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澶渊之箭

——《历史的细节Ⅱ》节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2 次 更新时间:2013-11-15 11:3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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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穷兵黩武的隋唐帝国最终沦为粗鄙的军人政治,长期陷入藩镇割据和军阀混战,从安史之乱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赵匡胤建立宋帝国以后,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消解了军阀势力生存的土壤。从此以后,中国历史的钟摆又走到了轻武重文的另一个极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从唐朝时期的对外扩张,沦为宋朝时期的被外敌侵略。

  

帝国之弩

  

   秦汉时期一直作为军队标准装备的中国传统单兵弩,经过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和唐末之乱的朝代更迭,至宋朝已经近乎失传。宋神宗时代,科学家沈括被王安石推荐兼管军器监,他偶然见到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弩机,惊叹不已。宋朝由于失去了辽东、蒙古、大理和河套等产马地域,骑兵部队规模大减,中国又重新回到前马镫时代,因此,传统弓弩成为北宋步兵的主要武器。“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翠微北征录》卷7《弓制》)。

  

   弩箭比弓箭射程远,洞穿力强,“然张迟,难以应卒,临敌不过三发、四发,而短兵已接”,所以宋军弩兵一般分为张弩人、进弩人和发弩人,即“三段击”的轮流射击战术。弓弩作为主要兵器,“凡军中教射,先教射亲,次教射远”,射亲即射击的命中率。

  

   由于长期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从北宋到南宋,弓兵弩兵占据了军士的绝大部分,基本上达到了无弓弩不战的地步,甚至出现《弓式》和《强弩备术》这样的专业兵器著作。《宋史·兵志》记载,“诸路禁军近法以十分为率,二分习弓,六分习弩,余二分习枪、牌”,马、步诸军的士兵中弓弩手占80%,弩多于弓。宋弩已经实现了系列化生产,如三弓钭子弩射二百步;双弓床弩用5到10人张弩,一人瞄准,一人槌发,射一百二十步;又有手射弩,二十人张,射二百五十步。

  

   同一时期,北方的契丹、女真、西夏和蒙古皆骑射民族,相对技术较为落后,有弓而无弩。他们除了机动灵活的轻骑以外,还有一部分重甲骑兵。在大规模野战中,宋军根本难以战胜这些“装甲兵”,所以一般将城池防守战作为战略重点。借用城池屏障,以静制动,可以充分发挥强弩的优势。弓弩也因此成为一种最适合守城的远距离杀伤性兵器。在这种战略背景下,中国的两宋时期在弓弩的制造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史•兵志》称:“工署南北作坊及弓弩院,每年造铁甲三万二千,弓一千六百五十万,各州造弓弩六百二十万。其中床子弩射七百步。”

  

   床子弩是历代中国军队的一种重武器,在汉唐一直多有使用。根据史料记载,最强的三弓床弩能够射穿三匹并排站立的战马。据说在宋太祖时,“尝令试床子弩于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千步弩试之,矢及三里”。

  

   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英州刺史郭谘在给仁宗的奏章中称:“臣所创车弩,可以破坚甲,制奔冲,若多设之,助以大水,取幽蓟如探囊中物耳!”熙宁元年(1068年),李宏重新发明了用脚开弓的“神臂弓”,弓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吴村,铜马面牙发(铜弩机),他器弗及。此弩可以“以蹬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扎,谓之神臂弓,最为利器”(沈括《梦溪笔谈》)。

  

   南宋时期,金国大将完颜图术多次败于岳家军,他就说:“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韩世忠又对神臂弓加以改进,制成克敌弓,“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宋史》),约合558米,可以贯穿重甲,“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神臂弓一直沿用到明代。

  

   宋朝最具威力的重型武器,当属发射巨型箭头的弩炮。这种原始大炮最大的需70多人才能开张,射程达800步。这种弩炮发射的巨型箭镞甚至可以击毁城墙,“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也可以把几个人一起钉在地上,杀伤力堪称恐怖。技术是文明的结果,这些强弩使宋王朝在与北方蛮族的城市攻防战中颇有作为,文弱的宋人竟常常使全民皆兵的蛮族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为了更好发挥弓弩的精确杀伤力,宋朝的城防工事中都建有突出城墙之外的射击弩台。弩台上的射击手不但可以射击正面之敌,而且还可以侧射和返射城墙死角内的敌人,大大提高了防守的覆盖面。

  

南北战争

  

   朱温代唐的公元907年,“关弓三百斤”的耶律阿保机在上京(今阿城)建立契丹政权,号大辽国。公元936年,后唐石敬塘废唐自立,成为契丹的“儿皇帝”,幽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大辽(后来周世宗收复其中瀛莫两州)。当时大辽国疆域是宋帝国的两倍。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也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Khitai和Cathay)。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大宋。宋太祖采取“先南后北”的策略,对辽侧重于防守,“来则掩杀,去则勿追”。宋开宝七年(974年),宋辽初步达成互不侵犯的和约。

  

   军人出身的宋太祖满怀重建汉唐帝国的野心,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刚完成南方的统一,就出兵北伐。轻松灭掉北汉后,宋朝又撕毁5年前的和约,继续北上,开始伐辽夺燕的幽燕战役,从而拉开了宋辽两国长达20多年的南北战争帷幕。

  

   在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率军一路攻打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最后以高粱河惨败而告终。《辽史》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再尝败绩。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朝再次以十余万大军北伐,最后受挫于岐沟关。此战中潘美见死不救,人号“杨无敌”的名将杨业苦战被俘,绝食3日而亡。“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宋太宗亦深为痛惜。“杨家将”美名从此流传。传说杨业碰死于李陵碑。

  

   擒住杨业的乃辽国名将萧达凛,他用箭射杀了杨的坐骑,使杨业束手被擒。生擒声震幽燕的“杨无敌”,使萧达凛声名大振,被拜为辽国最有权势的“于越”。随后几年,萧达凛率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辽统和11年(993年),萧达凛征服高丽,高丽向辽称臣纳贡,并与宋断交。

  

   经过三次北伐失败后,宋朝产生了“恐辽症”,从此放弃了收复燕云的梦想,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守内虚外”,致力于对内的稳定统治。

  

   与宋朝走向保守相反,辽国从此由防守反击改为主动南征,屡屡长驱直入,深入宋境,使宋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宋太宗朝后期,宋廷曾多次尝试与辽议和,但都遭到辽国的拒绝。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驾崩,实际是北伐作战所负箭伤感染发作所致命。

  

   辽统和二十二年(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倾全国兵力南下,以图问鼎中原。萧达凛被任命为伐宋的统帅,初战告捷,生擒宋将王先知,连破祁州等地,兵临澶渊城下。

  

   澶渊亦称澶州,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距黄河北岸不过一日路程,离宋都汴京也只有二百多里。

  

   对宋帝国来说,当时的形势危在旦夕,除了极少数主战派,满朝上下都劝真宗迁都避战。宰相寇准以无可匹敌的勇气给了宋真宗莫大鼓舞,刚刚登上皇位7年的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皇帝将亲临前线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

  

   辽军虽然从三个方面进逼澶州,但经过长时间行军作战,再加上后勤供应吃紧,已成强弩之末的疲惫之师。他们在澶州城下遭到宋朝弩箭有力地打击。

  

   就在双方处于攻守胶着的时候,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辽军统帅萧挞凛自恃勇武,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的时候,被宋军大将张瑰以伏驽射杀。《宋史•寇准传》记载:“时威虎军头张瑰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挞览死。”床弩的弩箭神奇地击中萧达凛的额头,使其落马。萧达凛被抢回当晚就不治而亡。三军被一箭夺帅,辽军士气顿时受挫。萧太后等人听说萧达凛被宋军弩箭所杀,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辽史》载:“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城下之盟

  

   猎杀萧达凛的“床弩”(也叫“床子弩”)在宋军中很常见,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大胜于前代。

  

   唐朝的八弓弩也属于床弩,这种多弓床弩的结构非常巧妙,弓弦的张设甚至利用了多组滑轮。床弩“又有系铁斗于弦上,斗中著常箭数十只,凡一发,可中数十人,世谓之斗子箭,亦云寒鸦箭,言矢之纷散如鸦飞也”。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型号的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箭矢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利剑。床弩以槌击牙发射,瞄准和击发都有经过训练的专业兵种负责。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可以踩着箭杆攀爬而上。开宝年间,魏丕对床弩予以改进,射程大为提高:“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千步约合1500多米,这几乎是古代远射兵器所能达到射程的最高纪录之一。

  

   就在萧达凛命丧宋军强弩之下不久,宋真宗一行文武以决死一战的气势浩浩荡荡抵达澶州。寇准陪着36岁的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气势汹汹的辽军突然之间主将殒命,再也无心恋战。翌日,萧太后亲扶萧达凛灵柩回辽。

  

   “天发一矢无胡酋”,萧达凛之死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正因为萧达凛被射死,才使《澶渊之盟》得以达成,正如宋太宗赵炅被射死导致了宋朝从此放弃北伐。宋辽双方战争领袖死亡所产生的力量均势,使战争的乌云逐渐散去,谈判议和犹如雨后的太阳呼之欲出。

  

   从汉代的王昭君到唐朝的文成公主,中国历代王朝面对周边游牧军事部落的侵袭,素有“和戎”的传统。之前三次北伐的失利也使宋朝意识到,“和戎”是保持边境安宁的最佳选择。事实上,在澶州之战前,宋辽双方就已经有外交接触,双方都有议和的愿望。萧达凛之死使双方罢兵和谈水到渠成。宋真宗甚至打算“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结果双方以30万岁币达成和解,宋为兄,辽为弟。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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