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 次 更新时间:2013-11-09 2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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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 (进入专栏)  

    

   【摘要】通过法律本身的“秘密”及其行业性质,包括各类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细致描绘,卡夫卡“法制文学”提示了另类“法律历史主义”的概念,即社会基本有序时,完善法律运作最好通过职业内部化的协调,而非社会外部化的干预,其中“经济学”的价格调整为重要概念,应尽量避免“政治学”的怀疑质问。此意味着重视“缓慢”、“时间”。通过文学的基本分析和法学的深入探讨,借助卡夫卡“法制文学”的叙事平台,应重新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因为其对法律活动的有效展开,包括法治建设的健康推进,或许存有助益,亦为理解上述历史主义的关键。

   【关键词】“旁观式”;法律态度;法律活动;秘密;行业;历史主义

   一、问题和材料

   在现代社会的一般生活行动中,如签订协议、买卖物品、与人结婚、出行旅游、朋友聚会、读书教书,我们是否会首先查阅法律规定?答案有二:第一,若涉及重要的财产问题,如金额较大,或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如人身安全、特殊名誉,我们希望知道法律如何规定并希望法律提供指引;第二,如果与上述“重要”等无关,则无人关心法律如何规定,亦不会期待法律提供指引。当然,某些特殊场合,即使涉及上述“重要”,也许人们依然不关心法律如何规定,如特定社区的熟人、亲朋好友之间,人们依赖信任,预设了彼此行动较为安全、风险极低,且这些情况下因为历史记忆(信任结果不断被证实为可靠)或“羽毛须爱惜”的心理(缘于人际关系紧密而担忧信誉丧失),人们似乎更无理由关心。

   如此,通常看,一般人的生活行动和法律的关系较少,若极端看,则一般人与法律几乎没有关系。也因此,不甚关心法律的外行人注定极为普遍。[1]

   但通常不关心法律,普遍身为外行人,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没有“态度”。经日常听说、官方宣传(如普法教育)、阅读文本(如小说杂志)和媒体影响(如新闻影视),一般人或外行人又总会对法律有所“印象”。特别当法律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主动干预社会时,与法律有关的信息则会通过另外一些渠道,如行政执法式的警察告知、审计提醒、税务稽查,“嵌入”一般人或外行人的思想。[2]于是,普通人的法律态度便自然形成。而一旦必须面对真实的法律,如涉讼或遭遇官方处罚,一个普通人则必会有所反应,其原有的法律态度也会发挥作用,和正式或法律人的法律态度相互交织、对抗,既有可能被后者征服,如信奉法律,也有可能强化自身,如质疑法律,或与后者互不认可。[3]而看到他人涉讼、遭遇官方处罚,一般普通人亦会有所反应,其原有的法律态度同样会发挥作用,或表达支持法律,或表达同情他人,或表现另外的复杂情形。也由此,一个问题浮现: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

   对此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认识。

   较为普遍的认识为:普通人毕竟外行,法律属于专业并且是保障社会有序的机制,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需遵从法律人。诸如法律权威、职业知识、特殊理性、权利守护等话语的盛行,包括普法运动,既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支撑,也为其作出了脚注。细观察,即便一般看,这种认识也不独被大多数法律人所持有,某些普通人亦分享,如普通人有时说“要守法”、“法官作主”、“听法律专家的”……即为印证。[4]

   另有一种认识为:普通人未必需遵从。以晚近“批判法学观点”的发展看,有人便主张应瓦解普通人与法律人之间的法律态度的等级对立;普通人不仅应独立,更应夺回法律态度的“领导权”,而且法律人需尊重普通人的法律态度,因为其具有真正的正当性。[5]后者认识甚至提出,许多普通人所常说的“要守法”、“法官作主”、“听法律专家的”,本身即为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实为法律话语的诡计,亦应该受到揭露以使普通人重新获得解放。[6]而有时某些普通人,也赞同第二种认识,如在现实中激烈批评法律的活动过程,使用“曲解法律”、“判决荒谬”、“并非公正”等表述,以示法律人的法律态度绝无正确。[7]

   就“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而言,上述两种认识,首先涉及一个实践的视角差异:“利益卷入法律过程中的人的视角”和“没有卷入的”。显然,如果未卷入,则一个人较多可能不太认可“外行”的独立、反抗,即较易相信法律人的法律态度(如果要求做出表态);[8]反之,如卷入而且法律人并不支持卷入者的利益,则一个人总是可能支持“外行”的独立、反抗(这有时便说明了“曲解法律”、“判决荒谬”、“并非公正”等表述使用的重要现实根由)。利益卷入存直接与间接之别。直接卷入容易理解,无需赘述。间接卷入在此常指潜在的可能,典型例子如看到某些审判,联想若自己涉讼将会怎样,将自己设想成潜在的可能涉案者,即潜在的利益卷入者,并感觉法律人可能不予支持(如果利益卷入并获得法律人支持,自然会信赖法律人的法律态度)。此外,利益是否卷入另有涵义,即法律人的行业本身也有利益问题,如行业存在的经济前提或行业收入。由此,利益是否卷入的视角差异,亦能从另一方面解释法律人的一般感受:普通人的法律态度需遵从法律人。因为,法律人受到遵从,实质上意味着法律的行业利益得以维护,及法律人在权力关系中的优势得以持续。当然,利益是否卷入不是问题的全部。无关利益,也可以各自主张不同的认识,如有些普通人未必卷入利益纷争,仅是旁观,仍然支持“外行”的独立、反抗认识,或自称“正义感使然”;而有些法律人如法学家,亦无直接的法律利益,但反对“内行”认识,持上述“批判法学观点”。就此看,两种认识也可以在一般知识思考或“应然”思考(“社会责任”话语为特征)意义上提出。

   但两种“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认识,无论基于利益驱动而主张,还是基于知识思考或“应然”思考而主张,均集中于“应如何”的概念,体现了浓重的价值取向,将法律活动中的实践对立欲望凸现出来,即要么诉求“法律人尊重普通人”,要么诉求“普通人服从法律人”。由此,两者均表达了不能妥协的激进主义立场:未遇尊重时,反抗;未遇服从时,强制。

   不能否认,从法律历史看,激进主义的立场表达时而存在,法律或遭遇反抗或表现强制;利益及知识或“应然”设想的斗争,同样无法避免。然而法律历史,在另一侧面,这一侧面同样甚至更重要,也表现了自我舒缓,并非决绝;换言之,普通人的法律态度和法律人的法律态度被主动悬置,互不压抑,自行其是,或偶以默认、默许表现一种“体谅式理解”。概言之,法律制度有时在某些层面以无言的方式平缓运行,其中,没有利益及知识或“应然”设想的斗争。从社会更多呈现为平静、秩序而非纷争、混乱看,后者情形更普遍。因为,许多情况下,无论普通人还是法律人并未发觉关注对方“如何思考法律”颇重要,其典型情形即为普通人的“法律理解”常我行我素,法律人不置可否,似熟视无睹(当然,其违反法律另当别论),反之,普通人对法律人的“法律理解”亦然。

   这意味着,普通人中,一种类似旁观者的“角色”更广泛,其话语特征表现为“法律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或时而表现为更重视埃利希提到的“活法”,即社会一般行规,如工厂、学校、医院、市场的,[9]总括之,对法律表现为“不置可否”。这种角色,与遵从或质疑法律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又似乎对法律秩序平缓运行的意义很重要。故无论以实践论,还是以思想论,前述两种针对普通人法律态度的对立认识必有盲点。依此来说,怎样看待普通人的法律态度,尤其是旁观者这类角色,需另外审视。

   本文从卡夫卡的“法制文学”进入,展开讨论。

   作为界定,“法制文学”在此指直接、明显涉及法律活动或基本围绕其展开的文学作品。与本文相关,其主要为卡夫卡的《审判》(又译《诉讼》)、《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审判》以故事叙述为主,其情节大致如下:

   约瑟夫·K遭遇有罪起诉,后不断试图证明清白。诉讼过程中,K始终不理解法律程序,感到茫然,亦时有无所用心听凭其便,而法律活动者则依以往进行审判。其他人物,除K的叔叔外,大体表达了“K很可能有罪”或“不置可否”的看法,而“不置可否”更普遍。最后,K被司法人员带走处死,K既无奈也无反抗。

   《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颇像议论文,但仍然被普遍认为是“小说”。[10]其中主要表达:(一)法律是种少数“贵族”的活动,多数人并不关心;(二)对普通人而言,法律总是不易理解,可称为“秘密”;(三)普通人不懂法律,有时是种痛苦,但仅仅有时;(四)普通人抗拒“秘密”的“贵族”法律常无意义;(五)社会基本有序时应假设法律活动大体上公正。[11]

   所以从卡夫卡的“法制文学”进人,展开讨论,是因为细阅读,《审判》、《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三者逻辑一以贯之,既无赞扬法律的意思,也无贬低法律的企图,[12]总体上仅希望将现实中的一种社会悖论予以提示:法律人必须迎接普通人的质问,但经由社会分工演化而成的法律行规历史,又必须压抑质问,因为,法律总要运作,质问者亦无法离开法律的惠助;[13]或者,即使面对、遭遇法律干预,以旁观心态为表现,未必质问或质疑,这种普通人法律态度对社会秩序的意义更重要。[14]显然,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切开了“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一个思路,提示未必要么诉求“法律人尊重普通人”,要么诉求“普通人服从法律人”。从其进入,分析也许推陈出新,于实践更有益。

   从这一“文学”进入另有技术上的理由。第一,卡夫卡为法律科班出身,获法律博士学位并曾深入研究法律,此为其文学写作提供了法律涵义的素养支持;[15]第二,卡夫卡的职业一直与法律有关,从未间断,[16]其另外“常阅读布拉格报纸中法律汇编以了解法律趋势”,[17]此赋予其文学写作以丰富的法律实践背景;第三,卡夫卡的叙述风格极具“法律活动”印记,即设问、寻答、辨析、证明,并且反复推进、循序深入,最后决断,[18]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对话,而这些对话大部分又都是辩论……它们像是侦探小说中的行动”,[19]同时,其作品中的具体法律制度内容,如波斯纳所言,“忠实再现了奥匈帝国刑事程序的很多细节”,[20]所有这些,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文本模型便利;第四,其文学作品细腻、写实,虽然整体上故事最终结局有时易引发某些争议,[21]但具体情节合乎常理且没有斧凿痕迹,与广泛的人们社会生活经验非常吻合,[22]这和法律运作的现实社会背景相互映照,可资参鉴;第五,对应本文主题而言,其特点之一,在于着力描绘了关于法律活动的两类人,即少数内行和多数外行,并且细致描绘后者如何感受前者。上述五个理由,表明从中获取法学思考资源是乐观的,同时意味着从中获取法学实践素材可具有社会调查、观察的类似甚或更深入的依据价值。其核心一点是:因为法律化的丰富写实、合理经验,使从中挖掘新的法学理论得以可能,如果我们的确认为法学新理论的衍生点之一是实践细节本身。

   卡夫卡的“法制文学”,相对其他大多数作家以法律活动为题材的文学,又一优点在于具体性描绘和一般性陈述相得益彰。这里意思是,《审判》虽然为具体描绘、故事叙述,但时有表达“理论观念”,带概括点睛之意,如“打官司总是两败俱伤”,[23]“对任何事情的正确理解和误解并不是完全彼此排斥的”[24]……而《关于法律的问题》和《辩护人》,则更明显地概括理论思考,使文学意向尤为清晰。如此,有利于避免,在纯粹小说具体描绘中思考易出现的“主旨揣测”问题(文学作品的理解常见仁见智)。也由此,从中深入讨论一般的法学问题更稳健,可大致避免自说自话。

同样重要的是,卡夫卡的“法制文学”为卡夫卡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凡阅读或研究其文学总会提到体现其“法制文学”主旨的《审判》,[25]而其文学创作的成就为世界公认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力。[26]这意味着,卡夫卡构筑的法律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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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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