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自宁:苏格拉底之死与自由的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4 次 更新时间:2013-11-09 22: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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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自宁  
正如柏林所反复阐明的,允许以“理性”之名行使强制,开启了始于自由而终于专制的大门;更是因为,在这里使用强制手段将是自我否定的:强制,只能使人表面上“顺从”,而不能使人内心“认同”;而德性,恰恰首先关乎内心认同。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没有对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运用,就没有所谓的个人自由。这一点,对于非政治领域里的个人自由和政治领域内的公民自由都是成立的。我们都知道,公民积极践行政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根基,政治冷漠症将使民主制有名无实;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现实中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政治领域里的个人自由的践行。但我们很容易忘记,区别于表面形式和真正自由实践的,正是社会成员在践行政治自由时是否运用了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

   在阿伦特看来,[58]“不思”的人,是放弃了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人,由此成为丧失了自主和自发性(并因此而无法承担责任)的“梦游者”;而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就其政治意义而言,有助于打破这种“不思”的状态,帮助拥有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人清除思想上的障碍,即解除未经反思的先定信念对个人意志和判断的约束。但是,这种“精神助产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它只是为个人行使自由意志和运用判断能力提供了一项必要的前提。

   实际上,苏格拉底式“精神助产术”,只是揭示了一些人在接受既定信念时并未运用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这些被揭示出来的人中有一些,在随后进一步表现出他们是不能或不愿运用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人。是这些人,而不是苏格拉底,才真正对其所在社会的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因为他们放弃了个人自由,使民主政治陷入流于形式的危险。不能或不愿意运用自己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人有多少,这种“危险”就有多大。这种危险始终存在,不会因苏格拉底不存在就会消失,只会因苏格拉底的存在而显露出来。[59]

   民主政治在现实中的实现,最终依赖于社会成员对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运用,这一点决定了民主理想的脆弱: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社会成员不放弃运用自己的意志和判断。相反,让别人——无论是众口烁金的“大多数”还是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领袖”——代替自己做出是非判断和行动的决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诱惑。[60]在二十世纪极权统治下,为数众多的人曾屈服于这种诱惑,顺从当权者而参与了诸如种族灭绝这样的罪行;之后,辩称自己只不过在执行“上面的命令”。没有人可以将做出这种辩解的人,称为“自由的”人。——相形之下,两千多年前雅典城邦里的自由人,在民主地处死苏格拉底之后,绝无可能如此为自己辩解。这就是说,雅典人,作为有可能犯错的自由人,有可能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而一个拒绝运用意志和判断的人,同样可能犯错,却因为丧失了自主和自发性而“不能”承担责任。——阿伦特反复指出,[61]二十世纪的极权政治表明,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的事。

   至此,关于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在民主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限度,在理想中,取决于他人的平等自由;在现实中,则取决于个人对自由意志和判断的实际运用。关于苏格拉底式自由与民主的关系,则可以总结如下:苏格拉底式自由的实践,是民主社会得以成为现实的前提条件——虽然,这种自由实践并不以落实民主理想为直接目标;而且,这一前提条件也并不提供民主理想实现的最终保障。

    

   结语:“不义的不是法律,而是人”

   雅典人在原本可以“合法”地判处苏格拉底无罪的情况下,却“合法”地判处他有罪;这的确是“人的不义”,而非“法之过”;应当对此负责的,是具体的雅典人,而不是一般的雅典法律。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在被判死刑之后,拒绝离开雅典“逃命”并宣称,不公正的,并不是自己曾自愿同意接受雅典法律,而是雅典人。

   本文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揭示了政治的公民自由和非政治的个人自由所共有的要素,即具体个人对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运用。民主政治的理想要成为现实,需要公民在政治领域运用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积极践行政治自由。在政治领域之外,一个人也要运用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才有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人”,而不是丧失自主性和自发性的“梦游者”。由此指向的结论并不乐观: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障民主社会的成员不放弃其自由,所以,归根结底,个人的自由(以及负责任的行动)和自由的民主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主”地判处死刑,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冲突——特别是在积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与消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的二分框架下。如果民主和自由之间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冲突的话,可能出路就指向紧密相关但并不相同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主制能够做出妥协,以保存个人自由吗?另一方面是,个人自由能否做出让步,以保存民主统治吗?但是,这样看待苏格拉底之死,即使不说是错误的,也是过分简化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苏格拉底的自由实践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以及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其实要复杂得多。

   在这里,我要再次声明,为了保护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内的“消极自由”而在法律上划定一个公共权力“不得任意干涉”的“私人空间”是重要的,宪政和法治也的确是制约“多数决”成为“多数的暴政”的有效手段。只是,民主政治在现实中可能的危险,除了托克维尔所首先描述过的“多数的暴政”,还包括同样是托克维尔曾经预测、而历史曾以超出其想象的方式给予过验证的“新专制”:

   “在平等时代,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持的权利,所以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援的。……迫于这种困境,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在。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欲求,不断地把他们引向这个伟大存在,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存在视为补救个人的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62]

   苏格拉底为之献身的自由实践,作为一种以身作则的“典范”,[63]而不是一种学说教条,向我们昭示了一种防止这种“新专制”出现和扩张的力量:“不作不正义的事”。——而判断何为不正义之事,要先“停下来,想一想”。只有那些运用自己判断和意志的人,才能意识到,当“上面”命令开枪时,他/她仍然有将“枪口抬高一公分”的可能;在“别人都这样”时,他/她仍然有“不这样做”的可能。而在这个可能的选择范围、也即自由的范围内,应当负责的,仍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制度”。

   为了照亮自己,苏格拉底用自己生命点燃了一盏灯。肯定不在他原本的意图之中的后果之一是:我们现代人,借着那穿过两千五百年历史的亮光,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一位当代民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热心的民主辩护者——达尔下面这句话:[64]

   “民主国家最终不能依靠其宪政体制来维持自由。它只能依赖信念和文化,而这些信念和文化是其政治、法律和文化精英、以及这些精英所负责回应的公民们所共同持有的。”

    

   【英文摘要】The death of Socrate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meaning so much to the relationship of civil liberty and democracy. Taking Socrates as a practical model of civil liberty, we’ll find the dichotomy of either positive/negative freedom or the liberty of ancients/moderns tends to overlook several substantial elements of civil liberty including the crucial role of individual volition and judgment, whi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how democracy depends on civil liberty.

   【英文关键词】he Death of Socrates;democracy;liberty

  

   金自宁,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

   【注释】

   [1] 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在法庭答辩时说:“你们要知道,杀我这样的人,你们害我不如倒害自己之甚”。[古希腊]柏拉图:《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7页。(下引此书,只标篇名和页码)

   [2] 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记载:“现在,如果我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态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听觉减弱,学习也越来越困难,而且学过的东西记不住了。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地生活着呢?”“神明恩待我、照顾我,他才不仅仅使我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如果逃避死亡)“就不仅不能像现在这样结束生命,反而要准备饱尝疾病痛苦、在充满着各种不堪忍受的灾难而且毫无乐趣的晚年中死去。”[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0页。

   [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和密尔(《论自由》)都将苏格拉底之死当成表明“多数暴政”恶果的典型事例。

   [4] “审判苏格拉底的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以言论自由著称号一个城市竟然对一个除了运用言论自由以外没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学家提出起诉。”“你们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起诉我,而是因为我说的话和教的思想起诉我。你们以死来向我们威胁,因为你们不喜欢我的观点和我的教导。这是对思想的起诉……”[美]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228页、245页。

   [5] 强世功:《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强世功在此处引用了梁治平的《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法的悲剧》,但是仔细看梁治平的原文,会发现很难说这是梁文原意。

   [6] 徐贲:《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公民服从”》,《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12月冬季号。

   [7] 如他在法庭上主张“雅典法律赏罚分明”,他对雅典贡献甚大,应得奖赏而不是惩罚。

   [8] 强世功:《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实践》,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

   [9] 梁治平:《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法的悲剧》,《读书》1987年第8期。

   [10] 梭伦改革(前594年)建立所有公民均可参加的公民大会(最高权力机关)。但梭伦离位后,雅典落入寡头控制。直到克里斯提尼(约前508年)改革后,雅典式的民主才终于得到真正实施。到伯里克利时期达到顶峰。之后两次被寡头统治打断。前322年雅典被马其顿人征服后废除了民主制度。

   [11] 即: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和克里底亚斯 [Critias]。

[12] 即公元前403 – 402年雅典通过的“大赦法令(The Act of Oblivion)”。僭主统治被推翻后,民主派为了稳定政局,与贵族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政治协定,并将此协定内容以“大赦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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