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言论是监督和防止权力腐败,保持权力透明的关键环节
公共生活为什么需要自由的言论?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涉及了两个与好社会有关的理由:1.好的社会应该有以公民为主体的自治;2.好的社会群体需要追求真理(真实)。
事实上,政府也乐意看到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乐意见到社会群体自己去追求真理。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把言论自由看作具有整体意义的,人的自由价值的重要部分。它强调,缺少了任何一种自由,或者任何一种自由受到不当限制,自由便不能保持完整,甚至会逐渐丧失。杰出的捷克斯洛伐克裔导演米洛斯·福曼(Milo?Forman,影片《飞越疯人院》、《莫扎特》的导演),1996年拍摄了《性书大亨》(ThePeoplevs.LarryFlynt)。影片主角莱里·弗林特(LarryFlynt)是经营色情杂志的出版商,福曼竟然为这样的人做言论辩护,引起社会的争论。
福曼在一次访谈中说,年轻时,他连走近色情杂志店都会有罪恶感,但这并不影响他为弗林特的言论自由做辩护,“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与福曼自己曾经失去自由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他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纳粹从家里带走。他躲在壁橱后的暗室里躲过一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他深知自由的可贵,知道自由是一点一点丧失的,以至于荡然无存。自由是一个整体,人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任何一点自由的丧失都可能成为完全失去自由的开始。他拍摄《性书大亨》是为了让观众知道,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下来的公民自由权利是有代价的,它必须能够容忍一些坏的东西混进来。福曼的自由言论观初看似乎有些极端,甚至荒谬无稽,但却包含深刻的道理。正如“性书大亨”弗林特自己所说,我是最低俗的,连我的自由都能得到保护,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对追求真理的理想来说,言论自由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找到真实知识的可靠途径,这样知识也被称为真理或成熟的知识。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把自由的言论当作通往真实的途径。康德、密尔、罗尔斯等许多思想家也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真实而成熟的知识对于民主政治是非常重要的,自由的言论也因此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言论自由起着三个关键作用:第一,让公众知晓政府的政策运作;第二,向政府传达人民的意愿;第三,允许人们思考和讨论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作为。自由言论因此成为监督和防止权力腐败,保持权力透明的关键环节。
公民自治和追求真理的自由言论还能起到可贵的国民教育作用,它让人养成一种与自由、理性相一致的人格精神。它让人变得智识独立、道德投入、政治机敏,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果多数国民缺乏这样的品格,那么社会将充斥唯唯诺诺的阿谀奉承之徒。那种谄媚、虚伪、奴性、偏执、思想空洞的“盲众”,是没有政治活力的。在公共事务面前,他们要么盲目顺从,要么逃避和隐匿,他们看有权者的脸色行事,既不知道如何说话,也无话可说。试问,这样的“盲众”对社会能有什么好处呢?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来源: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