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亚洲“教父”面面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1 次 更新时间:2013-11-01 14: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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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  

  

   1997年创办《中国经济季刊》(CEQ)的史塔威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 (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90年代,他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写过大约十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小册子,算是“中国通”。史塔威尔2007年出版的《亚洲教父》,亦颇有可观性。未及正题之前,必须指出,作者强调读者不可视“教父”为“有组织犯罪组织领袖”,他不过借用这个带有“罗曼蒂克迷思”的名词,以形容“家长式统治、大男人主义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坛天地线之巨贾。本书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归类为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事实上这种种商界诟病,亦可视为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全心全意为股东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业行为,与做非法勾当的教父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加上引号,以示指的是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商业大亨,与黑社会教父完全不同。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 (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他于2000年(乃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大体而言,史塔威尔细说香港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大亨发迹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本来并无什么可写处,然而,史塔威尔的功力在从中梳理出他们发迹的脉络及发迹后的“生活规律”,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这便非等闲之辈所能办,因而必须特为介绍。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着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同时鼓励了科研及人文发展,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香港多年来被“选”为世界最自由地区,特别是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对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亚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尔书中对亚洲“教父”的剖析,新发现的事实不多,却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读者注意。其中比较突出亦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他就此访问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王氏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这类富翁数之不尽,史塔威尔顺手举出的便有李嘉诚、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和苏海文……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在位时常说他生于穷乡僻壤,少年过得甚苦,其实是“大话西游”,他出身清迈大户,乃父为政府委任的地方税款“包收人”,累积相当财富后从事泰丝、财务、建筑及地产发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够进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后入军校,与将军的女儿结婚,自此平步青云、事业遂顺,商而优则仕。有个有钱父亲,当然财星入库、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组结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几乎毫无例外,“教父”们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绝对权威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当然是因他们的能干与精明及有“叱咤风云”个性而获致,唯不可忽略的是,这与他们在生时紧紧拥抱财权不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史塔威尔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约占该国四分之一的物业市场)黄廷方为例,今年77岁的黄氏至今仍持有过半数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长子黄志祥(罗拔仔)五十开外、白发苍苍,是官地拍卖场的常客,为信和置业及尖沙咀置业的名义“话事人”,然而只分别持有这两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权。

   《亚洲教父》指出,坐镇新加坡的黄老先生每天打电话查询公司业务,这也许是黄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时前便到公司办公的“原动力”;罗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业务,据说黄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松懈。史塔威尔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别是新马泰的,其中年子孙,买汽车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征询老人家的意见,老人面有不悦之色,提议便自动取消;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不过,这样做的后辈的确大有人在,但那也许是摸准了老人家悭俭性格故意讨其欢心之举。

   我国外交老前辈顾维钧的太太黄蕙兰的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亚巨富黄仲涵“终生迷恋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过门的妾侍,她们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东南亚“教父”手握财权,有无上权威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包括随心所欲与女性“上床”的特权。

   东南亚“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动,“消息来源”大概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和“怨偶”,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投资银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内幕消息”。据史塔威尔的描述,“教父”们之所以多有此种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们的太太纵容而“性对象”供应源源不绝,得之全不费工夫;其次是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东南亚“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难以理解的还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戏真做;他们对名誉学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赏赐,不惜多方钻营、千方百计争取,一旦到手便到处炫耀、沾沾自喜。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设勋衔,各大专院校每年颁授名誉学位必以“工商巨子”为主要对象,荣誉纷至沓来,附于大亨名字之前之后的头衔多多、蔚为奇观,Dr.Sir有之,Tan Sri Dato Dr.有之,总之非常显赫、十分热闹。

   对各位的执著,皆因“身份危机”而生,近年另类“身份认同”的潮流是信耶稣,他们不惜高价将办公大厦辟室改装成教堂,出钱出力,办“主日崇拜”及种种“属灵”活动,此中以印度尼西亚“过江龙”香港力宝集团李氏家族和马来西亚大财阀邱继炳(Khoo Kay Peng,有不成文规定,下属友人见之必尊称为Dr.Khoo)以至新鸿基地产郭氏昆仲及恒隆地产陈启宗 (在美国读神学并曾当传道人)最热心。基督教与华人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华人乐此不疲,马来西亚YTL集团杨氏家族一位大佬指华人是“变形虫”,当他们精神缺乏寄托并感前路多变而政府又不能信赖时,“信教”便是不错的安定情绪尤其是平衡他们“极富”带来内心不安的精神食粮。

   “教父”们的“选择性节俭”亦令洋人大开眼界,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 (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3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3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笔者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如此,后之学者才能为他们撰写与事实相近 (即非隐恶扬善拍马阿谀之作)因而有价值的传记;一个人创造了以百亿计的财富,肯定有过人的能耐,因此“益后人”的,不应仅限于金钱,而要把克服困难创业致富的经验一并传诸后世,才不枉此生。事实上,“教父”虽然富可敌国,然而,史塔威尔认为他们无论在企业管理和发掘及利用人才上,并无垂范后世的建树,那等于发大财却在社会层面无法“立品”(不少巨贾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数例子中,那只是他们为身后名的投资),令人引以为憾。据史塔威尔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设法获得专利,然后削减成本,提高边际利润率和绞尽脑汁交纳最少的税款,与西方社会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下竞争因此必须培养、聘请一流人才拓展市场进而对商业社会作出贡献,大不相同。

   (本文系《亚洲教父》一书的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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