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自宁:苏格拉底之死与自由的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4 次 更新时间:2013-11-09 22: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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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自宁  
他们掌握着决定苏格拉底生死的权力,却感觉不到苏格拉底对他们有丝毫屈从;——就此而言,当苏格拉底明确宣布他将继续坚持自己的独立特行、遵循理性的教导而不是大众的意见时,他们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多数统治”受到了威胁,并非完全没有来由。

   以此视角来看,苏格拉底之死提出的问题是:民主制度与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是不相容的吗?

   一个也许是民主的拥护者所不愿意接受、但看上去显而易见的回答是:民主统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确存在着现实的冲突。对此种冲突之不可调和性,在政治学领域最著名的阐释(也许还是最好的阐释)是柏林的“诸善不可兼容”[13]论:民主我所欲也,自由亦我所欲也,假如二者在价值追求上各自要求“最高主权”而绝不肯妥协让步的话,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沿此思路,我们可以迅速抵达现代自由主义论说的核心论题之一:面对由托克维尔首先提出而由密尔详加阐发的“多数的暴虐”,捍卫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在内的个人自由。据此论说,我们将很容易理解,发达的现代民主制度为何总是与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个人自由的充分保障相伴:法律制度“作为远离激情的理性”(亚里士多德语),可以有效地过滤掉偶然的激情、排除与正义无关的考虑;主权者“以正式公布的既定法律来统治”(洛克语)能使个人“不可让渡”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免受公共权力掌握者的专断干涉;而对个人自由的法制化保障,意味着在法律上建构一个公共权力不得任意进入的私人领域,一个“个人自由不受干预的空间”,在其中:[14]

   “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它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几天或几小时。……”

   这就是贡斯当所谓的“现代人的自由”,也就是柏林所谓的“消极自由”。根据贡斯当和柏林的研究,这种自由是不为苏格拉底这样的古代人所享有的自由,甚至是一种根本不为古代雅典人所知的个人自由。

   就政治意涵而言,古代人关心的积极自由,旨在回答“谁统治”的问题,即共享国家权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自由;而现代人关心的消极自由,意在回答“如何统治”的问题,即免于专断干预的个人自由。[15]民主(Δημοκρτια,demokratia),由“人民”和“统治”复合而成,意指人民自我治理,在理念和现实中对立于寡头或君主制,回答的是“谁统治”的问题;为个体自由提供制度化保障的法治与宪政,在理念和现实中对立于暴政和极权统治,回答的是“如何统治”的问题。

   将“谁统治”与“如何统治”两个问题分离开来后,再看苏格拉底审判,就会发现,问苏格拉底是否反民主,似乎是提出了一个错误的问题。

   尽管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从未掩饰其绝不会盲从“大众意见”或“多数意见”的立场和态度,并且从这种立场和态度中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断出,他对“多数决”的民主决策方式也不会有好感;但是,我们并不能真的就此确认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政体。这不仅仅因为一个民主政体最犀利的批判者,完全可能同时也是民主政体最忠实的拥护者,——如托克维尔所言:“正是因为我不反对民主,我才想认真地对待民主” [16]——;而且也因为,在享有迁徙自由的情况下,苏格拉底实际上选择了生活在民主的雅典而不是实施其他政体的希腊城邦,甚至在被雅典人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情况下他也拒绝离开。

   更重要的是,可以肯定,苏格拉底并不关心“谁统治”的问题。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援引的两个说明自己坚持正义而不从流俗事例,[17]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两个事例,一个发生在雅典的民主统治时期,一个发生在雅典被三十寡头统治时期。如果苏格拉底意在表明自己反对寡头制而认同民主制,他完全可以只选取后一个事例;然而,他同时选择了这两个事例,藉此表明,他真正关切的事,根本无关“当家作主的”是民众还是贵族。

   苏格拉底真正关切的事,惟有自由地从事爱智之学。这属于现代法治所保障的“消极自由”吗?当如此这般的现代人自由/消极自由得到了保障,苏格拉底的故事就可以到此结束了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先要看看苏格拉底践行的是何种自由。

    

   三、苏格拉底践行的是何种自由?

   如前所述,苏格拉底所践行的自由,显然并非一般所谓的“古代人自由”或积极自由。他其实并不在乎“谁统治”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并不真的关心自己是否分享了国家权力、是否积极地参与了“国家大事”。即使在那两个“反抗当权者”的事例中,他所关心的,也仍然只是他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理性、是否合乎正义。作为自由,这是一种立基于个体实践的自由,既与共同体至上的古典积极自由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与古典积极自由观之现代后裔——各类强调公民美德的现代共和主义学说[18]——形成了鲜明对照:当苏格拉底强调“美德”时,他总是在说个人的灵魂/精神生活重于物质和肉体的需要,而不是在说共同体本位的公民责任。

   但是,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所践行的自由,也不同于一般理解中的“现代人的自由”或消极自由。不同于那些远离人间尘嚣、沉思默想的哲人形象,苏格拉底从事爱智之事的方式,是在与人交谈中检省自己和他人的人间生活。因此,这种自由不同于“各人自扫门前雪”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消极自由”。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起诉、被判死刑,并不是因为他“在私下里”思考或“独自”信仰,恰恰是因为他东奔西走,到处与人们交谈,坚持公开地检验自己和他人的意见。事实上,你很难划清苏格拉底实践自由的言论与行动之间的界限。当他劝告人们要关心美德和智慧胜过关心肉体与物质,并且坚持揭露人们强不知为有知的狂妄时,这并不只是一种言论,同时也是一种行动。而苏格拉底自己,也的确将其对自由的践行,也即坚持通过与人谈话以寻求智慧,描述成一种“恪守天职”的行动。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苏格拉底所践行的自由,并非任性任意、自我放纵的“简单自由”;[19]恰恰相反,这种自由始终与一种严格的自律精神密不可分。和“神命”、“天职”等比喻密切相关的是,这种自由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一种规范的要求(更确切的表达也许是“内在的召唤”):自由践行者应当自愿自觉地超越个人欲望与偏好以服从理性/知识。正是自觉践行这种严格的自律规范,使得苏格拉底终日忙碌而无暇顾及养家糊口等“私家大事”,使他在明知招人忌恨的情况下仍在与人谈话过程中不断揭露出别人和自己的无知,使他在明知“面临极大危险”的情况下仍公然宣称宁死也不改变这一向坚持的行为方式。

   这种兼具个体实践、人际交流以及严格自律的苏格拉底式自由,很难在贡斯当所谓现代人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或柏林所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框架中得到理解。因为,用柏林的习惯用语来说,苏格拉底式的自由,其实并不是消极地“免于……”的自由,而是积极地“去做……”的自由;但显而易见的是,苏格拉底式自由又不是与分享国家权力有关的“积极自由”;——这就是说,苏格拉底式的自由,既不是所谓的“积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也不是所谓的“消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

   事实上,苏格拉底式的自由,与公认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自由理论先驱洛克的主张也很不相同。洛克版的消极自由论,即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属于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不应受到政府权力的专断干涉;从根本上说,立基于人与动物相同的“自我保存”本能,财产和自由只是此种“自我保存”之自然权利的自然延伸。[20]而苏格拉底显然不能同意将“保命”看得如此重要。苏格拉底在明知招人怨恨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检省他人和自己,明知面临巨大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在法庭上宣布将继续从事爱智之学,明知不逃走就只有死的情况下却仍然拒不逃走,只是因为他认为其时做出不同的举动是“擅离职守”、是不合法或不正义的。这充分表明了,苏格拉底认为自主地去做正确的事,包括自由地从事“爱智之学”以及“不作不正义的事”,是比“保住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事。

   比较而言,苏格拉底式自由更接近另一位个人自由的杰出辩护者密尔的主张。柏林对密尔的自由思想有过深刻的分析,[21]但他似乎并未注意到他的消极自由论与密尔的自由论之间的差异。密尔与柏林相同的是,都强调个人应当享有一个“不受任意干预的空间”;但是,密尔与柏林不同的是,其为之鼓呼的个人自由,比形式化的(“免于……干涉”)“消极自由”有更多实质的内容。例如,[22]密尔那著名“涉己”与“涉他”之分——“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就立基于个人是本人身心的“最高主权者”这一实质的判断。

   无论把消极自由界定为“免于……干预”还是对“我在何种范围内被统治”这个问题的回答,柏林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赋予其消极自由概念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这和其价值多元论是紧密相连的。在柏林看来,鉴于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任何价值宣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都是有意的欺骗或无意的错误;为了避免这种欺骗或错误,他所能做的,只是提醒人们“诸善不可兼容”,并且坚持应当建立一个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来抵抗否则将成为“无限权威”的公共权力。至于这个私人空间应立基于何处,他闭口不谈。

   同样担心“无限权威(包括民主政府和社会中多数的无限权威)”的密尔则不同,他和洛克一样试图为不受专断干预的个人空间提供实质性的根基。只是,作为一个自称的功利主义者,密尔没有把这个肯定性根基放在人的自我保存本能上,而是放在了整体而言的社会福利上;用他的话来说,“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23]这就是密尔版(不同于其老师边沁的版本)“人道的”功利主义。[24]这样,在密尔看来,个人自由之所以重要,不止是因为面对不确定性(即人不是“不可能错误的”)时,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25]也因为人的个性本身所具有的意义:“相应于每个人的个性发展,每人也变得对于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能够更有价值”;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密尔认为,个性的发展使人可能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a noble and beautiful object of contemplation)”,而这在密尔看来是世上最好的事:“关于人类事务的情况,已说到它把人类自身带到更近于他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东西,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多或更好的事可说吗?说到对于好事的妨碍,难道还有比阻碍这事更坏的事可说吗?”[26]对这种“思考中的高贵而美丽的对象”,爱智的苏格拉底肯定会像密尔一样大加赞赏。[27]

   不止对个性与思考之间关联的直觉把握,密尔对思想和言论不可分离之关系的把握,也离柏林远而离苏格拉底近:[28]

   “如果有一人,其判断是真正值得信任,试问它是怎样成为这样的呢?这是因为他真诚对待对他的意见和行为的批评。这是因为,他素习于倾听一切能够说出来反对他的言语,从其中一切正当的东西吸取教益,同时对自己,间或也对他人,解释虚妄的东西的虚妄性。这是因为,他深感到一个人之能够多少行近于知道一个题目的全面,其唯一途径只是聆听各种不同意见的人们关于它的说法,并研究各种不同心性对于它的观察方式。一个聪明人之获得聪明,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方式;就人类智慧的性质说,要变成聪明,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样。”

如果有人认为苏格拉底所从事的爱智之事只是个人喜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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