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秋红: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以实证调研为基础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3 次 更新时间:2013-11-18 21:15:10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熊秋红  
是世界范围内带有普遍性的做法。结合我国的情况,问卷中提出了设立治安法庭审理劳教案件问题,对此,51. 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同时设立治安法庭、23.1%的被调查者主张仅在基层法院设立。(2)关于劳教案件具体的审判组织,55%的被调查者主张兼采独任制和合议制。(3)劳教案件属于轻微案件,关于其审级制度,51.9%的被调查者主张采取二审终审制,42.3%的被调查者主张采取一审终审制,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被调查者与来自教学科研机构的被调查者的意见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主要是由于公平与效率的价值选择所致。(4)关于劳教案件的诉讼程序,63.5%的被调查者主张“以简易程序为主,以普通程序为辅”,即兼顾公平与效率。(5)关于劳教案件的救济程序问题,86.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设立审判监督程序,给予当事人对生效裁判寻求救济的权利。(6)关于律师与检察官介入诉讼程序问题,被调查者的支持率分别为72.5%和69.8%。这就表明,劳教案件的诉讼程序应当具有开放性,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

   6.关于劳教制度改革中的实体性问题。鉴于目前的劳教过于严厉、实质上带有惩罚性质的现实,推动劳动教养或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向轻缓化方向发展,应当成为劳教制度改革的一个目标。为此,调查问卷围绕着缩小劳教对象的范围、缩短劳教的期限、改革劳教的执行方式等内容作了设计。实证调研的结果表明,这些方面的具体改革措施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较高程度的认同。(1)关于缩小劳教对象范围的建议,支持率高达82.7%;关于将劳教的对象限制在二次以上的复吸人员的建议,也得到了53. 8%的被调查者的赞同。(2)关于缩短劳教期限的建议,总体支持率为73.1%。在53个有效回答中,45%认为上限应为1年;23个教学科研机构样本的61%认为上限应为1年;22个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46%认为上限应为2年。关于下限,38%认为下限应为6个月;23个教学科研机构样本的48%认为下限应为3个月;22个司法行政机关样本的59%认为下限应为6个月。司法行政机关的回答与教学科研机构的回答存在差异,前者多数认为劳教期限应为6个月至2年,后者多数认为劳教期限应为3个月至1年。可见,3个月至2年均有相当程度的可接受性。(3)关于改革劳教的执行方式问题,首先,83%的被调查者支持改善被劳教人的待遇;其次,改善待遇的方式,如采取“半封闭半开放的执行方式”、“参加劳动的,给予适当报酬”、“每月允许回家一两天”等也获得认同。以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的改革建议,支持率不足30%,而反对率高达69.2%;与此相呼应,58. 8%的被调查者不赞同将目前从事劳教工作的警察转入社区矫正工作。可以作为对比的是,57. 7%的被调查者赞同以轻罪处罚代替劳动教养,65. 4%的被调查者赞同将目前从事劳教工作的警察转入轻罪监所工作。这表明,多数人认为,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度应当高于社区矫正—开放式执行方式,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仍然是必要的,部分劳教对象可以考虑向轻罪化方向转化。

    

   四、劳教制度改革中的比较法研究

   尽管实证调研的结果对于思考劳教制度的未来走向、改革思路、总体方案、具体举措具有启发意义,但是,应当看到,需要辅之以比较法上的考察,才能进一步理清劳教制度改革中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从实证调研的情况看,被调查者较少关注联合国相关公约的规定;对于来自于西方的轻罪、保安处分等概念也缺乏了解;对于治安法院或治安法庭的设置背景和功能,恐怕也不是十分清楚。在中国法与国际法、外国法的对接中,只有充分理解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要求,了解不同法文化下相近制度的设立背景和规范目的,认识与之相配套的各种技术性装置,才能避免法律移植中的错误嫁接。

   1.联合国公约的规定与劳教决定的司法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上述规定意味着:必须由法庭或经法律授权的人员管制拘禁措施,主要应由法庭决定拘禁是否合法。

   《公约》第14条第1款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对“刑事指控”一词的解释,关系到在什么情况下公民享有《公约》第14条规定的法律保障。“刑事指控”本身有一个自治性的解释—它涉及对刑事犯罪的追诉。但实践中,成员国可能通过行政处罚或纪律处罚回避对第14条的适用。在一国法律中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他国法律中可能被作为违纪行为。在此方面,欧洲人权法院存在大量的案例。欧洲人权法院制定了判断是否存在“刑事指控”的三条标准:(1)国内法上的定性;(2)应受处罚的行为的性质;(3)处罚的严厉程度。法院综合这三条标准,以决定一种处罚是否属于刑事处罚,而不论有关成员国将其称为行政处罚或纪律处罚。这些标准是从对不同制度及其哲学基础的比较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而言,当处罚不仅具有预防性特征,而且具有报复性和威慑性,且针对一般的公众适用,它便符合欧洲人权法院所称的刑事处罚,如交通犯罪的罚金。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针对特定群体或职业(如士兵、囚犯等)的未超过一定强度(如5天拘禁)的纪律性处罚,不被视为刑事处罚。[13]这样的标准可以转移到《公约》第14条的适用中来。

   与《公约》的要求相比,我国的劳教制度首先面临着“合法性”质疑,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性措施或者行政处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决定和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形式予以规定,而非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加以规定,这与《立法法》的规定存在冲突。从现行劳教制度的具体内容看,它也难以达到《公约》所确定的“禁止任意性”原则的要求。一方面劳教对象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劳教缺乏严格的程序控制。这不符合《公约》有关禁止任意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要求;根据国际上对“刑事指控”一词的通行理解,劳教本质上属“刑事指控”,被教养者应享有《公约》第14条规定的保障,因此,现行劳教决定程序有待司法化改造。

   2.轻罪制度与劳教对象的分流处理。轻罪制度是西方国家犯罪分层的产物。犯罪分层首先出现在欧陆国家继而辐射到英美法系国家。19世纪末,欧洲大陆主要国家都在其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犯罪分层;至20世纪末,犯罪分层逐渐成为大多数国家刑法的通例。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挪威、泰国等将所有刑法典规定的犯罪划分成两个层次—重罪和轻罪或重罪和违警罪。法国将所有刑法典规定的犯罪划分成三个层次—重罪、轻罪和违警罪。俄罗斯、越南将所有刑法典规定的犯罪划分成四个层次:轻罪、中等严重的犯罪、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的犯罪;轻微犯罪、一般犯罪、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美国《模范刑法典》将犯罪划分为六个层次:一级重罪;二级重罪;三级重罪;轻罪;微罪;违警罪。关于犯罪分层的标准,从各国刑法的规定来看,可以分成两种:一是根据刑罚的轻重,将不同的犯罪行为进行分层,称之为形式标准;二是根据犯罪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或社会危害性质和程度,将所有犯罪行为进行分层,称之为实质标准。实行犯罪分层,是为了更好地在严重犯罪和轻微犯罪之间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集中大部分资源来对付那些严重犯罪,而对轻微犯罪采取宽松的政策和更为快捷的处理机制,从而以最少的刑罚资源投人达到最大的控制和预防犯罪的效果。[14]

   我国刑法在法理上强调违法与犯罪、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别,强调犯罪的质的规定与量的把握,将犯罪门槛设得较高,并配置较重的刑罚。与国外的刑法相比,我国的刑法实际上是一个重罪重刑的“小刑法”。在我国,如果引入西方国家的犯罪分层理论及轻罪制度,将会导致犯罪门槛的降低和犯罪圈的扩大。我国近年来出现了借鉴西方国家轻罪制度的迹象,比较典型的是醉驾、扒窃独立入罪,并由此引发了刑法第13条但书是否得为醉驾、扒窃的出罪规范依据的争论。[15]《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的设置、将扒窃独立入罪的立法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我国刑法结构正在经历储槐植先生早前倡导的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转型的结构性变迁。[16]

   劳教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劳教对象具有多样性,公安机关认定的16岁以上的人实施违法行为可被劳教的情形包括:(1)危害国家安全,情节显著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绑架、爆炸或者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团伙中,尚不够刑事处罚的;(3)有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猥亵儿童,聚众淫乱,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非法拘禁,盗窃,诈骗,伪造、倒卖发票,倒卖车票、船票;伪造有价票证,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抢夺,聚众哄抢,敲诈勒索,招摇撞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以及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的违法犯罪行为,被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后五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之一,或者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收容教养、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4)制造恐怖气氛、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危害公共安全,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强买强卖、欺行霸市,或者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恶习较深、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尚不够刑事处罚的;(5)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或者生活秩序,且拒绝、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尚不够刑事处罚的;(7)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嫖娼,引诱他人卖淫、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尚不够刑事处罚的;(8)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尚不够刑事处罚的;(9)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屡教不改的;(10)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后又卖淫、嫖娼的;(11)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12)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

   上述对象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运用刑罚手段来制裁可能显得过重,而运用治安管理处罚手段又显得较轻的违法行为;另一类属于特殊主体,如吸毒成瘾者、卖淫嫖娼者。将所有劳教对象均作轻罪化处理,需要改变我国目前刑法所规定的“定性+定量”的犯罪定义体系,以便将那些“尚不够刑事处罚而被处以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这种将现有的劳教对象全部贴上“罪犯”标签的改革方案,不仅在刑法的立法改革上步伐过大,而且会因中国文化对“犯罪”的强烈贬责而带来不适当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17]

   以轻罪化作为切入点,可以考虑的折中性方案是对第一类劳教对象进行分流处理,如第一至四类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重,具有较强的犯罪的本质,可纳入刑事处罚范围。这些案件在过去的劳动教养中所占数量和比例较小,将其纳入刑事处罚的范围,不会过分扩大犯罪圈。第五至九类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低,可纳入行政处罚范围。另外,应当取消“其他应当劳动教养的行为”的兜底性规定,明确行政处罚的对象范围,以防止行政处罚权的滥用。至于第二类劳动对象应当如何处理,是否应走轻罪化道路,笔者将在下文中予以分析。

3.保安处分与劳教制度的基本定位。在劳教制度改革中,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青睐[18],有学者甚至认为:“劳教制度的改革方向应为保安处分”[19]。(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劳教制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9681.html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3年第5期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