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柏峰: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 次 更新时间:2013-10-29 20: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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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宜黄事件”是一起因传媒监督而具有法律意义的典型事件。对该起事件的调研及对相关新闻内容的梳理表明,其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存在瑕疵,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相关传媒也未能坚持中立的立场,报导中未能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公正,未能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因此,该案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出现了法治偏差。这与传媒介入的特性有关,更与传媒追求商业利益的倾向有关。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力量,也可能影响传媒监督权的立场。承担公共表达职能的传媒,是现代法治国家共同价值的维系纽带之一,因此需要平衡商业利益和政治力量的制约,塑造传媒监督的健康立场。这可以通过职业伦理约束和法律规范的共同作用来实现。

   关键词: 宜黄事件;传媒监督权;法治:中立立场

    

   一、研究思路与个案进程

   最近十年来,中国传媒的发展,给社会发展和法治建设带来了冲击和机遇。通过传媒监督寻求法律救济,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推进社会制度的革新,在过去十年表现得非常突出。尤其是网络传媒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见表达的时间和地域限制,使人们可以通过BBS、 QQ、博客、微博等技术手段,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地参与社会生活,表达政治意见。借助网络媒介,人们的互动关系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而法治热点事件,彰显了当下传媒监督权在法治建设中的巨大力量。尽管如此,网络时代的传媒,对于法治建设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缺乏对其的制约则会造成负面影响,[2]成为私人和商业机构谋取私利的空间和手段,引发对国家和法律的怀疑、藐视和抗拒,消弭传媒监督权的公共性。

   借助一个具体的法律事件—宜黄拆迁事件和围绕这一事件的传媒监督实践,本文试图梳理其中传媒监督权的行使及其对法治实践的影响。为此,2011年5月,笔者对“宜黄事件”的相关知情干部和群众进行了访谈。为了保持客观,本文尽量使用媒体上公开的材料,在必要且没有公开材料时才使用访谈材料。此外,本文之所以使用“传媒监督权”这一概念,而不是更为常见的“舆论监督权”,是因为在宜黄事件中,传媒是舆论监督权行使的主要途径。

   从事件进展来看,传媒对政府的监督对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传媒监督的发展脉络是:传统媒体报道→网络转载→宜黄官方回应→网络讨论一传统媒体报道→微博“直播”引发网络热议→传统媒体跟进→网络讨论达到舆论高峰→事件解决→传统媒体和网络继续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传媒监督有两大特点:一是如同在其它热点事情中一样,网络改变了意见表达的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从而可以通过网络迅速聚集意见,形成“民意”,进而最终强化传媒监督的力量;[3]二是微博的直播推动了事件的升级和发展,使舆论升温、白热化;三是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互相设置议程,配合跟进,网络媒体使消息传播得更加快捷,传统媒体则增强了信息的公信力,最终强化了传媒监督权的力量。

    

   二、“宜黄事件”中的传媒监督权行使

   (一)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

   新技术工具带来的对时空限制的突破,加强了传媒监督权的力量。这是网络时代的民主幸事。但是,它也对传媒提出了挑战。真实的信息是传媒监督的基础。在网络时代,事件一发生,传媒就可以迅速介入,不断报道并推动事件的进展。如果事件演变为受人关注的公共事件,报道就需要有后继消息和评论传出。而在更短的时间和不受限制的空间中,获取真实、客观、全面的信息,难度就更大,对传媒的职业要求也更高。在“宜黄事件”中,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如何呢?不妨仔细来看看:

   1.政府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员在拆迁现场?《南方都市报》记者引用当事人钟如翠的说法,政府“带着100多人的队伍”,并报道称一名路过的乡镇医生“除了看到近百人的拆迁队伍,还细心地发现在加油站旁有一辆消防车、一台黄色的挖掘机”。[4]而根据《潇湘晨报》报道,“钟如翠说,9月10日上午9点多,警察、城管大概40多人来到他们家,说有人举报钟家有汽油,要进屋检查汽油。”[5]从目前网络上可见的照片来看,现场最多也就30人左右,其中钟家就有13人,事发时还有亲戚前来助阵。到底是钟家在撒谎,还是媒体在不实报导?记者是否有编造现场工作人员数量的嫌疑?是否有制造政府“围攻”钟家的假象,以博取公众同情,从而误导舆论的嫌疑?

   2.政府工作人员到底有没有救人?对此,《南方都市报》等媒体起先并未提及。不少网络媒体报道说“副县长和警察叉腰阻救人”,称“在场的官员警察等人无一施救,甚至家属想去救人还被阻止,事后还威胁家属不许上访以及向媒体透露此事”。[6]这与宜黄官方宣称的有很大出入。[7]此后,《南方都市报》的一篇报道纠正说,“此前她(钟如翠)对记者说,无政府人员参与救人。昨天在与记者认真看了照片之后,她承认,政府确有工作人员参与了救人。”[8]即便如此,后来的网络媒体转载,仍然都说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参与救人,而纠正的报道却石沉大海。无疑,钟家起先有所撒谎,后来虽有媒体纠正,大部分媒体仍然选择性地接受先前的“事实”。媒体为何故意忽略甚至歪曲某些事实?是否有制造工作人员不但不救人反而阻止钟家救人的假象,以获得公众对政府的恶感,从而误导舆论的嫌疑?

   3.现场照片从哪里来?各种媒体刊用了十多张现场照片,却没有一家媒体说明其具体来源。这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南方都市报》记者曾交代:“南都记者获得了事件现场目击者拍摄的一组照片,113张照片详细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相机的日期、时间设定有误,记者只能从照片记录瞬间的时间间隔来还原现场。”[9]《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年纪最小的女干部”说,“只有事先爬上对面的建筑工地,并架好三脚架,才能拍到如此清晰的自焚及跳楼照片。”“以我的(摄影)专业常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们(钟家)蓄意而为,早已准备好了汽油,准备好了拍照的。”[10]记者写到这里,仍然回避了这些照片的来源。现场照片的来源,直接牵涉到事件的性质。正像“年纪最小的女干部”所说:钟家对面没高楼,只有建筑工地,113张清晰整齐的照片是谁拍的?在笔者调查中,有人说:钟家联系了记者,准备了汽油,等着政府来就开始演戏!

   4.钟家人直接往身上倒汽油了吗?《南方都市报》、《新世纪周刊》等报的记者引用几位证人的话说,罗志凤和叶忠诚“有拿着汽油壶从头上倒下来的动作”。[11]其后《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却只是说:“下面看热闹的人说,两位老人本来想在房檐上点火,没想到汽油威力大,很快烧到自己。”[12]一篇发在博客上的记者稿件提及,收治伤者的南昌医院的罗医生说,叶忠诚“意识清醒,烧伤面积比较大,虽然烧得不深,不过因为是老人家,现在仍然是最危险的一个。”[13]从新闻报道来看,三个人中燃烧时间最长的是叶忠诚,如果真是将汽油从头往下淋,会烧得不深?从前述网络照片来看,钟家并没有人直接往身上淋汽油。

   5.照片中是着火的钟如琴吗?事发后的第二天,网络刊发了拆迁自焚现场的数幅照片及事件的大致报道。其中有一幅照片,被很多媒体说成钟如琴着火后跳下的情景,但事后确认并非如此。“之前报道最惊心的一幅照片是一团火球从二楼掉到一楼的瞬间,那团火被认为是着了火的钟如琴,但南都记者昨天经过认真判读系列照片,结合官方情况说明发现,那团火不是钟如琴,而是着了火的棉被。”[14]没有确凿根据,将揣测当作事实进行报道,事后被证伪,这是对传媒公信力和记者职业素养的一大损害。通过深人事件现场采访,这种报道失误本来可以避免。

   6.钟家人在事件中做了什么?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读者很容易联想到钟家被逼以自焚来捍卫私有财产。但是,钟家并不一定是所谓“被逼自焚”。在笔者调研中,宜黄有群众说,钟家想比照旁边的加油站来置换商业用地,但是政府不答应,居住用地怎么可能置换成商业用地呢?于是,钟家就要抗争。从网络照片来看,钟家小女儿钟如九,在家人泼汽油纵火、自焚时,都在淡定、理智地摄像。这似乎不太符合常理。一个合理的猜测是,钟家早已做好准备,等政府前来拆迁时,就让老人和妇女以纵火、威胁自焚相抵制,并做了拍好照片诉诸传媒的准备。他们的行为试图达到的目标,大约是既不会真正伤害自己,又可以恐吓政府,还能博得公众的同情,从而迫使政府满足其补偿要求。事件结果却是始料未及的悲剧。

   在记者谭人玮报道文章所附的照片中,可以清晰看见,钟如琴所谓的“自焚”,其实是她先扔点燃的被子攻击他人,然后向着火的衣物泼汽油的场景。[15]谭人玮也明确讲到了这一点。从这几张照片的顺序来看,钟如琴先是在室内用燃烧的被子攻击楼下的政府工作人员,接着又泼汽油到被子上,可能是发现被子已经熄灭,于是又在室内点火试图把楼下的汽油引燃,结果引火上身。她并非故意自焚,而是不小心着火。罗志凤则向房屋泼洒了汽油并纵火。此时,紧贴钟家房子正停放着一辆运输油品或液化气的槽罐车,邻近还有加油站,他们应该了解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媒体却对此都视而不见。

   如此看来,在宜黄事件中,传媒监督权的信息基础还真不太牢靠。当然,不可能要求传媒监督的所有细节都完全真实。“在报道任何事件的时候,如果传媒都谨小慎微,‘治学严谨’,对所有细节均要考订准确,那么就是以科学家的标准要求记者或传媒文章的作者,新闻本身的时效性便谈不上了。”[16]倘若如此要求的话,传媒就只好缄口不言,传媒监督权的行使空间将会不存。早在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便判决认为,所有情节均须属实的要求,势必会导致自我审查的效果。[17]但是,即使以最宽松的标准进行要求,现场有多少人,政府人员有没有救人,关键事实都出错,新闻照片没有来源,这些似乎都是难以原谅的问题,有违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而且,新闻报道从一个网站被转载到另一个网站,报道内容也会出现关键性的差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没有真实可靠的信息基础,传媒监督如何让人信服?

   (二)传媒监督权的中立立场

   在热点事件中,当事人在面对政府时处于弱势的位置,因而寻求传媒支持,使“冲突社会化”,这是可以理解的选择,而网络传媒也为民众表达情绪和态度提供了一个理想渠道。媒体关注的是事件的新闻性,偏好讨论事实真相和行为的道德性。这种关注应该有恰当的度,否则,媒体就很容易从自己的视角出发给事件定性,传媒监督就变成了“传媒审判”。因此,传媒监督权在行使过程中,保持其中立立场就很重要。其基本要求是,传媒报道的内容应当大体上平衡,兼顾冲突双方的话语权,站在对立双方的立场上做辩证报道,对双方有利的事实和理由都应该得到陈述,给双方以相同的陈述版面或时段。这样,传媒才能既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又不容易遗漏重大信息,为事件双方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为民众看待事件提供全面思辨的视角,从而最终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在宜黄拆迁事件中,我们很少看到客观公正的报道,传媒监督权行使未能表现出中立立场。

1.选择性地安排新闻报道版面。很多传媒在报道中故意删除接近真实情况的报道,而采用误导性语言来歪曲事实。谭人玮曾写了一篇较为接近事实的报道。[18]这篇报道纠正了之前的不实报道,但奇怪的是,没有一家门户网站转载这篇报道。在它出来以后,很多媒体仍然转载不实的报道。前已提及,从这篇报道所附的照片,可以清楚看出事发当时的真实情况。很多媒体在转载失实报道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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