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枫:为什么伟大的老鼠总是陷入迷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 次 更新时间:2013-11-09 23: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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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在圆明园废弃的遗迹上,有一个保存完好的迷宫。史称圆明园的造园艺术中西合璧,这个迷宫大概也是由西方建筑师设计并建造的。差别在于,欧式迷宫的路径密植灌木,营造“山重水复、曲径通幽”之意境,而圆明园的迷宫青砖灰瓦,一派千秋万代的老成,了无趣味。不过,据说老佛爷还是在这里度过了不少饮宴欢愉的时刻。游戏的方法是,太监们从入口蜂拥而入,最先到达迷宫中心宝塔的太监,将有封赏。可以想见,数十个身着不同服饰的太监,和无头苍蝇一样在迷宫里跑来撞去,烟尘沸腾,呼号四起,场面红火热闹。端坐在中心宝塔瞭望的慈禧老佛爷,看着乱花穿蝶的景象,寻找着两军厮杀、狼奔豚突的快感。

   “迷宫问题”也是计算机科学中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计算机在“迷宫”中寻找路径的算法是拟人的,它把一个有限的区域划分为N*N的点集,每一个点有两种状态:通和不通,分别用0和1表示。从入口到出口的通路就是一系列连续的、始于入口、终于出口、状态为0的点集,如果存在这么一个点集,这个迷宫问题就是有解的,也就是有通路的,否则,此路不通。记得研究生期间,同学们都为此问题而烦恼,很多人迷失在“迷宫”中。某一日,某同学突发灵感,说:这个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抓一只老鼠,把它从迷宫的入口塞进去,然后把入口堵死,如果这个老鼠能从出口跑出来,这个“迷宫问题”就是有解的,否则,就无解。

   市场为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途错径的网状系统。看见一个接一个的人沿着不同的路走去,我们无法预见他们在哪儿会走上歧路,在哪儿笔直地无须留意转弯。我们也无法在所有危险地带树立路标,帮助人们避免陷入“迷宫”而不可自拔。显然,在经济社会中,探索经济发展和个人成功的道路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迷宫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市场“迷宫”,每一个深处其中的个人,都像是寻找藏在“迷宫”另一端奶酪的小老鼠。

   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在于,“经济迷宫”范围之广,远比我们可以描述的复杂得多。我们饮用的“农夫山泉”,来自新安江水库200深处;打一个电话,按几个数字键,价值数万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交了。二是想在迷宫中寻找奶酪的“老鼠”数量巨大,北京人口逾千万,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数量更是数以亿计。

   为了在巨大的市场“迷宫”中找到出路,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一个伟大的老鼠率领小老鼠沿着一个既定的“智能化”道路不断探索,一步一步寻找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计划经济。另一种办法是,任凭每一个小老鼠四处乱撞,因为小老鼠数量庞大,四处乱撞的结果是可以很快地找到迷宫的出口,只要一个小老鼠能找到出口,其余的老鼠也就找到出口了——这就是市场经济。初看上去,集中社会智慧的计划经济体制会做得更好,现实的经验却恰恰相反,漫无目的、左冲右突的“小老鼠们”总是可以更快地到达出口,伟大的老鼠却总是陷入迷宫。

   为什么伟大的老鼠总是陷入迷宫,计算机科学中的分布计算模式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想象一下这样一台神奇的计算机,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从一个问题的所有可能答案中猜测出一种正确的答案。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待这个问题,想象一下可以同时测试所有可能答案的一台“超级并行”计算机。当然,这台计算机可以作普通计算机能做到的任何事,他还能比普通计算机更快地解决一些问题。

   从宇宙搜索可识别信号,即搜寻地球之外生命存在就是使用这种技术的例子。志愿者从互联网上下载美国联邦政府从太空中接受到的宇宙信号,然后用自己的计算机分析这些信号。当志愿者的计算机空闲(计算机处于等待状态,不执行任何程序)时,这些计算机就可用来过滤从太空中接受到的无线电波,以便从噪声中发现智慧生命所发出的信号。当志愿者下载了模式识别的程序后,就可以不断地下载和处理这些信号,以便确定太空中是否有人试图与地球联系。

   对于一个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花数十年才能完成的任务,采用这种分而治之的方法分布在多台计算机上运行,可能只花几个月时间就可完成——这就是未来网格计算的方向。尤其是,所谓的“超级并行”计算机并不是重新设计建造一个高速度、大容量的中心计算模式的计算机,而是成千上万台PC的资源重组,也就是说,在面对市场“迷宫”时,赋予每一个四散寻觅的小老鼠独立计算、独立决策的能力,以取代“单中心”的集中决策模式。

   如果我们在学科渊源并无瓜葛的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作一个简单类比,显然,中央计划体制与单中心超级计算模式相似,市场经济与“无中心”、自治、分布计算方式非常类似。单中心计算模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十分盛行,但由于其成本高,安全性差——中心计算机一旦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将陷入瘫痪——而逐步被分布计算模式取代。一直以来,计算机科学被看作是模拟人类智能、挑战人类智能的学科,分布计算优于中心计算这一已经被计算机科学严格验证的事实,是不是隐喻着在经济社会面前,人们曾经为之陶醉的计划经济模式彻底走到了尽头。

   中央有计划、有意识协调的体系,为什么总是无法作的比一个无计划、分散化的体系更好或一般地好呢?如果通过集体决策,你可以消除某些成本,并且,事实上你可以降低协调成本,那么为什么必须分散自治呢?为什么不由一个中心进行所有的决策活动呢?为什么一个“大”老鼠不能作一群小老鼠可以做的每一件事情,并作得比后者更多、更好呢?

   一个中央决策的组织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与此伴随,组织中每一个“小老鼠”必须让渡自己部分或者全部的思考、判断以及决断的权力而集中到决策者手中。由此,组织中产生了与中央权力相关的两类成本:第一类成本的出现是因为拥有这一权力的人出于自身的动机可能直接滥用这一权力。第二类成本的出现是因为组织中的其他人可能会劝说操纵这一权力的人过渡地或错误地使用这一权力。

   第一类成本的具体表现是不适当的干预,也就是说,拥有这一权力的人在不应该进行干预的地方进行了干预,或者以不适当的方式进行干预。如果这一权力不能受到有效制约而任其放大,最终的结果是组织的决策者变成一个唯我独尊的独裁者。或许,有先见之明的人会说,是否可以设置一些障碍限制“无效”干预,允许“有效”干预,可现实的复杂性在于,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标准区分哪些干预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换句话说,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航程中,原本就没有唯一正确的航向,这就意味着,干预权必然包含着无效率干预的权力。然而,这种干预,即使在总体上缺乏效率,对于某些人和团体来说却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或者进行无效率的干预,资源被用于干预活动或阻止干预的活动上;或者限制干预的权力,而这些必然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有效率的干预。

   78年之后的中国农村,农民有了自主权,种什么,种多少,如何处置剩余农副产品都是每一个家庭的“内政”,其他人等不得干涉。可是,这一“基本权力”的取得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才换来的。49年之后的新生政府,为了及早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和建立现代化的大工业,对农村和农村经济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控制和干预。政府干预不仅深入到乡村一级,而且干预到农民家庭和宗教的决策。政府重组了乡村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控制农业产品的生产、交易和分配,也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国家,再也不是一个“山高皇帝远”“无为而治”的道德国家,而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时刻不离左右的管家。

   显然,为了实现“有效”的干预,必须耗用大量资源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干预体系。在近20年的农村集体化运动中,政府“引导”农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一阶段,国家的策略是温和的、是商讨式的。政府与每一个农户签订粮食和棉花采购协议、对产出订购定销、禁止雇工、租佃和借贷,以及关闭集贸市场并切断农民与私商的联系通道。随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纷至沓来,国家拆除了农村社会每一个家庭“自我管理”、“自给自足”的堡垒,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控制所有农产品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干预体系。

   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性地看待78年之前的农村集体化过程,事实上,这个过程的实质是中央计划体制为了实现干预而进行的组织建设工作,“打破一个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的转换成本,伴随着农村集体化运动之始终。或者说,对这个庞大的社会改革运动而言,当干预带来的总收益大于干预总成本时,干预活动就可以持续下去,反之,社会资源之枯竭将使干预系统土崩瓦解。

   建立和维持干预系统所费不菲是人所共知的,可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危险性还在于这个系统需要超额支出以维护中央系统“决策英明”的声誉。正如单中心计算模式主机故障会带来整个系统瘫痪一样,在中央计划体制之中也存在这种全局失效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种“灭顶之灾”,可以设想的途径是:或者废弃旧系统,或者保持“中央主机”永远处于正常状态。不允许出现任何一次错误与不可能避免错误之间的严重冲突,引发的后果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中央主机”之英明和正确。这就意味着,当中央系统出现偏差时,损失总是成倍增加的,一部分损失来自偏差本身,另一部分损失则是为了“美化”偏差所付出的“化妆费”。

   第二类成本是影响成本,即组织中的个人和团体花费时间、经理和智慧以影响他人的决策,从而自己谋得好处;影响活动是无法避免的。一个原因是,决策者必须依靠其他人提供他们不大容易直接获得的信息。中央机构的官员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通常广泛依靠其他人提供信息、建议和分析以做出决策;而且,受决策影响的雇员常常是官员们必须依靠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雇员们有足够强的理由影响决策,他们的影响活动会给组织造成成本的变化。

   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具有“硬”约束的领域,可是在有关北京交通拥堵的讨论中,一向刚性十足的城市规划也露出了其脆弱的一面。比如望京小区,政府最初的意图是建立一座新兴城市,而不是一个单一功能的居民区,所以叫望京新城。后来的种种改变,“新城”变成了现在的“卧城”,没有能够实现分担城区功能的初衷。

   “新城”变成“卧城”的重要原因在于,由于居住开发的收益明显高于商用和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开发商往往调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改变规划中明确的土地使用性质,用于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据悉,不仅望京小区情况如是,北京市周边回龙观、天通苑等也有类似情况。

   影响成本的存在,有可能使得原本不错的设计蓝图,在实际中变得面目全非。而在这个过程中,少数影响决策的人以较少的成本获得了很大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的寻租——权力寻租。对拥有决策权和寻租者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但是,我们不难看到,“沉默的大多数”——那些不了解决策过程和没有能力寻租的人受到了很大损失。

   一个设想中非常伟大的老鼠,陷入了现实的泥潭。因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始终无法解决个人集权、权力滥用和腐败——圣旨、万岁、斯大林和文革时期都是如此,始终无法解决一小部分人通过寻租吞噬大部分人的利益——国有资产流失就是一例。这就是说,计划体制不仅在效率上是失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连基本的公平和道义也丢掉了。相比之下,每一个小老鼠自由、自主寻找奶酪却是行之有效的,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言:只要点亮前进中的灯塔,人民,自然会找到各自通向幸福的道路,而貌似伟大的老鼠——中央计划体制——却总是陷入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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