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威 张英洪 朱启臻:为农民喊话的现实情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3-11-02 14: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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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农民问题研究专家张英洪来说,1993年1月14日是一个重要日子。苦于县城书太少,他专门坐火车去省城长沙袁家岭书店买书。就在那里,他与《世界人权约法总览》相遇。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在那个大雪之日怀抱那本书时的温暖和满足。10年之后,他的第一本文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悄然面世。又差不多经过近10年的厚积,2012年9月,他的力作《农民公民权研究》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创新意识横空出世,因开启公民权研究新时代而获评《新京报》2012年“年度社科图书”大奖。张英洪也因此成为和于建嵘等一线学者比肩的学术新星。日前,本刊邀请张英洪和另一位“三农”研究权威人士、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以对话《农民公民权研究》为契机,共议“三农”研究新趋势。

  

   为“三农”研究开辟新视野

  

   《出版人》:张老师,您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中的构建了一个怎样的理论体系?您的主要发现是什么?

  

   张英洪: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初稿件完成于2008年4月,此后的一年,我又进行了补充调研,定稿于2009年4月。《农民公民权研究》可以说是我致力于研究中国农民问题20多年的思考结晶。

  

   这本书试图以我的家乡湖南溆浦县为主要考察对象,以土地制度的演变和农民身份的变化为主线,以公民权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和分析1949年—2009年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进逻辑。我的研究发现,伴随1949年以来中国农民身份从阶级化、结构化、社会化到公民化的变迁,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权利的缺失是农民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我的结论是:要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必须正视和解决农民权利问题,而这一切最终取决于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我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村是农民居住的地方,农业是农民从事的职业,其中的核心主体是农民。农民问题涉及面较广,我最关心是农民权利问题。因此,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生产特点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的认识,我在《农民公权权研究》中的思维进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质是解决农民权利问题,而解决农民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作为职业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和作为身份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其他各项基本权利问题都可以从这两个基本方面延伸和推导出来。简言之,农民的土地产权和平等权利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民的公民权。

  

   朱启臻:“三农”问题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过去,我们的研究和政策常把这三个问题割裂开来,而它们其实是不可分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以粮为纲,甚至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这就是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张英洪的理论框架特点就是使“三农”研究回归农民本位研究。无论发展农业生产,还是建设新农村,都要以农民为本,“三农”问题在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出版人》:《农民公民权研究》以公民权利理论为分析视角,在中国“三农”研究谱系中的突破性何在?

  

   张英洪:在中国“三农”研究领域,几乎没有从权利视角来系统分析农民问题的。我想,这可能是受意识形态影响,把“权利”敏感化的结果。在“三农”研究领域的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分割比较严重。比如,研究农业经济的更侧身技术层面,而研究宪法的很少把农民纳入视野。而我的研究就是试图打通学科界限,开拓中国农民研究的新领域。

  

   朱启臻:中国“三农”研究中“就事论事”的研究比较多,“哪儿出了问题,哪儿想办法摆平”,没有触及根源问题。张英洪从农民权利角度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一些人没有相关知识背景,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一些人虽然看到,但是不敢去说。所以,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张英洪的著作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将过去大家回避的真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发现“真问题”源于深入实践

  

   《出版人》:张老师,您是如何进入“三农”问题研究领域的? 《农民公民权研究》在您生命中占有何种位置?

  

   张英洪:其实,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发现农村的现实与理想存在差距。上世纪80年代末上大学期间,我接触到《国际人权公约》,眼前一亮,在心里种下“权利”的种子。1990年大学毕业后的10年间,我在家乡溆浦县从事经济调研和政策研究工作,越来越发现农民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但是,这些事在公开媒体很少看到。我长着一双“权利”的眼睛,我渐渐醒悟到这是在剥夺农民的权利。

  

   那时候没有网络,我就感觉很不过瘾,想深造。我2000年考入省委党校的党史专业研究生,但是主要还是研究农民问题。2001年,我发表了一篇研究农民问题的文章,此后几年又陆续撰写了几十篇文章,2003年结集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出版。这是我农民问题研究的“序曲”,更多是对农民权利的感性思考,不太系统。于是,我决心进行系统学习和研究。2005年,我辞去稳定的工作,考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制定了一个农民权利研究“三部曲”计划,2007年6月,我出版了《农民权利论》,试图打破学科界限,将《国际人权公约》引入农民问题研究领域,在横向层面讨论和分析农民应有的基本权利状况。2008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会论文《农民、公民权和国家》,这项研究也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定位于从纵向层面讨论和分析中国农民公民权的演变逻辑。2008年7月,我来到北京,继续从事农民问题研究。2011年9月,我出版了《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着重研究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权利的具体实现方式。

  

   在我的所有成果中,《农民公民权研究》是用力最多、思考最深的作品。我写这本书,一不是为评职称,二不是为找工作,而且还有一定风险,原因就在于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没有这种感情,这件事是挺不住的。

  

   朱启臻:《农民公民权研究》可以说是张英洪的学术高峰。他用了几十年时间深度思考这个问题,研读了大量专业图书,理论准备十分充分,又有丰富而扎实的基层工作经历,可以说,他是把工作经历和生活体验全部熔铸在这本专著之中。更为可贵的是,他是倾注了心血、带着感情写作的。

  

   在我接触的各式各样学者中,张英洪是让人最感动的。其实,以他现在的位置,生活可以非常舒服,而他继续进行农民问题研究。这个活儿,我深有体会,是最辛苦的事情。做这件事是要有信仰和追求来支撑。中国其实最缺的就是这种人。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是微薄的,但是,如果这种人多了,社会慢慢就会有所改变。

  

   《出版人》: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办法,你们两位以带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业界所重。那么,如何才能发现“三农”问题中的真问题的?

  

   张英洪:我的经历表明,要发现真问题,第一,要深入现实之中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要直面现实中的矛盾。第二,要有一种说出来的勇气。有时候,追求真理还是有风险的。第三,要有悟性,悟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朱启臻:我大学时读的农学专业,主攻园艺,但是,毕业后改行,进修的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后来因为创办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而开始研究“三农”问题。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些农业政策和实际效果之间的落差很大,过去一些政策的问题是对农业本质理解错误造成的。农业的本质是公共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依然要给农业支付高额补贴的根本原因。我是2002年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渐渐被有关方面接受。

  

   要想发现真问题,知识结构非常重要。更为重要是,“真问题”绝不是从书斋里里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老百姓遇到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在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比、归纳各种各样的解决措施的成败得失,就会发现真问题。

  

   做有价值关怀的学问

  

   《出版人》:我注意到,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中,一个个案一用到底,即把将湘西溆浦县为考察对象。这种选择自己家乡作为考察对象的方法,被学术界称为“家乡化研究”。近年来,以于建嵘的《岳村政治》、熊培云的《一个人的村庄》、梁鸿的《梁庄在中国》为代表作的家乡化研究成为一股新浪潮。你们对“家乡化研究”的如何评价?

  

   张英洪:实证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农民公民权研究》中,我尝试将这种微观实证与宏观叙述结合,构建一种新的文体。其中,我选择自己的家乡溆浦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要对象。

  

   选择家乡,主要是出于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之故。我出生和成长在溆浦农村。1990年—2000年,我在溆浦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到全县所有乡镇调研,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2004年以后,我又利用多次机会进行调研。选择溆浦县,还因为它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与以村为单位进行的研究不同,我的起点较高,以整个县为个案。我认为,一个村的文献和历史比较狭窄,不一定能反映大面积的现实。而一个县就更加完整,它的发展可以说基本反映了整个中国政策的主要趋势。

  

   当然,农村研究的家乡化方法利弊并存。有利之处在于现场进入成本较低,,且具有切实的生活体验。这对于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和农民问题极为重要。其不利之处则在于有可能掉入所谓“家乡化研究陷阱”。有的学人也提出,家乡化化研究中存在感情先入为主,使研究成果在不自觉中发生偏向。老实讲,这种情况客观来说是存在的。但是,专业人士经过训练达到一定层次后,就可能克服这一点。

  

   朱启臻:我不反对对家乡化研究。我的学生如果没有实习的地方,我往往就把他们发到我的老家去。但是,同时,我也主张对陌生地研究。陌生人到一个新环境中可以发现本地人司空见怪、不以为然的事物,也可能其中蕴含着某种真理。相反,在进行家乡化研究时,也不要省去任何研究环节,最大的陷阱就是“这些事我都知道”,你知道的不一定是真的。一定要用客观方法去研究它,不要想当然,最怕的就是“想当然”。

  

   《出版人》:您两位都是农民出身,也都是带着感情从事“三农”研究。但是,如何在价值中立和社会关怀之间保持平衡?

  

   张英洪:我认为,学术研究中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并不意味着学者可以泯灭社会良知或丧失人类关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促进社会进步就是一个大的价值取向,但是,其中的研究方法一定要是科学的,数据要准确,分析要科学。我甚至认为,没有公平和正义的学术理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学者。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陷入民粹主义。我为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喊话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平等权利。但是,用文革方式来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就是民粹主义,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我认为,国家要保证每一位公民基本权利,我是一个为社会正义说话的人,如果农民侵犯了他人权利,也是我谴责的对象。

  

   朱启臻:一般而言,所有的社会科学在选题阶段便要受到研究者价值观的支配。如果在选题阶段都要保持价值中立,做一些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选题,那么这种理念的现实意义便不存在。什么是有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现实,解决社会问题。那种认为“离现实越远,价值越中立、学术性越强”的观点是对价值中立的误解,所谓“价值中立”应该是体现在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中。

  

   原载《出版人》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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