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瑞:完善法定继承制度三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 次 更新时间:2013-11-05 19:23:19

进入专题: 法定继承人   继承顺序   特留份  

郭明瑞  

    

   内容提要: 完善法定继承制度是继承法修订的一项基本任务。确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应考虑血缘关系及婚姻关系、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经济和情感上的联系、最大限度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等因素。考虑到我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和社会现实需要,修法时可将现行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作适当调整并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到四亲等内的亲属。对于现行法规定的继承顺序可予以保留,将扩大后的法定继承人列为第三顺序。配偶可固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代位继承应采固有权说。第三顺序继承人参与继承,亲等近者优先。法定继承不仅为遗嘱继承的补充,也为对遗嘱继承的限制。修法时应以特留份制度取代必留份制度,以特留份限制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

   关键词: 法定继承人;继承顺序;特留份

    

   法定继承是继承的一种基本方式。法定继承的继承人、继承顺序以及遗产的分配等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如何完善法定继承制度是继承法修订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完善,许多学者发表了有益的见解,但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笔者拟就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以及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关系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并供立法者修法时参考。

    

   一、关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法定继承人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可依法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人。因继承是私有制的产物,主要是基于人自身再生产和延续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人自身再生产又主要是通过家庭或家族进行的,所以,各国法律都是以血缘关系和家庭或家族关系为基础来规定法定继承人的。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家的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各国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广狭不一。近现代各国在确定法定继承人范围上有“亲属继承无限制主义”和“亲属继承限制主义”两种立法例。实行“亲属继承无限制主义”的国家立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最广,这种立法例最大限度地保障被继承人的遗产有人继承。而实行“亲属继承限制主义”的国家立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狭,仅限于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就限制的亲属范围来说,又有不同。如《瑞士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为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祖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曾祖父母对遗产仅有用益权;而《日本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则为直系卑血亲、直系尊血亲、兄弟姐妹和配偶。从比较法上看,采亲属限制主义并缩小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可以说是现代继承法的一个趋势。[1]实际上,不论规定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广狭如何,各国立法者都是基于自己国情的一种选择。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制定时,鉴于我国当时的情形,曾提出我国财产继承制度在确定继承人时,应当考虑三个因素:一是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二是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三是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和事实上的经济帮助。并主张应把父母、配偶、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列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长期共同生活并受其抚养的未成年人、无劳动能力人或长期扶养被继承人直至需要扶养的原因消失的其他人,也应列为继承人。[2]这一建议所提出的列为继承人的亲属范围与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基本一致。笔者认为,当时所提出的确定法定继承人时应考量的因素并无不当,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未考虑应最大限度保护继承权。因此,在修订继承法确定法定继承人范围时,仍应坚持考虑上述因素,并应考虑尽可能保护私有财产继承权,以使死者的遗产能够有人继承,一般不应使遗产因无人继承而收归国有。同时,在考虑家庭结构和职能的变化,以及婚姻法上确立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因素时,还应注意到以下社会现实,以使法定继承人的规定更具合理性和正当性:一是尽管我国现代的家庭结构已经由农业社会的大家庭而转向小家庭,但亲属的情感却不限于存在于小家庭成员之间或近亲属之间,近亲属以外的亲属特别是四亲等以内的亲属成员间的情感还是十分浓厚的;二是尽管只是近亲属之间有法律上的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但在其他亲属之间特别是没有近亲属时相互间多有相互扶助的事实和道德义务;三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人们的婚姻、生育观念的转变,“法定血亲继承人的总量有所减少”[3];四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强化,遗产的范围和数量较之30年前有重大变化,遗产的继承不仅对于继承人的生活保障有重要意义,对于调动和保护私人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以及发挥遗产的效用,也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修订继承法时一方面应对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作一定调整,另一方面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笔者赞同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到四亲等内亲属的主张。现就其中有争议或特别的问题说明如下:

   (一)关于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

   子女之所以规定为法定继承人,是因为子女为被继承人最近的直系晚辈血亲。无论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都为与被继承人有血缘关系的血亲,养子女与养父母间为拟制血亲。因此,基于血亲关系,亲子女、养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是没有争议的,也是各国法上的通例。但需要指出的是,确立亲生子女为继承人,在传统民法上都是因其有血缘关系的,也就是说是否为亲生子女是以双方间有血缘关系为判断标准的;因此,即使为婚姻关系存续中生育的子女,若被继承人否认并能够证明与其无血缘关系,也不能作为子女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生育技术的运用,对于利用生育技术生育的子女,不能以双方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为判断标准。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利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生育子女的,如何确定亲子关系?于此情形下,应以决定生育时当事人的意志为判断是否为其子女的标准,而不能以血缘关系为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同意利用他人精子或卵子生育的一方,与生育的子女虽没有事实血缘关系,该子女在法律上也为其亲生子女;而提供精子或卵子的一方虽与生育的子女有事实血缘关系,该子女也不为其亲生子女。无论是利用他人精子或卵子的一方还是提供的一方事后反悔,都不能影响在法律上对亲子关系的认定。一些学者在专家建议稿中建议规定:“经夫妻双方协议实施人工生育的,其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等同亲生父母子女关系。”[4]此规定甚有必要。但也有非经夫妻双方协议而一方实施人工生育的,此种亲子关系也应予以承认。二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利用其生前保留的精子(非指捐献到精子库的精子)受孕生育的子女可否为继承人?对此有支持说与反对说两种观点。笔者持反对说,主要有三条理由:其一,从理论上说,继承人须有继承能力,只有于继承开始时生存之人才可为继承人。虽然为保护胎儿利益,在继承上视胎儿为出生或者如我国现行法所规定分割遗产时须为胎儿保留必要的份额。但胎儿只能以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已受孕者为限;其二,若承认这种情形下生育的子女为继承人,则会发生配偶一方违反被继承人遗愿的情况,因此除非被继承人生前有明确表示,不应承认此种情形下的子女与被继承人间的亲子关系;其三,在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若承认这种亲子关系,会以配偶一方的意志而侵害其他继承人的权益。

   我国《继承法》第10条中规定,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子女与被继承人之间并无血亲关系,因此,各国法上一般都不规定继子女可为法定继承人。我国在继承法修订时可否规定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为法定继承人,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我国继承法应取消关于继子女权利义务的规定,主张以收养关系取代有扶养关系,即只有被收养的继子女有继承权,凡未被收养的继子女不论与被继承人间是否有扶养关系,都不为继承人。其主要理由是:第一,继子女与继父母间是否形成扶养关系不易认定,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标准也难统一;第二,这样的规定往往造成有子女一方再婚的困难,实际上损害了子女的利益。[5]这种观点的第一条理由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否形成扶养关系的不易认定,不能成为否定确认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有继承权的理由。至于第二条理由并不能完全成立,笔者不否认确有人担心扶养的继子女会与亲生子女一同继承其遗产而不愿与有未成年子女的人结婚,但这并非有子女的一方再婚困难的主要原因和通常原因。况且赋予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与继父母间相互有继承权,不仅涉及受扶养的继子女有权继承继父母的遗产,也涉及到此种情况下过继子女的继父母有权继承继子女的遗产,而从后一情况看,这也恰是许多人愿意与有子女的一方结婚的原因之一。笔者承认,从确定继承人的范围应基于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上考虑而言,继子女不应享有继承权,以收养取代有扶养关系来确定“继子女”的继承权不失为一种办法,这也是域外立法所采取的。由于我国对收养规定了特别严格的条件,且收养有严格的程序要求,许多继父母由于受条件限制难以办理对继子女的收养,不仅如此,家庭共同生活的事实也应为确定继承人的考量因素。因此,笔者主张,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继父母)应为继承人,对现行继承法的这一规定不必修改。

   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可以作为代位继承人参与继承,但继子女的晚辈血亲不为代位继承人。因继子女作为继承人是以与继父母存在扶养关系为前提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为继承人是基于与被继承人的血亲(包括拟制血亲)关系,代位继承人应为被代位人的直系血亲,而继子女不属于血亲。

   (二)关于丧偶儿媳或女婿

   《继承法》第12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就是说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也为法定继承人。现行继承法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更好地赡养老人。但对现行法的这一规定学者中有赞同和反对两种不同的评价。赞同者认为,这是我国继承法的特点之一,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鼓励儿媳和女婿赡养老人,保障失去子女的老人晚年生活。[6]反对者则认为这一规定不妥,将本应由道德规范调整的问题纳人了法律调整的范畴,是一种立法上的失误,且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且不受代位继承的影响,与我国按支继承的传统不符,也会出现不公平。[7]因此,有学者主张,继承法修订时不应再将丧偶儿媳或女婿列为继承人。儿媳与女婿是姻亲而非血亲,规定其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与法定继承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相违背,破坏了整个继承法的体系。丧偶儿媳对公、婆或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可以依关于继承人以外的人可适当分得遗产的规定给予适当补偿。[8]笔者原则上赞同这一观点。但是,也应看到,血亲关系并非是确定继承人的唯一基础,现行继承法的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好的,但在实务中这一规定的最大弊端是不符合按支继承的传统。因此,笔者主张,立法者若仍坚持现行继承法作此规定的目的,在修法中应改为:丧偶儿媳对公、婆或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没有代位继承人的,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三)关于配偶

   配偶作为法定继承人为现代各国立法之通例,学者中也无争议。但笔者认为,配偶作为继承人有两个问题应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其一,合法婚姻关系外的同居者是否有配偶的地位?配偶是基于婚姻关系而形成的亲属,通常所说的婚姻关系,一须为男女两性合法结合,二须经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而现实生活中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婚姻”。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男女两性以结婚为目的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未办理婚姻登记的“婚姻”。这属于现行法不承认的事实婚。处于此种关系的男女双方一方死亡的,另一方可否作为配偶继承对方的遗产呢?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以夫妻名义双方同居生活者,得作为配偶继承对方的遗产;另一种意见则主张,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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