不再能够轻易发动战争。

   在大国争霸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的情况下,增强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要比领土扩张重要得多,地缘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趋增大。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态环境退化、流行性疾病等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重大威胁,核武器、核原料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会对整个人类造成极大伤害,分散在多个国家但通过信息网络彼此相联的恐怖主义势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上述全球性挑战,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规划者们必须摆脱传统的战略思维,必须看到传统国家和传统威胁之外的世界。可以说,经济开放稳定、资源能源安全、技术发展、气候变化、人口问题、网络安全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多极化世界中的“隐性一极”,也是所有大国凭一己之力或简单结盟都难以对付的一极,这些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比当年中美共同面对的苏联威胁要严重得多。

   虽然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世界,但新的规则、规范和治理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美国等大国之间缺乏足够共识和动力。从理论上讲,大国都不会是利他主义者,它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除非责任、权力和利益能够一致起来。此外,大国通常都会希望新规则能够尽量约束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行动自由。比如,关于航行自由问题,1945年美国率先宣布将领海管辖延伸至大陆架,并认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赋予其在世界其他国家海岸12海里以外开展活动的权利,包括搜集情报和在公海航行通过。当年确定12海里这个范围时,舰船、武器和情报搜集技术并不像今天如此高级,12海里是一个相当大的缓冲地带。然而,现在却不然,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国根据该公约坚持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美国在中国近海进行抵近侦察是让中国相当恼火的事情。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时常呼吁对方遵守国际法,但它们各自所提到的国际法却不总是一回事。

   几十年之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战略学者和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核时代的“大规模毁灭”风险,美国、苏联等核国家也在艰难复杂的谈判之后,同意共同遵守一些旨在控制核风险、防止核扩散的条约和规范。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今天的世界中,网络安全成为又一个与“大规模毁灭”相关联的重大风险,21世纪的大国必须应对如何处理网络间谍、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战等问题,否则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可能遭殃。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威胁不再是像过去几个世纪中那样来自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而是由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还远未作好准备。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公开表示,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现实、紧迫、严重”的威胁。这些年中美遭遇的极端气象灾害越来越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了切身感受,这种非传统威胁给两国带来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即便美国能够实现“能源独立”,它也无法承受其他国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的约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而紧迫。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有经济的相互依存,也有安全的相互依存。但是,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分歧减弱、冲突消弭,中美仍在很多方面存在矛盾和竞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任务就是管理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共同合作应对棘手复杂、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为各自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国民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和平与繁荣。

   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双方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依存带来的巨大好处或是政策限制。中美现在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于2012年已达约5000亿美元,较建交之初增长了近200倍,每天有超过12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至2010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其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至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奥巴马政府曾通过对中国轮胎增加征税创造1200份工作,但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的研究,这种做法将导致美国消费者额外支付高达11亿美元。

   对于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提出质疑:既然美国对中国心怀歹意,为什么中国还要通过购买国债借给美国人钱?根据美国财政部2013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持有美债总额首次突破1.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之最。至于为什么中国要买,那是因为仅从安全性角度而言,投资美债要优于其他国家的债务。虽然中国持有美债也会承担风险,但美债或许是“篮子里最不烂的那个苹果”。还有人认为,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中国就会拥有更多有力手段,在必要时教训美国。但千万不要忘记凯恩斯的名言:“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

   购买国债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证明,也许中国和美国并不喜欢对方,甚至有时很嫌弃对方,但却不得不继续“尴尬的拥抱”。这便是复杂的相互依存。也许中美做不到真心实意地彼此欣赏,但在一个威胁更加多元、风险更加分散的新世界,两国除了同舟共济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路在何方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希拉里o克林顿国务卿对这一倡议作出回应,她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两国“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美国方面之所以并没有从一开始正式同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没能完全搞清楚中方提出这一说法的真实用意,担心北京借此给美国“设套”,让美国“吃亏”;此外,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所暗含中美平起平坐的意思,也感到难以接受。美国后来或许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模糊但具有“潜在作用”,可以为其所用,向其中填充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以此来推动中国与美国合作。201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伦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洲政策时,正式接过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不打领带的“庄园会晤”,习近平用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奥巴马表示将“探讨构建在互利互尊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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