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反宪派“特指说”的彻底破产

——答汪亭友《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系列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5 次 更新时间:2013-11-13 16: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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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可见,殷周之际的大革命与新制度,正是催生中国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温床。

    

   宪政思想史是给反宪派谎言的一记耳光

   从宪政思想史来看,宪政命题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形成而形成,宪政观念伴随着共和观念的孕育而孕育。正如共和主义思想史分为古典共和主义、现代共和主义与当代共和主义一样,宪政主义思想史也分为古典宪政主义、现代宪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近年来,在欧美学界和亚洲学界都有学者开始重新梳理宪政思想史,并形成众多的研究成果。如果说,自由主义宪政即现代宪政主义,大致上也对,但如果在今天还有人说——“宪政即自由主义宪政”或“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宪政”,那毋庸置疑绝对属于意识形态偏见、观念落伍与学术无知,或者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欺骗式宣传(如反宪派那样)。

   加拿大著名宪政学者詹姆斯·塔利教授根据其担任英国剑桥大学讲座教授期间的讲稿,出版了一本专著《陌生的多样性:歧义时代的宪政主义》。他特别提到了麦基尔韦恩教授在《宪政主义:古代与现代》中的著名观点,认为古典宪政主义“承认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体制,这个体制是人民结合了他们原有的基本律法、制度与习俗所构成的样态”,其关键词是承认与同意;现代宪政主义则是“人民从习俗中自我解放出来后,再运用意志、理性、协议,将一套新的社会形式加诸于己身的行动”,其关键词是自决(民主)与创制。在詹姆斯·塔利看来,现代宪政主义对应于古典宪政主义,呈现出七项特性——

   (1)人民主权:人民被视为是“由平等之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其或被置于“拟似超越现实的言说情境当中”,“或为无知之幕所遮蔽”。

   (2)现代性:基于一种进步历史观,作为“现代社会中具有高度个人意识之人民对其反省批判后的结果”,现代宪政主义创制了“一部适合现代社会之风俗、规矩与文明程度的现代宪法”,这种被视为是历史必经阶段的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淹没了文化多样性,造就了“西方文化之胜利或历史之终结的理论”,但其实质“完全是从欧洲蛮横的观点制造出一张涵括全人类的世界文化地图,但在外观上却又不忘伪装成一套可放诸四海的普遍标准”,而现代化曾被广泛认为就是自由主义化、资本主义化。

   (3)整体一致性:“由于人民整体被建构为惟一的权威中枢,再加上这些理论以建构一致性的政治体系为最高目标,既存古宪法权威所呈现的多元并存体系便消失了”,所以,“现代宪政是一套由制度性的法政权威构成的单一国家体系,而非多元权威构成的宪法”,这显然与古典宪政主义基于多元权威并存而形成的复合式的“混合均衡”之宪政制度体系迥然不同。

   (4)社会改造性:“历史进步将逐步侵蚀由风俗与不同阶级构成的古宪法”,移风易俗,拉平“等级”“阶层”差别,形成无差别的人民社会,“这正是当西哀士写下的著名句子‘何谓第三等级?全部都是’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人民期待建立统一的宪法统治体系”,“现代宪政政府顺势推动这迈向进步的历史潮流,现代宪政政府的规训政策与理性化政策”则“导向一致性之行为规范与统一制度的建立”。

   (5)现代宪法等于康德所称的代议制的“共和宪法”:“人民将政治权力丢给具有这类制度规模的政府”,于是,“代以政府、权力分立、法治、个人自由权利,常备军队等制度,以及公共领域等都是现代宪法或共和宪法的基本特色”,“制度设计”也成为现代宪政主义的所必要的环节。

   (6)宪政结合体:“一个立宪国家必须要有‘国族’的单一认同,要成立一个让全体国民都能归属、依托的想象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所有国民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尊严”。“一个宪政结合体,经过命名的程序,并建立某种历史叙述之后,构成这个宪政结合体的民族与公民们便共同持有某种集体认同或集体人格”。

   (7)宪政对于民主的双重性:一方面,“一部现代宪法成立于某个奠基时刻——自那一刻起,现代宪法成为民主政治的支柱,同时也提供民主政治的运作规则”;另一方面,“现代宪法似乎成为民主政治成立之前的原初条件,而非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具有“反民主的性格”,而“古宪法显得民主多了”。现代宪政主义形成了一些超越民主主义并规限民主权力的“至上性”基本宪政规则,也即主张“宪法至上”,而非简单的“民主至上”。[9]

   在我看来,詹姆斯·塔利教授对于现代宪政主义七大特性的概括,要比杨晓青副教授概括出的“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五大关键性制度元素(即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政治、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或者所谓“郑志学”所概括的“宪政九大内涵”(即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多党轮流执政、议会财政、有限责任政府、自由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要更具有“现代宪政主义”的代表性与准确性。现代宪政主义七大特性,与古典宪政主义的特性迥然不同,与当代宪政主义或新宪政主义的特性更不同,而“宪政”的特性自然应当是对宪政主义的古典概念、现代概念与当代概念的不同特性的一般抽象。

   詹姆斯·塔利在批判现代宪政主义也即400年来欧洲宪政思潮及其殖民史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后帝国主义”式的当代宪政主义的宪政哲学,这种宪政哲学弘扬所谓“海达族家园的精神”,即强调各民族的公民们在古典宪政主义思想或古宪法常规的引导下,共同致力于对话和协商,形成了一种“以多样性为本质的共通基础”。在他看来,“在现代宪政主义横扫全球的趋势中,对于中断当地文化,并予同化的政策的热烈追求,伴随而来的总是生态上的帝国主义与(人文)环境破坏”,因此,当代宪政主义是对现代宪政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是对古典宪政主义的延续与复兴。“当人民将现代宪政主义从帝国主义的王位上拉下来,将它放到它应得的位置之后,接下来需要看清楚的,在我看来,也许是黎明曙光中那黑色独木舟的依稀身影。”渐渐清晰起来的当代宪政主义“大多保留了法律、政治与文化领域中的多元性,它们不强行推动一致性与规律性的制度”,而致力于复兴古典宪政主义的复合式的“混合均衡之宪政”传统。“人民”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存在文化歧义性(也包括意识形态倾向性之差别)的多元主体存在。所以,“当代宪法理应被视为一种行动,一种跨越文化藩篱的对话,在对话之中,当代社会中文化背景不同的主权公民们遵循着相互承认、同意与延续等三项常规进行长期的协商,试图对宪政结合体的方式达成协议。”这种当代宪政主义首先转变了进步观。“所谓进步,并不是……到达虚构出来的一致化的现代共和国,也不是认为人们可以从这个共和国的高度审视,甚至批评裁判尚处于历史阶梯下方且发展缓慢的文化。相反地,所谓进步,其根本在于,学会承认此时此刻与我们共居同一城市之中,但文化背景不同的邻居们,与他们交谈,以及互相适应彼此。这便是一直为人们提倡的‘世界观之翻转’”[10]。

   当代宪政主义是对当代宪政建设所遇到的新问题的新的理论回应,是正在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詹姆斯·塔利的宪政观仅是其中的一种理论。此外,斯蒂芬·L·埃尔金等学者还提出了“新宪政主义”理论,他们在《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一书中对塑造政治生活的制度权力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主张当代的新宪政理论应当超越单纯限制政治权力的传统观念,而应通过宪政制度设计统筹实现经济效率、民主管理以及其他有益的政治目标。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他们相信,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需要从批判的怀疑主义转向思考一个良好的社会如何得以维系,一种良好的政治体制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在经济效率和公民精神两个方面加以建构。也就是说,现代宪政主义关心以私人财产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公民权利何以可能的问题,而当代的新宪政主义者则在此基础上开始关心“公民社会”的公共理性以及一个善治的共同体何以可能的问题。

   在埃尔金看来,新宪政主义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条:

   第一,新宪政主义认为“对于通过行使政府权力以促进社会福利”和对于“民主的关注”,必须“与对于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减少专制的那种长期的关注结合起来”,而古典宪政论则认为:“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但新宪政主义反驳说:“民主的政府现在不仅要维护正义,这是私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而且要制定政策。新宪政论不否认在宪政制度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件好事,但它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怎样能够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的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

   第二,新宪政主义认为政治制度除了“用来限制权力,增进大众监督和促进开明的决策”之外,“还有一个教育的向度”,也“就是要培养为适当地发挥立宪政体功能所需要的那种个性”,因此,“立宪政体的宪法就必须规定对公民进行教育”,以促成“公民的特性”。这表明了新宪政主义对于建构公民精神的强烈关注。

   第三,“新宪政论必须面对赋予它特殊形式的一大批政治和社会制度”,并要选择确定“哪些原则将指导(我们把)各种制度结合成一个可行的宪政整体”。尽管“如何把各种制度结合起来而且每次提出一个制度,说明怎样可以设计出这个制度而且假定组成政治体制的各种制度能够凝聚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新宪政论必须是实践合理性的运用,也就是适合对于制度能够并且应当加以结合的政治与社会实践进行判断的推理。而且也许它的整个任务就是界定这种合理性的实质”。

   第四,“对政治设计和对创立良好的政治体制的关注是否具有充分的理由”?“人类是否能够作出这样大规模的设计”?新宪政主义回答是:“宪政理论的使命是设计出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政治很容易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统制形式。统制的各种可能性向人们提出了问题,但并不排除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法。宪政理论最好是认识到这些可能性以便作出规定,防止它们发生。”与此同时,“如果不能‘通过反应和选择’建立‘良好的政府’,而且人类的‘政治体制注定永远要依赖偶然事件和暴力’的话,那将是‘人类普遍的不幸’。即使那些怀疑人类能够具有概括的合理性的人们也同意,大规模的设计是可能的,只要在设计过程中和在涉及那些操作制度者所需知识的数量方面考虑到人类合理性所受到的限制”[11]。

   从宪政思想史来考察,自由主义宪政观是现代宪政主义阶段的思想成果,而我们所倡导的当代社会主义的宪政观与埃尔金等学者倡导的“新宪政主义”的宪政观以及与詹姆斯·塔利的宪政观一样,都属于当代宪政主义阶段的理论成果。

   总之,无论古今中外,不同于资本主义宪政的古典宪政主义与当代宪政主义的客观存在,都充分证明汪亭友等反宪派所提出的“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的论断极其荒谬,难以服众。而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反宪派的“特指说”,难逃彻底破产的命运。

   (系列文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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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华炳啸:《宪政姓宪名政,关乎共和命脉》

   [2]韩毓海:《宪政与无产阶级国家》,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0021478/?type=rec#sep,2013年6月30日访问。

   [3]见共识网:《宪政民主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3090291129_5.html,2013年9月7日访问。

   [4]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137页。

   [5]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383页

   [6]秦前红、涂四益:《以伊朗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化解政治困局》,载于《领导者》2012年12月总第49期,网络版本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qyyj/article_2013020676712.html,2013年9月7日访问。

   [7]高放:《宪政社会主义怎样才能立起来》,载于《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3、4合辑《复合民主与治理转型》,第668页,第674页。

   [8]张再林:《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9]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歧义时代的宪政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1页。

   [10]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歧义时代的宪政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5页。

   [11][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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