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征:私有财产征收中的第三人受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 次 更新时间:2013-10-31 2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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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征  

  

   【摘要】 第三人受益之征收是指国家实行征收后使第三人成为新财产所有者并将实现公共利益的任务转交给这一受益私人。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规定征收的目的是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并未禁止征收后由第三人实现公共利益,也未禁止第三人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个人利益。与其他征收形式相同,第三人受益之征收同样需要通过比例原则的审查,其中适合性原则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充分且合理的措施确保第三人在成为新财产所有者之后实现公共利益。第三人受益之征收的补偿主体原则上可以由国家与第三人之间的协议来确定。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征收;第三人受益;比例原则;公共利益

  

   一、我国宪法中的私有财产权条款

   2004年私有财产权入宪不仅意味着宪法明确保护财产所有者的主观权利,还标志着“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制度被宪法认可,这对于宪法和法律解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私有财产的征收主要涉及财产所有者的主观权利,而非制度保障功能。

   作为主观权利,宪法中的私有财产权本质上并非保障财产本身,而是保障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人,是一项人权。私有财产权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占有、使用或处分财产的权利。 [1] 私有财产权不仅是个人生存的重要前提,还是其他自由权的物质基础,其目的是保障基本权利主体的私人空间和施展自由的可能,以便使个体在国家面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能够自主安排和规划私人生活,发挥创造力,并独自为此负责。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这意味着国家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可以是公共利益,也可以是其他个体的基本权利。但第13条第3款却认定仅以追求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征收和征用才可能合宪,保护其他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得成为征收和征用的理由。笔者认为,严格依据文本解释会引发诸多问题,比如一个人的生命在多数情况下很难解释为公共利益,而当符合其他条件时,若为了挽救某人的生命不得不征收或征用某一私有财产,实施征收或征用应当被视为具备宪法正当性。修宪者仅将公共利益列为征收和征用的理由或许是因为延续了传统观念,认为公共利益必然高于个人利益,并有意通过将其作为对征收和征用这两种对私有财产权特定形式的“限制之限制”将私有财产权提至高于其他基本权利的位置。但无论如何,这一文本上的限定至少意味着不同公民的私有财产之间不存在高低之分,宪法禁止根据价值等因素将私有财产划分等级,不得以保护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为由征收或征用某一公民的私有财产。

   另一方面,既然宪法明确规定了征收和征用的可能并在第13条第3款中规定了征收和征用的前提条件,私有财产权绝对不可能享有类似德国基本法中“人的尊严”所处的宪法地位,即作为最高宪法价值不得触犯。虽然私有财产权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但其与财产所有者所属的社会密切相关。 [2]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国家任务的不断增加,国家不可能完全不介入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权,甚至私有财产权这一概念本身就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且具有流变性。 [3]

   尽管如此,私有财产权仍然主要是针对国家的防御权,而非公民义务。历史和实践无数次证明,私有财产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轻微变动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4] 虽然我国宪法中诸多社会权条款会对私有财产权的解释产生影响, [5] 但由于实现社会权往往需要大量公共财政支出,其须适用“可能性之保留(Vorbehalt des Moeglichen)”原则,因此多数社会权条款不应被视为宪法委托,而应理解为具有导向作用的宪法授权,在这些条款的导向作用下,立法者可以根据当前的社会条件和实际发展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决定是否行使这些授权。

   关于第13条第3款中征收条件的规定,草案最初的表述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为了明确“依照法律规定”字眼不仅包括征收、征用的主体和程序,而且还包含补偿的内容,后将“并给予补偿”前的逗号删去。 [6] 可见,第13条第3款中蕴涵的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且法律必须规定征收目的、征收条件、征收主体、征收程序、补偿主体、补偿程序等内容。至于法律的明确程度,特别是对征收目的的细化程度,则取决于规范对象本身,不可一概而论,在注意法律清晰性和明确性的同时还应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否则冗长的法律制定和修改程序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总之,关于征收的法律规定既是征收的依据,也是征收的界限。

   只有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才可能导致补偿,补偿使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状态保障(Bestandsgarantie)转化为价值保障(Wertgarantie)。 [7] 价值保障属于私有财产权的次要保障范畴,状态保障具有优先性, [8] 毕竟私有财产权首先保障的是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拥有和使用,而不是财产的价值数目。对于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补偿无法使其正当化,财产所有者可利用防御权功能针对征收行为进行防御。 [9] 此外,宪法明确补偿制度还具有警示作用,立法和行政机关在决定实施征收前必须考虑到征收带给公共财政的压力。正是因此,与基本权利的事实损害 [10] 不同,征收只可能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为。

  

   二、第三人受益之征收的宪法许可性条件

   第三人受益之征收是指国家实行征收后使第三人成为新财产所有者并将实现公共利益的任务转交给这一受益私人。 [11] 在此,作为新财产所有者的私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但法人不得是类似“国有企业”这种披着私人外衣的公权力。从宪法角度来看,如果国家应对某一法人的活动施加决定性影响,那么这类法人原则上不属于私人范畴。 [12] 第三人受益之征收被宪法许可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公共利益能由私人来实现;第二,宪法中的征收规定允许第三人受益。

   (一)公共利益能否由私人实现?

   通过上文的阐述不难看出,宪法中征收的条件并不包含受益者这一范畴,征收主要考虑的是财产所有者的损失和国家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而实际上,任何实现公共利益的措施都必然(应)使一部分(不特定的)群体受益。根据德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界线并非通过受益者数量的多少判断,而是根据受益者群体是特定的还是不断变化的。 [13]

   我们无法给公共利益统一下准确的定义,公共利益必须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具体个案来界定,甚至可以说这一概念的意义恰在于其存在解释的空间。但我们却可以明确将一些肯定不属于公共利益的利益排除,比如国库增收,虽然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通常是实现公共利益,但增加财政收入本身不得被视为公共利益,否则几乎全部征收均具备正当理由。国家为了满足财政所需,应采取预算和税收制度,征收不是国库增收的工具,不是税收的附属制度。 [14]

   那么私人到底能否实现公共利益呢?在此首先需要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公共任务和国家任务。 [15] 从宪法角度来讲,公共任务即实现宪法认可的公共利益的任务,比如能源供给、医疗、住房、交通、教育等民生问题,而国家任务则是(应)由国家亲自接管的公共任务。 [16] 国家任务虽然都是公共任务,但公共任务却未必是国家任务,很多公共任务完全可以由社会个体和团体来完成,甚至一些社会个体和团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会实现公共利益,即在客观上完成了公共任务,这时国家通常不必也不应干预。 [17]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展经济属于典型的公共任务,但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这一任务却主要由私营企业来完成。可见,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未必总是冲突和对立的,二者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更多的体现出一致性。二者越具有一致性,国家的介入通常就越缺少必要性。 [18]

   在征收问题上,由私人实现公共利益同样不存在宪法文本上的障碍。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明确规定征收的条件之一是国家以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目的。这一条款将目光集中在公共利益上,而非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因此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对于征收的合宪性并无影响。 [19]

   德国学者Badura认为,宪法中的私有财产权条款不仅没有禁止私人完成公共任务,而且还要求公共任务优先由私人完成,因为优先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完成公共任务会破坏私有财产权的制度保障功能,而私人成为新财产所有者则不会触及私有财产权制度。 [20] 照此,宪法私有财产权条款要求在不得不采取征收措施的情况下,优先使私人成为新财产所有者,而非国家。国家有义务审查公共任务是否可以且应该优先由私人完成,在得出肯定答案的情况下,国家必须实行第三人受益之征收。但笔者认为,第三人原则上至少不应享有请求国家实行征收并转让财产的主观权利,否则会给当前的财产所有者带来极大的不安定性,这与私有财产权保障精神不符。更重要的是,主观公法权利产生的前提是宪法或法律的相关规定旨在保护个人利益, [21] 而宪法私有财产权条款以及规定征收的相关法律规范并非旨在保护受益第三人的权利,其目的是保护原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以及通过规范国家权力来促进公共利益。

   (二)宪法中的征收规定是否允许第三人受益?

   不得否认的是,基于人的利己本性,私人在无法实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通常不愿通过“义务劳动”去实现公共利益。换言之,只有在能够同时实现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即当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时,私人通常才可能去实现公共利益。那么宪法中关于征收的规定是否允许作为私人的第三人受益呢? [22]

   我国宪法文本要求国家实行征收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单纯为满足私人利益而实行的征收肯定不合宪,但宪法并未禁止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私人利益,换言之,新财产所有者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是否受益对于征收的正当性并无影响。在新财产所有者看来,追求个人利益通常是首要和最终目标,实现公共利益仅为手段,而第13条第3款中的“为了”二字要求国家不得以实现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在国家看来,第三人受益只可能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和附带结果。宪法是约束公权力的根本大法,国家征收行为的目的和结果受私有财产权条款的约束,而第三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受其约束,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

一些德国学者认为第三人受益之征收会导致原财产所有者的经济自由空间受到限制,而另一私人的经济自由空间增强,较之于其他征收形式具有更多不公正性,因此主张对这类征收提出更高要求。有学者主张仅当公共任务只能由私人完成时,这类征收才合宪。还有学者主张第三人受益之征收的目的必须是实现宪法明确保障的价值或法益,仅在普通法律中规定的公共利益并无法使第三人受益之征收正当化。 [23] 笔者认为,任何提高这类征收门槛的做法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任务优先由国家完成,这与上文分析的结果不符。与第三人受益之征收相比,国家在实行征收后亲自实现公共利益并不属于对私有财产权限制强度更小的手段,无论是对于所要追求的公共利益还是对于原财产所有者的损失,二者均无本质区别。Seufert认为在私人受益的征收中,既然宪法明确规定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那么公共利益较之于并列存在的私人利益必须占据主导地位。 [24] 照此,即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也要将二者进行衡量。这一观点同样不正确,公共利益起主导并不意味着最终实现了公共利益,同理,私人利益为主导也不意味着未实现公共利益,征收条款的根本目的是合理的实现公共利益,而非让并列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一决高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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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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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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