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洲人来说，被人质疑自己的思想能力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怎么，难道我们不会思考吗，难道我们没有脑子吗，难道我们不及人吗？但如果我们相应地试着去理解内地人民或欠发达地区人民的思维品质，我们可能暂时会摆脱那种存在之不被重视的沮丧感。

我们确实想当然地，似乎也有足够理由地对朝鲜、尼泊尔、中国贵州或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民视而不见，我们以为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而只有我们才了解理解他们的存在状况。我们很少想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很少想过，他们也可以参与事务，发表意见；同样的，我们很少想过，在人类势利的差序思维里，我们同样被排在不被尊重的位置。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文明演进的前沿，不能显示我们也是文明创造的一种力量，我们就只能听任别人来代表自己。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亚洲人来说，自己的思维能力或精神理想真的是不言自明。但对欧美人来说，这一能力是要大打折扣的。欧美文明的思维成果，决定了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由其产生的“世界知识”对各文明地区、民族国家的地方知识具有支配性地位，各文明地区在自身的演进里不得不以其为参照，甚至当作标准。

西方文明引领世界只是近五百年间的事，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其他文明也有过大创造的时候。这种主体并非十全十美，或者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也绝非其他文明的追求的目标。西方文明自身的局限，使西方人在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时会有偏颇、狭隘、盲目、矛盾。然而在无数国际关系的变更处理中，亚洲人多是缺席的，在场也只有背书的义务，在场等于缺席。结果使得西方人更强，使非西方人更弱，而且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断裂、相互不理解而又想当然。

这种不平让我们有一种不平之气。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难以做到基本客观的态度，前现代后现代的混杂状态使我们既失去治平天下的志趣，又失去现代文明最可宝贵的平等自由心。我们也爱关心世界大事，但我们并没有什么世界眼光。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曾有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历史眼光，但他多是书生之见。更可惜的是中国今日连亚洲之中国还不是。我们所谓的亚洲眼光或世界眼光更多属于夜郎之眼，或者“螺丝壳里做道场”。我们缺少建立在平等之上的自信心，我们缺少现代性极为珍贵的反思意识。

因此，我们虽自认有思考能力，但我们的言行不出亚洲以外。极少数西方人左右极大多数非西方人的命运，非西方人虽然可以如此腹诽，甚至抗议，但这一文明格局何尝是西方人的本意，至少在后现代的今天，这一文明格局已非西方人的意志。

西方人早已失去当年殖民的雄心和影响人类的善意，只是今天它在突破国家这一文明单位、向全球化迈进的过程中，不得不继承遗产，继续充当世界主角。

今天亚洲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主导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是世界演进不可绕过的思想。意见不是力量，思想才有力量。李光耀、金大中、马哈蒂尔之所以嗓门比其他的亚洲人更大，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多少发达，但他们的话仍属于意见。他们的国民还不能自由地说话，他们的国家还没有作为一种文明力量参与国际社会。

会说出意见，也不算作有了思想的权利。思想的产生在于它必然是要突破文明单位的限制：性别、种族、地域、民族国家……从而它有着可观的思想背景或思想状态。

今日中国有无数的专家学者，但他们只能在他们的限制内、在他们的国家市场内称霸独步，他们在国际社会里不得不为零；今天内地边疆地区有无数的诗人作家或思想者，但他们只能属于当地的思想，他们在北京上海的眼里为零。不错，当代文明最大的不足在于，它忽视了对落后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但对这些地区的人民来说，他们一生发展受限最大的不在于西方人，而在于他们的同胞，在于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在于他们的文明单位或思想状态。他们远未能完成社会化、世界化，从而在他们有生之年也未能完成充分的个人化。

西方人是没有义务来开掘亚洲人的智慧的。那么亚洲人要显示自己的思想能力，绝非一二政治家或思想家可以完成任务，关键在于亚洲人必须自己突破他们自己的局限。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