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秋红: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以实证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9 次 更新时间:2013-11-18 2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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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秋红  
从历史上看,保安处分“其设定意图首先就是避开罪责原则产生的限制。矫正与保安处分思想由E. F.克莱因(E. F. Klein)在18世纪提出来,并在1794年《普鲁士共同州法》的基本思想中得到体现”[20]。德国刑法中规定有处分制度,包括矫正处分与保安处分。处分的对象是两类人:其一,由于缺少罪责而根本不能给予刑罚处罚的人;其二,用与罪责相当的刑罚仍不足以防御行为人危险的人。这种处分可分为两类:剥夺自由的处分(包括安置于精神病治疗机构、安置于酒瘾或毒瘾戒除机构、保安监督)和不剥夺自由的处分(包括操行监督、吊销驾照、职业禁止)。安置于精神病治疗机构是不定期的,而安置于酒瘾或毒瘾戒除机构的最长期限是2年。保安监督是德国刑法中最为严厉的处分,初次科处最高是10年,再次科处可以是无限期的终身,其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免受有再犯倾向的高度危险的习惯重罪累犯的侵害。[21]适用剥夺自由的处分的条件为:一是预测被判刑人还将实施(严重的)犯罪行为;二是某种处分适宜于预防上述犯罪行为。以安置于毒瘾戒除机构为例,在这一处分中受到重视的不应当是保安目的,而是矫正目的,如果确认安置不可能治疗或矫正行为人的毒瘾,通常情况下必须立即中止安置;适用这一处分需以行为人因毒瘾发作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一个纯粹偶然的犯罪行为与麻醉剂瘾癖的巧合不足以满足上述条件;此外,适用该处分还必须存在这样的危险—基于行为人的嗜好,他还将会实施严重的犯罪行为。[22]德国学者称,自实行双轨制以来,尤其是剥夺自由的处分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23]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对于保安处分的态度并不统一。在瑞士、奥地利、荷兰、波兰和匈牙利,实行双轨制;意大利实行双轨制的传统更久,但主要由于实践中的弊端,使保安处分陷入了“认识危机”。在英美法系、法国和瑞典,没有将刑法中的处分作为一种与危险作斗争的独立制度加以规定。[24]

   在意大利,适用保安处分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犯罪或“准犯罪”(刑法典里有专门规定),主观条件是指主体的社会危险性。保安处分的适用对象包括三种具有危险的犯罪人:惯犯、职业犯和有犯罪倾向者(既非累犯,也非惯犯、职业犯,其构成条件是实施了“侵犯他人生命、健康的非过失性犯罪”)。有关有犯罪倾向者的规定,不仅从犯罪学的角度看不受欢迎,在实践中也从未被适用过。在意大利,对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可收容于司法感化院,属于一种监禁性保安处分。在其所犯之非过失犯罪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或3年以上有期徒刑时,最低收容期限为3年以上;未满18岁的人为惯犯、职业犯和有犯罪倾向者时,最低收容期限为3年以上。

   在意大利,由专门法律调整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预防性措施”属于行政措施,而非保安处分,因为它们不以实施犯罪为适用的前提,适用的对象是某些特定的对公共安全具有危险性的主体—这些人尚未实施犯罪或者曾经实施过犯罪。具体而言,预防性措施的适用对象是那些(根据事实因素认定的)沉溺于犯罪习惯,习惯以犯罪所得为生活来源,或沉溺于实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公共健康、安全、秩序”等犯罪的嫌疑人。有段时间,这种处分曾经可以适用于某些越轨,但并非犯罪行为的主体(如有劳动力却游手好闲、到处流浪的人)。但在今天,主体的行为具有明显的犯罪嫌疑是适用这种预防措施的必要前提。在一般情况下,由警察局长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口头警告,告诫其遵纪守法。如果口头警告无效且行为人已形成对公共安全的危险,则根据警察局长的申请,由法庭决定适用“特殊的安全监督”措施。对不遵守特殊安全监督规定义务者,可处以3个月至1年的拘役,或1~5年的有期徒刑。尽管从实践的角度看,预防性措施是同有组织犯罪进行斗争的有力手段,但对其是否合宪却存在争议。[25]

   大陆法系国家的保安处分与我国的劳动教养存在很大的差异:(1)保安处分以行为人实施了犯罪或“准犯罪”为前提,而劳动教养所针对的是“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2)保安处分是针对被处分人未然之罪(人身危险性)的预防性措施,而劳动教养主要是针对已然违法行为的事后处罚或教育矫治。(3)保安处分的适用对象包括惯犯、职业犯,且以其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而劳动教养的主要适用对象却并非惯犯、职业犯。(4)保安监督是超出行为人罪责的处分,其严厉程度远甚于劳教。(5)在强制戒毒方面,保安处分与劳动教养有相似之处,但保安处分要求将毒瘾发作作为犯罪原因,并且吸毒者还将会实施严重的犯罪,此外,还需要该处分能够治疗或矫正犯罪人的毒瘾;而劳教的对象是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其与犯罪无关。由此可见,保安处分与劳动教养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应为保安处分”的主张,属于比较法研究中的嫁接错误,不足以解决劳教对象的转化处理问题。我国的劳动教养与意大利的“预防性措施”倒是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二者均不以实施犯罪为前提,且关注适用对象的人身危险性,在性质上均为行政处分。早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在刑法中规定保安处分专章,在其中将劳动教养保安处分化,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获得通过。[26]

   在我国,针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倒可以视为一种保安处分。根据刑法第17条第4款的规定,对于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犯罪或者刑事不法行为,不予刑事处罚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收容教养的适用以未成年人实施了犯罪或者刑事不法行为为前提,仅是因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作为犯罪处罚,对其进行收容教养,与意大利的做法相类似。从我国目前的实践看,收容教养由公安机关决定。但是,从应然的角度分析,上述条款属于刑法规范,属于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尤其是考虑到有利于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收容教养的决定权应归属法院。

   4.特殊主体的处遇与行政性保安措施。我国一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劳教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保安处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现有劳教对象中有一部分属于特殊主体,包括吸毒成瘾者和卖淫嫖娼者。此外,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也被认为具有“保安处分”性质。

   关于吸毒成瘾者的处置,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有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别,这取决于一国对毒品犯罪采取严厉还是宽缓的刑事政策。如在瑞典,1988年吸毒行为入罪,对吸毒者可以科处罚金刑;1993年通过修改《麻醉品法》,加重了对吸毒行为的处罚,对吸毒者可处以监禁刑。该国认为,吸毒行为入罪,标志着全社会对于毒品的强烈谴责。而在荷兰,对吸毒成瘾和低端的毒品分销,少有刑事干预,这种有意识的选择旨在减少毒品的危害,而非大规模根除毒品使用。他们认为,压制政策不仅不能实现预防与治愈的效果,反而可能催生充斥着暴力的地下毒品市场,使吸毒者和小毒贩更加边缘化,造成社会危害。从目前国际的情况来看,“零容忍”的禁毒政策渐成衰势,而“降低危害原则”被融入多国的毒品问题治理措施之中。[27]在我国,存在着吸毒是否应当入罪化的争论。[28]考虑到国际社会在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上的总体趋势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吸毒一直被视为一种恶习而非犯罪,将吸毒行为入罪化处理无明显必要。2007年颁布、2008年实施的《禁毒法》规定了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措施,以帮助吸毒者克服恶习。其中的“强制隔离戒毒”由过去的强制戒毒和劳动教养戒毒合并而来,期限为1~3年,决定机关仍为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执行。国务院2011年颁布的《戒毒条例》第27条规定:“被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隔离戒毒3个月至6个月后,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禁毒法》虽然取消了劳教戒毒制度,但“强制隔离戒毒制度”仍待进一步改革。

   对于卖淫嫖娼者的处置,存在着与吸毒成瘾者类似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主张禁娼,但在具体态度上略有区别,大致可以分为禁止论和管制论两种。[29]在菲律宾,卖淫是犯罪,但定罪很困难,实践中通常作为流浪乞讨罪处理。在韩国,1993年以前,根据《反卖淫法》,卖淫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根据新的法律,卖淫不再是犯罪,法律重点打击妓院的经营者或者为性交易提供各种便利的人员。[30]在加拿大,现行法律并没有把具体的卖淫行为犯罪化,而将对于实施卖淫嫖娼所必需的活动犯罪化。[31]根据联合国《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营利使人卖淫的公约》第1条至第3条的规定,行为人故意招募、引诱、拐带或以其他方式使人卖淫的行为,开设或经营妓院的行为,以及知情而出资资助或提供场所的行为,都应认为构成犯罪并予处罚。这里不包括卖淫嫖娼行为。在我国,刑法未将卖淫嫖娼行为规定为犯罪,不过,基于对未成年幼女的特殊保护,刑法规定嫖宿幼女行为构成犯罪。刑法的打击对象是卖淫嫖娼的帮助行为,卖淫嫖娼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但是,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行为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与公约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卖淫嫖娼与吸毒一样,被认为是一种恶习,它们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原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国务院2011年发布施行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7条规定,“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收容教育”,收容教育的期限为6个月至2年,由公安机关决定。

   以上两类特殊主体,由于不宜作犯罪化处理,但又不能放任不管,因此有必要采取行政性保安措施。刑法上的保安处分以适用对象实施了犯罪或者刑事不法为前提,而行政性保安措施不以适用对象的行为构成犯罪为条件,因此,二者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对吸毒成瘾者的强制隔离戒毒和对卖淫嫖娼者的收容教育以及劳动教养,均属行政性保安措施。关键是,这些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措施的采用,是公安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决定,与国际公约要求的司法化处理存在差距。

   5.治安法庭与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设立专门法院或者专门法庭来处理治安案件。如在英国有专门的治安法院,负责审理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相当于我国的治安案件和轻微犯罪案件),采取简易程序,所判处的刑罚不得超过6个月的监禁和5千英镑的罚金;治安法官还负责批准逮捕和搜查以及对较为严重的犯罪案件进行预审。在美国的州基层法院设立了专门的治安法庭,负责审理大量的轻罪案件;治安法官也负责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在法国,将犯罪的种类依其轻重分为违警罪、轻罪和重罪,在法院设置上也相应设立违警法院、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德国地方法院的管辖范围是第一审的轻微刑事案件,它的最高量刑幅度为3年有期徒刑。日本的简易法院是最基层的法院,负责审理法定刑为罚金以下或者案情比较简单的盗窃、侵占等刑事案件,一般无权判处监禁以上的刑罚,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俄罗斯在司法改革中新设了治安法院,主要审理法定刑不超过2年监禁的案件和其他轻微的民事、行政案件,不服治安法院判决的案件,可上诉至区法院。

我国劳教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将过去由公安机关处理的劳教案件转为由法院处理,这将大大加重法院的负担。转处的这部分案件可称为治安案件,在性质和特点上与一般的刑事案件有别,因此需要增设专门的治安法庭,采用相对快速、简易的方式加以处理,以提高司法效率。在我国基层法院增设治安法庭,和刑庭、民庭、行政庭一样,是法院的一个审判业务部门。治安法庭的管辖范围主要包括劳教制度改革后转处的案件、可能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案件,包括醉驾、扒窃等在内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其他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审理治安案件的程序应着力于高效快捷,以便解决大量的治安案件,同时遵循权力监督制约、律师介入、证据规则、救济程序等各项正当程序规则,保障治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治安法官在选任标准上可低于普通法官,但高于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待遇也应介于两者之间。[32]自2004年以来,一些地方法院进行了建立社区巡回法官、巡回审判法庭制度的改革探索,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治安法庭与治安法官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33]未来还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将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批准或决定权交给治安法庭行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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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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