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反宪派“特指说”的彻底破产

——答汪亭友《评华炳啸拙劣“宪政秀”》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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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以权利限权、以社会限权等)这一概念与共和(理论硬核即“天下为公”,包涵着“公益性”“共治性”“公共性”等内涵)、民主(理论硬核即“票选票决制”,指公民或组织成员通过平等参与的票选票决程序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法治(理论硬核即“规则之治”)、自由(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理论硬核即“自主运用理性实现自我解放、自我决断、自主选择、自主行动的能力”,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理论硬核即“免于非法强制的自我发展、自我决断、自主选择、自主行动的权利”)、平等(理论硬核即“权利平等”)等概念在其内涵及其外延上获得明确的区分与清晰的界定。

   对于宪政的具体分析,必须首先依赖于对宪政概念的抽象把握。而这种对概念的抽象把握的过程,不应当仅仅以词语的源流或阶段性特征为出发点去揭示其狭隘的语义涵义,而应当侧重以某类历史现象的共同经验特征为出发点,去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及其本质属性。特别需要提醒汪亭友先生注意的是,从古至今历代各国关于“限权”也即“制约权力”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要存在着“限权”现象,我们就认为存在着“宪政因子”,只要在某种社会制度下掌权者的公权力获得了有效的规制而达致“天下大治”,能基本做到“权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即在宪政规制下从总体的社会政治层面审视没有出现权力专横、权力失控、权力合法性等政权危机,那么我们就可以忽略“掌权者是世袭还是民选产生”“生产资料是哪个阶级占有”等之类的无关“限权硬核”的问题,认为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存在着一定形式的宪政的体制机制。但这种宪政的体制机制作为一种国家的民主政体形式及其根本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得以长期稳定存在,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

   现代宪政主义时期的宪政,已经是与共和、民主、自由、法治等水乳交融在一起,其理想国即以法治保障自由的立宪民主共和国,但这一先天缺失“公平正义”、维护资本特权的“宪政理想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长期陷于财阀垄断、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殖民扩张、工农权利被限制甚至被剥夺等“资本力量本能冲动”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其宪政民主共和制度也自然被认为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不完善的,直到二战后在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运动的推动下,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普遍实行了更为平等的公民自由权利保障制度(如废除了种族歧视制度)、更为民主的普选制度(工人、妇女、黑人等社会底层公民获得了形式平等的选举权利)与更为公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从而被社会主义力量和平演变为“社会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经过改良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虽然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因受制于其根本制度而难以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当代的社会主义宪政理想国则理应继承和扬弃资本主义的“以法治保障自由的立宪民主共和国”的合理形式及其政治文明成果,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历史基础上,在以社会所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的现实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的自由解放”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实现。

   令人遗憾的是,汪亭友先生虽然承认了“宪政的硬核即限权”的基本概念,但坚持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限权”现象,尤其是更加明确地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谈“限权”问题,断定党和人民的权力不能被规限,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说有什么‘限权’的话,那就是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事敌对活动的权利”。这种僵化教条、不合时宜且毫无学术含量的“文革式”政治话语,只能暴露出论者思想的贫乏与无知。在此,我不得不向汪亭友先生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您所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真的足以使每一个掌权者每分每秒都绝对能做到“狠斗私字一闪念”,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也即忠诚于宪法和法律、忠诚于党纲党章)?掌权者如何保证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不变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没有“限权”,多么动听的承诺、多么美妙的光环对于人民仅仅只能起到“迷幻药”“麻醉剂”的作用,而对于掌权者“公权私用”却必然发挥“兴奋剂”“延时壮阳药”的功效。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限权”制度理应更为精密完善,以保证所有掌权者不得不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

   第二,社会主义宪政是要限制党和人民的权力吗?在我们看来,这个提问方式是有问题的,就宪政问题显然不能抽象地谈“党和人民的权力”,而只能具体地谈“人民代议机关和党组织所分别赋予的党政官员的权力”。汪亭友先生提出了两个质疑:“限权的主体是谁?限制谁的权力?”我们的答案很明确,限权的主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也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终极主权归于人民,但人民主权实际上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理;不过,以选举权、监督权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能形成一种权力制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立宪立法的形式规限立法权、审议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国家权力,规限政党与社会组织等社会权力,并规限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可见,就规限权力而言,社会主义宪政所规限的主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分授的国家机关权力以及由社会赋权的政党与社会组织权力,具体而言,则主要是指依宪依法规限党政官员的权力,以保证党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您所要求的应予剥夺权利的所谓“剥削阶级”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能否不那么抽象?能否更具体地界定一下当今中国都有哪些阶层、哪些人算是“剥削阶级”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您准备依据什么法律来剥夺这些人的公民权利?法律对“剥削阶级”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有明确界定吗?有“剥削罪”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罪”吗(我只知道有“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存在剥削现象的民营企业家是否都该被剥夺权利?批评共产党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否也要被剥夺权利?那些拥有大量来源不明财产的腐败官员算不算“剥削阶级”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或者对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应该怎么办?文革派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能够解决“官僚主义者阶级”权力异化的问题吗?在我看来,“阶级斗争”是在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时期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在共产党执政的今天,“阶级斗争”却天然地是一把双刃剑,玩不好就很可能强化仇官、仇富现象,激化官民矛盾与社会对立。历史经验教训充分表明,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官僚权力异化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就是依宪限权、依法治官。

   我们也可以暂且放下这三个争议性问题,并对汪亭友先生承认“宪政的硬核即限权”表示欢迎。如前所述,“限权”问题是伴随着权力的形成而形成的,从古至今历代各国关于“限权”也即“制约权力”的历史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从“宪政因子”到寄寓在某一社会制度中的宪政体制机制或古典的混合宪政政体再到近现代以来的民主宪政政体,宪政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令人不解的是,汪亭友先生何以会主观认定“宪政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呢?难道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存在限权控权现象吗?

   譬如“车”这个概念,其抽象的一般意义即依靠轮轴旋转前进的陆上交通运输工具。这时候,对于“轮轴旋转的动力是什么”“对车手的主体资格有什么限定要求”等具体问题是不必回答的。按照历史,车可以被分为古代人的车、近现代人的车、当代人的车;按照动力原理,车大致可以被分为人力车(如手推车、脚踏自行车等)、畜力车(如马车、牛车等)、能源车(如蒸汽机列车、内燃机列车、磁悬浮列车、蒸汽机汽车、内燃机汽车、电动汽车、太阳能汽车、电动自行车等)。就能源车而言,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具体到一列动车,或者一辆摩托车或电动车,其基本构造、功效差别很大,但无疑都属于车。我们不能因为“车”这个词语发明时是指人力车或畜力车,就否认能源车也属于车。更不能主观认定车就是特指汽车甚至是美国的福特牌汽车。这样的逻辑极其荒谬,也根本得不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一些历久弥新的概念并非随心所欲地就能被主观建构或主观篡改,对概念的界定必须建立在约定俗成或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根据。汪亭友把宪政特指为资本主义制度,与人们约定俗成的基本理解,与国内外学界研究的基本现状,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如伊朗宪政实践),都格格不入。

   既然学界和民众都不能普遍认同反宪派提出的“宪政特指资本主义制度”的荒唐谬论,而他们又难以通过新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或血腥地“焚书坑儒”来强制人们违心地认同,那么,他们提出这一谬论除了上演了一出闹剧丑剧、徒增诸多无谓的争论与政治裂痕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效果或意义吗?难怪连我接触到的大多数“文革派”或“深红左派”,都抱怨反宪派弱智而无聊。譬如,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就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之宪政[2]。另外,我曾和刘仰、郭松民等十余位左派学者座谈过,他们都对反宪派的愚蠢做法极为反感和无奈。从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前不久刘仰就在另一个座谈会上尖锐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座谈记录见共识网《宪政民主才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一文):

   我觉得有人把这个问题简化成“要不要宪政”这一句话,是很愚昧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话,我觉得有这样几种可能,一是写文章的人水平太差,没办法跟他讨论。另一种情况就是他是故意的,上面给一个任务,他觉得不做也不好,又不愿意故意迎合你,然后就把这种很恶心的话写出来。

   我一直认为不存在“要不要宪政”的问题,一定需要宪政,每个国家都一样。我比较反对的是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舆论认为,全世界只有这一种东西叫宪政,其它都不叫宪政。宪政这个词一百多年前才出现,但是从宪政的本质来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早就有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支持天则所秋风先生关于儒家宪政的一些观点。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一直讲宋朝赵匡胤只会用“祖宗家法”来统治。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说,祖宗家法就是在有皇帝制度的情况下,它的一种宪政思路,或者说是具有宪政意识的政策。祖宗家法说“不杀言事大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就叫言论自由。所以宪政不是西方人发明的,中国历史上早就在实践了,只不过这个词在一百多年前才有。如果说宪政就是西方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愚昧的说法,我也不愿意去多说它。[3]

   刘仰的意思表达得很明白,反宪派要么是“很愚昧”,要么是“高级黑”。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在我所接触到的左翼人士和党政官员中极为普遍,只有一部分激进自由派人士(如贺卫方)热情地赞扬汪亭友们“认识到位”“见解坦诚”(颇有讽刺意味)。

反宪派反对社会主义宪政既没有理论基础,又没有逻辑支撑,往往会陷入神经错乱、自相矛盾的可笑境地。譬如,至今不顾我的反复声明仍然坚持发表汪亭友造谣文章的“求是理论网”,在8月21日首页发表了“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翔研究员的《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一文,其中竟然一边说“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和6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本身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本身就是中国宪政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精神是中国特色的宪政精神的具体化和最新发展”,一边又说“所谓宪政的主张直接挑战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对中国几十年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根本否定”,“进入2013年以来,几次出现的所谓‘宪政潮’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误导,在整个社会中制造着不和谐的‘负能量’”,并得出了“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这样的前后矛盾、令人诧异的结论。原来,在反宪派那里,不仅宪法和宪政是可以人为撕裂的,而且“中国宪政”和“宪政”“宪政潮”之间居然也是完全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刘仰先生实事求是所指出的反宪派的“很愚昧”由此可见一斑。而我猜想,也许抽象地全盘地否定“宪政”(包括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与儒家宪政、宪政经济学等一切宪政思想)大概是反宪派预设的既定立场,可是他们又不能轻易否定存在“中国宪政”的事实,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悖论:既要承认“中国宪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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