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制度优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6 次 更新时间:2013-10-29 16: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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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冬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制度多样性日益得到普遍承认,各国都在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发展道路。同时,由于交往的深化,制度绩效在国家层面上具有了更大的可比性。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制度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充分发挥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制度优势既得益于中国制度的独特性,更来源于制度运行符合全球化对政治权力的普遍要求。

   [关键词]制度多样性; 制度绩效; 中国制度优势; 全球化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制度作为调节和规范社会关系的规则,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即便同属于同一类制度模式,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随着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不同制度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在增加、深化,所面对的变化、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必须承认,诸多的变化都是全新的,各类新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不同的制度都要根据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来有效调动自己的判断力、适应力和应对力。在应对这些变化和问题的过程中,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也由于制度绩效的分化得到了更全面的体现。中国的快速发展被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案例之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都承认这样的事实: 通过有效发挥制度优势,中国把握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不仅很好地解决了本国的发展问题,而且为解决各国面对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选项。中国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全球化时代坚持制度多样性的意义。

    

   一、制度自觉与制度多样性的凸显

   冷战结束之后,“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反而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瓦解,各国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空间与更大的自主性,可以突破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教条束缚,从本国国情出发来建设和完善本国的制度。各种文明、文化也获得了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文明的多样性得到了广泛承认。“文明冲突论”虽然存在内在的缺陷,但其前提是对文明多样性的承认。大量的事实表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美国化,反而激发了其他文化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为它们的强大复兴提供了条件。联合国从 20 世纪末期开始,提出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推动全球范围内多种文明之间的开放性对话。这一呼吁不仅写入了联合国的文件,而且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支持,成为世界性共识。制度作为文明的精华、文化的结晶,既体现了这种多样性,也是多样性的重要保障。不同的制度,形成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影响甚至规定着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维护制度多样性,就是尊重不同群体的历史选择以及现实践行。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更多主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促进了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交往,为它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更大平台。有学者认为多样性的呈现标志着全球化升级到 2. 0 版或者第三波。[1]制度多样性不仅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成为不同主体,尤其是各国政府的能动追求,制度自觉不断提升。一方面,在频繁深入的交往中,不同制度加深了了解,在更全面认识对方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制度自觉和自信在比较中得到恢复,乃至增强; 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以及各自的独特问题,不同制度的优缺点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现。没有完美的、一成不变的、唯我独尊的制度,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断地自省和自我变革,以保持活力。

   随着制度自觉的提升,对于制度多样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首先,各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既反映了各国国情的不同,也体现了各国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差异,由此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化不简单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实践形式,形成了多种现代性。各国发展实践表明,不论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都不能简单地因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照搬“华盛顿共识”改革处方,必须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道路、可行的方案,调动国内各种因素,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实现自主发展、本土发展、内源性发展。否则,即便有美丽的规划、精致的方案,也不能取得预期成绩,反而会导致重大损失,甚至灾难性后果。即便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面临着再工业化、再现代化的巨大挑战。在多元的世界中,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不能指望单一制度、单一模式、单一思想提供万能的良方,必须允许和鼓励多种制度道路的探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说,经济实力激发了文化和政治自信,全球化 2. 0 版意味着多种认同的相互依存,而非一个模式包打天下。[2]

   其次,世界多极化格局为各国制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大国主导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也相应瓦解,世界范围出现了新一轮建国热潮,出现了更多的国际主体。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转移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个变化。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欧盟、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均衡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有利于抵制“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利于弱化意识形态的制约,为各国坚持本国制度,实现自主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的失败,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建成的。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各国也在努力动员本国优势,制度的重要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尽管各国更容易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复制他国的制度,但是必须使外来的制度实现本土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三,即使是有很多类似性的制度也不能简单等同,而是存在各种差别。在冷战期间,各国制度被轻易地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二元标准划分,只强调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既有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有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还有北欧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而在每一种模式中,还存在国家间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模式中,既有前苏联模式、古巴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也有其他富有国家特色的模式。这些制度差异远远不是意识形态所能解释的,而是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地理人口环境、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国家利益的明显化,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性更加突出,并且这些差异性往往成为决定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的不同应对方式及其取得的效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即使是同一种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具有历史多样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现在的成熟稳定制度都经历过重大变革。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制度,在制度内容和运行方式等方面,与 200 年前、100 年前,哪怕是半个世纪之前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化更大,甚至发生着颠覆性变化。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使每个国家主动调整制度,但是并非都能取得突破和成功。即便是所谓制度完善的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制度改革的困难。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政党领导人频繁变动,欧盟部分成员国遭遇的高福利改革僵局,美国一波三折的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基础设施的艰难改造,以及席卷英美多国的“占领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说明了西方国家的制度改革深受长期固化的利益格局制约,短时期难以实现制度的自我纠错和改进。

    

   二、治理危机与制度绩效

   在制度多样性得到广泛承认的同时,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再工业化这些重大社会经济变化也对各国制度运行提出了崭新而严峻的挑战,各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治理问题或危机,一方面各国制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僵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无法及时回应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制度绩效发挥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要求和期待。

   比较而言,一直对自身制度充满信心,并且力图将之推及世界的西方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受困于制度的制约,难以对面临的问题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遭遇到严重的治理危机。库普钱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个: 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 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 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3]前苏东国家虽然进行了彻底的制度重建,但是转型过程艰难。无论是制度性质的改变,还是具体制度的调整,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停滞、严重的社会危机,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落后于改革前。显然,制度转型不仅是制度形式上的,更要体现在制度效果上。

   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着发展困境。在制度形式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参考西方的制度设计,建立了一套完整相似的制度,但是与本国国情脱节,无法有效运行。即使是实现了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由于国家的治理能力不足,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无法仅仅依靠选举来解决。不仅这些国家自身,而且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越来越认识到简单的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国家发展的重点从建立西方式的制度转变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4]这说明,有效的制度,必须是扎根于本国国情的制度。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显示出治理的改善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民主化来实现。简单地使用民主———专制这样的两分法来看待这些快速发展国家,无法客观全面地理解这些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与本国制度的关系。这种认识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一方面,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学者开始认真地检讨关于中国的判断,更加客观地对待中国的制度特点和制度优势;[5]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做法也开始受到发展中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新闻周刊》在2009 年的一期杂志上以“为什么中国行得通?”作为封面标题。在内文开篇就说,“中国是今年唯一一个可能取得靓丽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

   治理重要性的提升,说明了不同的制度都会遇到治理的困境,但也会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陷入对制度的价值预判或者意识形态定性,尤其不能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不同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而要重视制度的治理绩效。“在一个政治经济模式相互竞争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为民众提供物质利益的能力来判断哪种模式更具吸引力,而无论这种模式有多民主。对于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与西方不同的制度,只要它们推动的是进步而不是暴力,西方就应该尊重它们的政治自主权。”[6]

制度绩效集中体现了制度运行的结果,它指的是制度运行取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效果,集中体现为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不同的制度会实现同样的制度绩效。[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近年来进行的治理指标评估都可以视为对制度绩效进行比较和评价的实践探索。而一些学者也以“治理”为核心概念设计了多个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选取了一定量的国家进行评估实验。这些努力说明,即便是不同国情下的不同制度,在许多领域也是可以进行绩效比较的,可以确定较为客观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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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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