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于川:不符合人权法治精神的劳动教养制度理当废止

——在专业论坛“蓟门决策”第15期发表的专业点评意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 次 更新时间:2013-11-18 2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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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于川 (进入专栏)  
特殊环境特殊措施,特殊环境一般措施。采用何种方法,是很有讲究的,效果很不一样。

   就拿教育来说吧。普通学校的普通班就是一般环境一般措施,普通学校的残疾人班就是一般环境特殊措施,特殊教育学校的差生班就是特殊环境特殊措施,特殊教育学校的普通班就是特殊环境一般措施。那么,选择采用什么方法,是一般环境一般措施,一般环境特殊措施,还是特殊环境一般措施,特殊环境特殊措施,哪种方法比较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就像针对残疾人的教育培养,他的权利保障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但也需要稳妥地依法推动平等权的实现。残疾人的身体确有不利条件,但内心就一定不健康么?瘸腿走路就算是行为失范么?这不是两回事么?你怎么看他的内心?你怎么看他的外部行为?改造他的心与行为谈何容易!又放在什么环境来改造?大学的环境是一般性教育,但有特殊人群,比如残疾学生、国防生、给了留校查看处分的学生等等,对他们是否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例如把犯了错误、给了处分的学生关进小黑屋、禁闭室悔过改造,责令迟到的学生一直站在教室后面上课,是这样好呢,还是就放在一般环境下比较好?现在的劳教是什么?关进劳教场所算是特殊环境特殊措施吧?效果好吗?我认为应是一般环境一般措施,最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而且,这还只是在缺乏多元化、包容性的情况下你假设的失范人,按照你的单一标准去认定它、重塑它啊!未必你的认定和重塑行为就是真理啊!百年树人,怎样看、怎样做才有利于人的发展,这是我们须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这样的前提性问题如何没有解决好,怎么设计、实施劳教制度啊?!

   而且,如果最重要的前提问题没有解决好,细节设计再精细都会事倍功半。所以我觉得,须要更加客观深入地进行分析研究以后,才可能对复杂的人心、行为方式进行有限重塑。我去过监狱、看守所进行研究,甚至去过国外的监狱进行研究,深感改造、矫正的成本非常高,但效率未必高,效果未必好。心是一扇门,你的药进不去啊。我想,劳教的投入产出效率是否高?我国13亿人口,劳教人员现在只有几万人,设计和维系着庞大的制度架构,基本上被当作一种维稳、惩罚工具在用,外部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社会评价,人们一提到就是心头之痛,变成人权悲剧的焦点之一。这样的制度现实,难道不应深刻反思?应当取得更客观、量化的研究成果作为认知和判断基础,选择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更加统一的改革出路。这样的判断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即改革时期和改革出路的选择,才能真正给我们提供思考,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目前劳教制度改革时期和改革出路——首先有用、好用、管用能否成为我们判断劳教制度的存续依据?我觉得须要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双规,这与劳教当然不是一回事,但有相近之处,可以来举例说明。双规的问题一直被争论着,但有人说双规很有用,所以才一直存在着,存在就是合理的。对此还有一种论证方法呢,说是:一个贪腐的法院院长很狡猾,腐败线索被抓住后就要予以惩治,结果他“进去”以后仅仅两个小时就招供了。后来有人问他,你是法院院长,这么有经验,为什么才两个小时就招供了?他说,如果是检察院抓人,我知道坚持12小时、24个小时,到点后就能出去了,迟早会熬过去,所以我就会挺着;但这是在纪委啊,双规无尽头呢,虽然才两个小时,我还不如识相一点趁早交待少吃苦头。辩护者说,这不是很有用吗?是的,很有用,但能用这样的论证方式来自我辩护吗?可能不行吧。尽管“存在就是合理的”这个说法有其道理,但此一时彼一时,特别是在“人权入宪”后应当换一种方式考虑问题吧。行政法讲“过罚相当”,刑法讲“罪刑相应”,劳教也须要失范行为与重塑措施相相应吧?否则严重违背法治精神、法律原则。劳教时间一般是半年到一年左右,从理论上说可以是“3+1”,针对违法行为、不当行为,人身自由受到的限制最长可达4年。如果还不断重复3+1,后果更不得了,据说最长的竟然有先后被劳教多次,合计时间超过十年的。而刑法的制裁,最短的管制、拘役才几个月啊!所以,即便有权机关通过立法做了这个制度选择,其是否良善之法也成问题,是否未经审批就可适用于一个所谓行为“失范”之人也是一个问题。直接把我的结论说出来吧:劳教的理据不足,不符合法治一般原理,所谓有用、好用、管用不能作为劳教制度存续的理据,这是第一。

   第二,既然这次白皮书本身没有涉及到,但在会上被记者提问时表了一个态(它存在问题,已形成改革的共识),这就是一个契机,一定要抓住这个契机。抓这个契机,有一个最大的理据和关注点,就是“人权入宪”。2004年修宪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人权条款,这被称为“人权入宪”。当时有争论认为,写这个没有用。修宪后很长时间,都还有“无用论”的市场。讨论刑诉法修改方案时,有的专家也认为没有必要写进人权条款,说是那些宪法学者把它写进宪法就是傻帽,修改刑诉法时还要来忽悠我们写进去更是傻帽,但修法后一些刑诉法专家编写教材、宣讲法制课的时候,不是首先就重点论述这个亮点么?因为国家都要尊重和保障人权,难倒你某个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还能不尊重和保障人权吗?这次研讨劳教制度改革,选择的突破点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实宪法精神,强调以人为本,保障基本权利。

   从2004年“人权入宪”,到现在已经走过8年,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也经常被人们忽视了。比如劳动教养,可以叫教育、教化、养育,不管叫什么,广义叫教育吧?可大家知道行政法有一个重要变化吗?15年以前的一部重要法律《行政处罚法》,讲到教育时是怎么讲的?是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放在后面;时隔15年之后,出台了《行政强制法》,它在强调法律原则时表述的是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教育”二字已然放在前面了,这是“人权入宪”之后,我国行政法制走向民主化的诸多变化之一。

   结合当下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为劳教制度改革选择出路,那么我就认为,既然适用对象很少,救济难度比较弱(我这样说有我的理据),救济很不容易,那就不要把劳教这个包袱完全拽在政府机关手里。要改造、塑造一个人,既是我的事情,是我的行政责任,但也是很多主体的责任,是共同的社会责任啊!把它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进行分散化的处理,这样来做民主化的推动,它的效果可能更好一点。而且这样的处理,就能把现在人们对它既定、固化的负面评价东西化解开,各方面更易接受。

   至于主管部门觉得手中没有调控工具很困难,万一不能有效的控制局面怎么办?没有手段无法完成任务怎么办?我想,换句话说,退一步说,那么大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行为人,例如精神病人就是存在的一种不稳定因素,各种各样的分子在社会中存在,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崩塌吗?不会的。这与孙志刚案件引发的收容遣送制度改革一样(现在成了救助制度),虽然当时有不同看法,很多人还有意见,但废除收容遣送制度,重建了救助制度之后,发挥了较好作用,逐渐过渡成符合世界潮流的做法。如果立法机关通过新法加以规定,还是要采取对某些违法行为人实施强制约束,需要建立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强制约束制度,也就是比现行的劳教制度有更充分的法律依据,还提供一些自由选择,也即保留并改造劳教,那也算向前推动了,我也能接受,我知道制度演进不易,但我不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最好还是废除劳教制度,通过制定新法和修改旧法,配套建立起有限适用的全新的行为矫正法制来适应社会需求。我的想法就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莫老师今天的点评非常到位,有提醒性,他的观点很明确:废除,他的辩论理由打动人。第一从人权的高度谈这个问题,劳教问题使我们在国际上的人权对话处于被动地位。第二,对于异轨行为,社会是否有矫正的权力?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比如姜老师普通话这么不好,在我们那儿是异轨行为,难道在我们那儿非要讲普通话吗?

   莫于川:请允许我补充几句话。姜老师说的话,我完全听懂了,讲得很准确。我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上课时,老师看学生讲话破坏课堂纪律,有一个处理办法:在最后一排安排一个独立的座位,让那个在课堂上讲话的学生坐在那里听课,甚至让他一直站着听课,看你还敢讲话不!看你同谁讲话!老师这样做,好吗?这样的小孩可能为了怕出丑,在上课中不讲话,但这样的处罚对他有负面效应,产生逆反心理和心理阴影,长大后、毕业后他可能成为不够阳光的男孩,难以成为社会栋梁人才,也可能成为给社会带来负能量的人,这样的教训和悲剧难倒还还少吗?所以我认为这种特殊的教育处理办法不太好。

   我再回应一句。刚才一位媒体同志提了很好的问题,有两点:未经司法程序就限制人身自由,这是很有争议的;再一个是劳教作为维稳工具,废除之后怎么办?看来大家对此争议很大。我直接说我的观点吧。劳教制度原先设定的目标已经偏移,劳教制度的功能已经被转移、被扩大、被滥用、被精致化了,那些逐步建立的程序规范使它的外观精致化,好看点了,可本身倾向性有很大问题。劳教制度原有的一点点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早已丧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把它选择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人家会问你为什么要控制?如何选择手段控制?马怀德教授讲,有了这些工具,还有怎么用及其效果的问题。但我觉得还是要分层次,首先是其前提如何?如果前提没有解决,只是追求动机和效率的统一,或者是法律适用还不错的效力,这非常不够。所以,“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们要以新的眼光看人权问题,到今天,劳教制度经过半个世纪的演化,走到这样的半途,对所谓的行为失范者是否还要选择那样一种制度来强制劳动改造他?我们的社会运行,已有非常丰富的规范,非常多的制度措施,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这样一种伤害性特别大的东西?这是首先要反思的。

   我还要就如何看待自由的价值和制度设计补充一句。刚才王主任回应关于人身自由的提问时,介绍了劳教所的实际情况,说是那些人虽然失去了自由,但其它方面的处遇还是可以的。我认为这样做分析,可能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我特别想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因为劳教对象涉及的是一种所谓“失范”的行为,但却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虽然其它方面得到了一些保证。可自由是什么?自由比爱情、生命更可贵,失去自由意味着同时失去尊严。只要你走到这一步,哪怕只有半年,在你的亲朋好友中、整个社区中,你是什么样的定位?一个人失去了自由和尊严,这对他今后的生存、发展又意味着什么?从这个意义上,如鲁迅所讲,假设我们提出要在墙上开一个窗户,肯定会被否决,于是我们可以提出,我们不但要开窗户,还要揭屋顶!于是,作为谈判对象的能拍板者就只好同意你在墙上开一个窗户甚至几个窗户。我相信关于劳教制度改革的决策者已有长期研究,一定是早有一个说法了,才可能在记者提问时发表这样的意见。但姜主任讲的是改革,可是,废除它是改革,调整它是改革,微调也是改革!有很多选择啊。我的意见,劳教制度已然异化、丑化、恶化了,最好还是先把它废了,先废了再说。即便废不了,至少还开了窗户,否则开窗户都不成,或者开成看守所那种小窗户。不知各位进过看守所没有?很多地方的看守所,那个窗户很特殊,开得很高,只有很小的一个口子,这你能接受吗?所以方法论告诉我们,得把要求提得高一些,最后才能得到讨价妥协后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巨大努力才会有小小的回报。

   我作为点评人居然就讲了这么多,很是抱歉哈。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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