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反宪派“特指说”的彻底破产

——答汪亭友《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系列之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3-11-13 16: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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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又要反对“社会主义宪政”,难道“中国宪政”不是“社会主义宪政”吗?这样荒诞的不讲逻辑的大批判文章,这样的被“求是理论网”当做宝贝的文章,不是“高级黑”式的“黑色幽默”又能是什么呢?

    

   关于伊朗宪政、苏联宪政、越南宪政与中国宪政

   我注意到署名“吴铮”(估计是爱好“马甲”的汪亭友先生的又一个笔名)的人近来在“海疆在线”网发表了一篇《宪政派为何主张颠覆社会主义宪法》(本文继续发扬造谣和构陷的老套路)的文章,竟然断定:“伊朗的宪法在伊朗得到了很好地落实,那么伊朗是否也是宪政国家?无论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派,还是社会主义宪政派,也都会说‘不’。”但这显然是又一个谎言。事实上,在我2010年出版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中,专有一节是《伊朗“宗教民主制”的启发性》,详细介绍了伊朗的宪政民主制度,并特别指出:“宪政民主治理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非人们过去所想的那么教条,它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甚至在实行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的伊朗,也创制出了所谓的‘宗教民主制’,围绕总统职位的政党竞争与普选机制和宗教领袖制并行不悖。”[4]“伊朗‘宗教民主制’的实践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竞争性选举民主与广泛的参与民主不一定非要建立在国家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基础之上,在共同信仰之下,也即在保持普遍政治共识的战略稳定层面下,也可以实现真正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与参与民主。”[5]

   此外,社宪派的代表性学者秦前红教授在2012年正式发表的《以伊朗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化解政治困局》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掌权者无疑遭遇着日益严重的政治困局。如果有一种新的制度既能够有效地化解政治困局,又不损害掌权者的根本利益,掌权者就应该郑重其事地考虑这种新制度的试验。本文所论证的是,建立伊朗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既能让执政党保持对国家机构的组织上的领导,又能保持对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新制度虽然意味着执政党统治方式的某些改变,但能够保住执政集团不至于为不可知的大革命所埋葬。”[6]而且,在两届“宪政与社会主义年会”上,我们对伊朗宪政都有关注和讨论。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宪政派的学者都很重视对不同于“西方宪政”模式的伊朗宪政民主实践样本的研究,这一点几乎众所周知,反宪派为避免荒谬观点的逻辑漏洞何以下作到要一次次地造谣说谎呢?

   在《宪政社会主义论丛》与“宪政与社会主义年会”上,我们也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关注了前苏联、墨西哥、瑞典、越南以及中国的政党与宪政建设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苏联是否存在过宪政,在学术界存在争论。在第一届年会上,高放先生指出: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74年之久。苏联是否实现过社会主义宪政?我前几年认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原因是:有宪法,但没有宪政。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但都没有被真正实行,这是苏联解体的最大的政治体制根源。

   这个看法与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的看法很一致。他曾谈到:“我目睹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体制失败了,我现在主张宪政社会主义。”江平同志是上世纪50年代的留苏学生,在苏联有很多亲身感受。他的看法是:苏联没有实行宪政,所以苏联解体了。但最近我重新研究这个问题,认为我原-来的表述是不精确、有偏颇的,不能简单地说苏联有宪法而没有宪政,实际上苏联也有宪政。

   苏联在74年的时间里颁布的四部宪法都明文规定苏联是民主的“共和国”。那么苏联实行的宪政是什么宪政呢?是党主宪政,而不是民主宪政。这种党主宪政,就是在党的主导和严密控制下的宪政,是党代表人民作主、党为人民作主、党替人民作主的宪政,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尤其是过度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备受限制。因此,苏联实行的宪政和苏联宪法规定的宪政是有很大区别的。按苏联宪法的规定,应该实行民主宪政。苏联人民期待苏联共产党能进行自我改革,使苏联的党主立宪制真正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立宪制。苏联当年也有过一些改革,但都没有成功,所以最后苏联的党主立宪制被人民抛弃了。

   我们研究的主要目标和当务之急应当是如何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党主立宪制改革、改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宪政,其首要关键是改革、改善党对政权、对人民团体、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方式。[7]

   高老的观点有人认同,也有人不认同。高老这样讲,有一个考虑,就是针对“宪政社会主义的精髓是党主立宪”这一被误解讹传的观点做出澄清(这一观点因马立诚先生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的介绍而流传甚广,但我本人从未采用过“党主立宪”的提法,始终主张“人民民主宪政”)。这是一个可以再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关于越南的宪政建设,《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第3、4合辑发表了《越南一党执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拓展》一文做了一些介绍,而我们在研讨中也普遍对于越南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寄予了殷切期待。就目前而言,越南颇具探索性、开创性的宪政民主实践已经远远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

   在我看来,在中国和越南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说“有宪法无宪政”。实际上,从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共和国开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宪政建设。在这些国家,不同于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的新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是一个具有探索性、开创性的“在建”中的巨大工程,宪政建设的进程既缺乏历史经验、现成模式与社会基础,又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指导,难免要历经挫折和曲折。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宪政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按照邓小平在1992年的预见,我们应该在2022年以前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定型,也即实现制度的宪政化,从而开创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历史新纪元。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前所未有地把制度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应该说,我们这些“宪社派”的学者大都殷切地期待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成为开创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希望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既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中兴,又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这一“社会主义中兴梦”与“民族复兴梦”能够借助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得以实现,那么“中国梦”就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意义。

    

   关于中国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考察

   中国存在古典宪政主义传统吗?对此问题,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并得出了肯定的回答。当然,古典宪政主义与现代宪政主义、当代宪政主义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能完全混同。同时,当代的宪政建设可以汲取古典宪政主义的经验精华,但不可能照搬古典宪政主义的宪政体制机制。

   如前所述,在其最普遍的一般意义上,宪政是指权力受到普遍认同的根本法则的规制的政治。在中国的古典宪政主义传统中,宪政规则高于一般的政治规则、法律规则和社会规则,被置于“国本”“邦本”的至上地位,具有国家根本法的作用。中国古典宪政主义传统滥觞于汤武革命之后,在先周时期和西周时期形成了很多反抗暴政、限政保民的思想,也越来越重视对历代治国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所以《尚书》的《商书·说命》中就有了“监于先王成宪”的记载。《尚书》中还有一句名言被奉为治国金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主义始终是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主张以民本宪则制衡王权、保障民权,明德慎罚、保民裕民。杜钢建则认为,中国的第一部宪纲是商朝箕子在商亡后献策于周武王的《洪范·九畴》,中国第一部宪典是《周礼》,其中都包涵有民本思想。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值得研究。

   中国历史纪元始于公元前841年西周国人起义驱除周厉王的“共和元年”,此后出现了长达14年的国人参政的贵族共和政治,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影响深远。先秦儒家则高扬“公天下”的古典共和主义理想,譬如孔子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儒家大同理想,《吕氏春秋》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的共和思想,这些古典共和思想与早期的儒家宪政思想融会贯通,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宪政基因”。

   中国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思想体系成于孔孟儒学,孔子倡导民本主义之仁政,而孟子肯定人民以革命推翻暴政的顺天应人权利。包涵有中国古典自由主义文化基因的老庄道家思想对中国古典宪政主义传统也有贡献(儒家宪政与道家宪政之异同,可参照古希腊宪政与古罗马宪政之异同做比较研究),而道家宪政思想直接促成了西汉初年“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文景之治。

   儒家宪政之政治实践成于汉代董仲舒之后,并渐成中华制度文明之主流。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制度文明形态主要就体现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治体制,这种共治体制肇始于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道宪政主义思想,并兴盛于宋代。在这种儒生想象建构中的共治体制下,士人儒生均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道统抗衡政统,以仁政反对暴政,勇于死谏弹劾,有力地制约着皇权与官僚权力,使国家权力不得不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并标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地方乡绅自治则构成了儒家宪政的社会基础。

   在西方,古典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法治之善政,优良治理则为混合政制,主张君主、贵族与平民分享政权、形成阶级分权体制。但在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德治之仁政,优良治理则为皇族与文官共治体制,主张皇族与具有儒家政治信仰的文官阶层分享政权,形成皇权与“相权”、世袭性政权与竞争性治权(如竞争性的科举选仕制度与朝议中的“党争”现象)相互依存的分权体制。

   宪政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形式规定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权力运行的规范性(符合程序正义原则)、权力运用的正当性(符合实质正义原则)和权力效能的强制性。譬如,在中国古典宪政主义兴盛时期,权为天所赋(以天道制衡君权,《尚书》有句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汉代董仲舒提出天道宪政主义思想,挟天道以制君权、救人道,宣扬天人合一,天道即人道。但统治者实际上更信奉“权为先祖所赋”,符合“血酬定理”)、权为礼所限(如“定分止争”就具有王权继承法的宪政意蕴;再如礼治秩序确认道统高于政统)、权为正所分(“政者,正也。”这既是一项对执政者的德性要求,也是一条制度伦理原则。为保证执政者之正,在国家权力架构与政府组织法中存在一定的分权制衡机制,如皇权与士人官僚集团形成“共治体制”,有条件的制衡关系,御史监督官员、谏官可监督皇帝;职权运行不能逾越法定界限和程序,旨在保民爱民实行仁政)、权为民所用(儒家民本民生主义)、权为法所行(为国家法制所强制实行),从而使“天宪”(朝廷法令)获得了一种神圣性、确定性、正当性和强制性。

   自现代宪政主义以来,则形成了权为民所赋(彰显民权,治权必由民主选举赋予)、权为法所限(依法控权治官,保障人权)、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从(民主赋予、宪政规制的权力具有公信力,为法治所保障,为公民所服从)。

    

   西周时期何以能孕育古典宪政主义思想萌芽?

   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形成需要具备一系列历史文化条件,而殷周之际的大革命与新制度、新文化,孕育了中国古典宪政主义的思想萌芽。

中国的周文明时期,本身就是一个孕育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因的伟大时代。周文明涵盖着从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春秋(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共825年的历史。其中,西周文化是中国理性主义传统文化乃至古典宪政主义的萌育时期,而从春秋到秦的近600年间,则是中国理性主义传统文化乃至古典宪政主义传统的奠基与形成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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