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制度多样性日益得到普遍承认，各国都在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发展道路。同时，由于交往的深化，制度绩效在国家层面上具有了更大的可比性。中国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制度优势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充分发挥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制度优势既得益于中国制度的独特性，更来源于制度运行符合全球化对政治权力的普遍要求。

［关键词］制度多样性； 制度绩效； 中国制度优势； 全球化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制度作为调节和规范社会关系的规则，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套具有本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即便同属于同一类制度模式，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随着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不同制度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在增加、深化，所面对的变化、问题也越来越具有共同性。必须承认，诸多的变化都是全新的，各类新问题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不同的制度都要根据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来有效调动自己的判断力、适应力和应对力。在应对这些变化和问题的过程中，制度之间的差异性也由于制度绩效的分化得到了更全面的体现。中国的快速发展被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案例之一，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都承认这样的事实： 通过有效发挥制度优势，中国把握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不仅很好地解决了本国的发展问题，而且为解决各国面对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新的参考选项。中国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全球化时代坚持制度多样性的意义。

一、制度自觉与制度多样性的凸显

冷战结束之后，“历史并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反而迸发出巨大的活力。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瓦解，各国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空间与更大的自主性，可以突破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教条束缚，从本国国情出发来建设和完善本国的制度。各种文明、文化也获得了充分展示自我的机会，文明的多样性得到了广泛承认。“文明冲突论”虽然存在内在的缺陷，但其前提是对文明多样性的承认。大量的事实表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美国化，反而激发了其他文化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为它们的强大复兴提供了条件。联合国从 20 世纪末期开始，提出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推动全球范围内多种文明之间的开放性对话。这一呼吁不仅写入了联合国的文件，而且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和支持，成为世界性共识。制度作为文明的精华、文化的结晶，既体现了这种多样性，也是多样性的重要保障。不同的制度，形成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影响甚至规定着当下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维护制度多样性，就是尊重不同群体的历史选择以及现实践行。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更多主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促进了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交往，为它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更大平台。有学者认为多样性的呈现标志着全球化升级到 2． 0 版或者第三波。［1］制度多样性不仅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成为不同主体，尤其是各国政府的能动追求，制度自觉不断提升。一方面，在频繁深入的交往中，不同制度加深了了解，在更全面认识对方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制度自觉和自信在比较中得到恢复，乃至增强； 另一方面，面对越来越多的共同问题以及各自的独特问题，不同制度的优缺点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现。没有完美的、一成不变的、唯我独尊的制度，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断地自省和自我变革，以保持活力。

随着制度自觉的提升，对于制度多样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首先，各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既反映了各国国情的不同，也体现了各国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差异，由此使人们认识到现代化不简单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实践形式，形成了多种现代性。各国发展实践表明，不论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都不能简单地因循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照搬“华盛顿共识”改革处方，必须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合适的道路、可行的方案，调动国内各种因素，增强文化自觉和制度自信，实现自主发展、本土发展、内源性发展。否则，即便有美丽的规划、精致的方案，也不能取得预期成绩，反而会导致重大损失，甚至灾难性后果。即便是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面临着再工业化、再现代化的巨大挑战。在多元的世界中，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不能指望单一制度、单一模式、单一思想提供万能的良方，必须允许和鼓励多种制度道路的探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说，经济实力激发了文化和政治自信，全球化 2． 0 版意味着多种认同的相互依存，而非一个模式包打天下。［2］

其次，世界多极化格局为各国制度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冷战结束后，美苏两个大国主导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也相应瓦解，世界范围出现了新一轮建国热潮，出现了更多的国际主体。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实力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转移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个变化。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欧盟、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多极化世界格局的均衡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有利于抵制“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有利于弱化意识形态的制约，为各国坚持本国制度，实现自主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过程中的失败，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建成的。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各国也在努力动员本国优势，制度的重要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尽管各国更容易学习借鉴，乃至移植复制他国的制度，但是必须使外来的制度实现本土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三，即使是有很多类似性的制度也不能简单等同，而是存在各种差别。在冷战期间，各国制度被轻易地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二元标准划分，只强调两大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内部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既有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有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还有北欧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等。而在每一种模式中，还存在国家间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模式中，既有前苏联模式、古巴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也有其他富有国家特色的模式。这些制度差异远远不是意识形态所能解释的，而是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地理人口环境、社会政治力量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国家利益的明显化，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性更加突出，并且这些差异性往往成为决定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的不同应对方式及其取得的效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即使是同一种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具有历史多样性。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现在的成熟稳定制度都经历过重大变革。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制度，在制度内容和运行方式等方面，与 200 年前、100 年前，哪怕是半个世纪之前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化更大，甚至发生着颠覆性变化。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使每个国家主动调整制度，但是并非都能取得突破和成功。即便是所谓制度完善的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制度改革的困难。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政党领导人频繁变动，欧盟部分成员国遭遇的高福利改革僵局，美国一波三折的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基础设施的艰难改造，以及席卷英美多国的“占领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说明了西方国家的制度改革深受长期固化的利益格局制约，短时期难以实现制度的自我纠错和改进。

二、治理危机与制度绩效

在制度多样性得到广泛承认的同时，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再工业化这些重大社会经济变化也对各国制度运行提出了崭新而严峻的挑战，各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治理问题或危机，一方面各国制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僵化，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无法及时回应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制度绩效发挥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要求和期待。

比较而言，一直对自身制度充满信心，并且力图将之推及世界的西方国家，面临的治理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受困于制度的制约，难以对面临的问题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遭遇到严重的治理危机。库普钱认为，目前西方世界出现了治理危机，西方治理模式进入了明显的无效期。原因有三个： 一是全球化已经使这些国家的许多传统政策工具失灵； 二是西方国家民众要求政策解决的许多问题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 三是国内社会公众情绪低落并且分裂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竞争以及制度制衡。［3］前苏东国家虽然进行了彻底的制度重建，但是转型过程艰难。无论是制度性质的改变，还是具体制度的调整，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停滞、严重的社会危机，许多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落后于改革前。显然，制度转型不仅是制度形式上的，更要体现在制度效果上。

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着发展困境。在制度形式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参考西方的制度设计，建立了一套完整相似的制度，但是与本国国情脱节，无法有效运行。即使是实现了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化，由于国家的治理能力不足，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无法仅仅依靠选举来解决。不仅这些国家自身，而且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越来越认识到简单的制度移植存在的问题，并且把这些国家发展的重点从建立西方式的制度转变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4］这说明，有效的制度，必须是扎根于本国国情的制度。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显示出治理的改善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民主化来实现。简单地使用民主———专制这样的两分法来看待这些快速发展国家，无法客观全面地理解这些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与本国制度的关系。这种认识在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一方面，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学者开始认真地检讨关于中国的判断，更加客观地对待中国的制度特点和制度优势；［5］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做法也开始受到发展中国家，乃至一些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新闻周刊》在2009 年的一期杂志上以“为什么中国行得通？”作为封面标题。在内文开篇就说，“中国是今年唯一一个可能取得靓丽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惯常打破经济教科书每一个原则的国家”。

治理重要性的提升，说明了不同的制度都会遇到治理的困境，但也会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发挥出各自的优势。因此，要尽可能地避免陷入对制度的价值预判或者意识形态定性，尤其不能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不同制度优劣的最终标准，而要重视制度的治理绩效。“在一个政治经济模式相互竞争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为民众提供物质利益的能力来判断哪种模式更具吸引力，而无论这种模式有多民主。对于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与西方不同的制度，只要它们推动的是进步而不是暴力，西方就应该尊重它们的政治自主权。”［6］

制度绩效集中体现了制度运行的结果，它指的是制度运行取得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效果，集中体现为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不同的制度会实现同样的制度绩效。［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近年来进行的治理指标评估都可以视为对制度绩效进行比较和评价的实践探索。而一些学者也以“治理”为核心概念设计了多个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选取了一定量的国家进行评估实验。这些努力说明，即便是不同国情下的不同制度，在许多领域也是可以进行绩效比较的，可以确定较为客观的标准，形成底线性共识。如果制度运行有利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的改善和提高，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有效的，就会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

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不能简单地用当今横向的维度来衡量各国的制度绩效，必须选取历史纵向的维度来比较各国制度绩效提升的过程，并以此为主要尺度，再辅以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比较。尤其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各国的唯一标准。那样就会忽视各国为提高制度绩效所作的努力，也会导致对各国制度多样性的否定。库普钱在评论各国的政治多样性时提醒说，要认识到没有哪个国家哪种体制能够垄断“善治”的提供。正如没有民主的普遍形式，没有责任政府的普遍形式一样。［8］

制度绩效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进行不同的类型学划分。从制度作为一个系统的视角，可以将衡量制度绩效的标准分为三大类( 见表 1) ： 一类是制度产出标准，即制度能够提供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产品，包括秩序、基本公共品和集体行动； 第二类是制度输入标准，即社会成员对于制度的态度、要求及其表达，可以分为对制度的承认和参与两个层次； 第三类是制度改进标准，即制度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完善的能力，可以分为自我调整和自我纠错两个层次。只要达到其中的大部分标准，就说明了该国制度能够稳定运行，实现基本的治理效果，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第一，维持秩序。这是一套制度存在的最基本的功能，就国家制度来说，它首先要将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相互冲突造成整个国家的破裂、社会的动荡。［9］就单个制度来说，能够起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作用，减少社会成员成规模的破坏制度行为。目前国际社会讨论的“失败国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各项制度无法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性。

第二，提供公共品。从广义上讲，秩序也是一种公共品，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公共品的范围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充。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成了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有学者称之为“社会幸福主义”，即国家为了寻求统治合法性，给消费者提供不断增多的商品和公共设施。［10］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学者研究发现，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是这些新兴国家获得合法性支持的重要来源。白鲁恂曾说，“统治的合法性一方面为政治系统的一种属性，其特别与政府结构的绩效有关，取决系统能力的主要因素。”［11］由于公共品内容的丰富，所以可以选取社会安全、纠纷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的公共品作为衡量制度绩效的底线标准。

第三，实现集体行动。社会成员是多样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甚至对立，他们之间如何实现合作，在共同目标实现上达成集体行动是衡量制度绩效的重要标准。［12］制度发挥的是协调不同社会成员关系、调节和动员资源、确定责任和权利的功能。只有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整个社会发展过程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突发事件的增多，集体行动能力在预防风险、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第四，为社会成员提供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一个制度要运行起来，必须与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并作出相应的回应。表达和参与是社会成员对制度的输入方式，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制度输入方式，虽然表达和参与的方式与程度存在着差别。差别的存在既取决于制度的开放性，也取决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利益关系以及社会成员的能力。对于任何一套制度来说，社会成员的表达和参与不能超过制度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造成制度的瓦解。因此，表达和参与的可控性是衡量制度绩效的基本标准。

第五，制度要有自我调整能力。制度往往是对过去的经验和做法的总结和提升，虽然有普遍适用性和延续性，但是也有时空局限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加速，制度的适应力和调整力越来越重要。制度的自我调整能力，是可以通过制度输出和输入衡量的，但是也要关注制度自身的反思能力，尤其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于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以上五条标准的核心就是制度的有效性。亨廷顿在比较了各国发展差异后也承认，“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13］。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是否增进人们的团结，改善人们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1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面临大量的新旧问题，制度的有效性成为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应对危机、实现发展之间的鲜明对比，使制度有效性的讨论更为热烈。福山在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沦为“否决体制”［15］的同时，提出要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制度。在他看来，尽管中国的责任机制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业、提高生活水平等，其制度有效性远远超过了大部分类似的体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的模式足以启发各国思考，如果一国政治制度不契合本国的文化、历史条件，结果一定是水土不服。“中国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各国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灵丹妙药，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16］

三、从制度绩效上认识中国当代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多样性是通过制度间对话交流竞争，而非制度间隔离否定对抗呈现出来的。一方面，由于交往方式的丰富和活跃，人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其他国家制度的机会，也更有可能破除片面的成见或者意识形态标准来了解各国制度运行的细节、各国制度之间的差异，由此增强了认识上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在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的同时，也对本国制度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得国内期望与国际示范有效地互动起来，形成了推动制度调整变动的新动力。这种变化直接推动了各国制度的自我反思、相互学习以及自我改进。各国的制度优势和制度劣势不仅得到全面展示，也在处理许多新问题的过程中被放大。

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调整完善的过程。这是中国与许多国家在制度变革上的巨大差别。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不仅是为了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资源，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也是为了提高制度的开放性和竞争力，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推动制度的改革完善。因此，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更是文化制度意义上的。这些成就被凝练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提出，说明了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了更强的主体意识，正在从调整制度以适应环境转变为发挥制度优势来改善环境。

无论是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时间节点，还是以 1978 年改革开放作为时间点，中国发展取得的绩效都是明显的，并且被认为在经济发展上还具有强大的潜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这说明了中国制度不仅具有效力活力，也在不断增强吸引力。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的推进凸显了国家和制度的重要性，［17］为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和机会。高柏用“魔方国家”概括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模式，认为这样一种国家从来就不视其自身为环境变迁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它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时一直都采取先发制人的方式去建构起新的国家能力。［18］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将整个国家的制度优势与社会成员的活力、创造力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了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抓住了发展的机会。虽然中国的制度具有独特性，但是在运行上符合全球化时代对于各国制度提出的一般性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性是其适应了中国的国情，而其普遍性则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首先，坚持将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作为重要任务。对秩序的重视，既来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价值，也来自“文革”的沉重教训［19］，更取决于执政党对于中国发展所需前提条件的判断和坚持。1990 年 12 月 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稳定压倒一切”。1992 年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政治稳定”是不断前进的条件之一。后来江泽民多次论述了稳定的重要性，以及稳定与改革、发展三者的关系，认为稳定是“前提”。随着社会利益观念的多元化，社会差别的拉大，各类社会矛盾也在增加并时有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为艰巨。执政党一方面不断深化对社会稳定的认识，先后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念，来寻求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政策措施、制度机制，另一方面则加大实现社会稳定的资源投入，比如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政法机关建设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在展望中国的未来发展时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20］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的秩序优先在国家间竞争中显示出两个方面的明显优势： 首先，稳定的秩序是获得国际资本投资的重要条件。虽然中国长期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居于各国前列有多重原因，但是稳定的秩序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其次，稳定的秩序有利于国家进行长远规划。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在科学技术创新中掌握先机和制高点，在经济发展中实现比较优势的合理转化方面，国家的长期规划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不仅实现了稳定的秩序，而且显示出维持稳定秩序的能力。这可以为中国制定和执行战略规划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能够不断增加和改进公共品的提供。公共品种类很多，各国提供的各有不同。有效的公共品提供除了有赖于国家的财政能力外，更取决于国家是否愿意把提供公共品作为其基本的职能。相对于许多国家，中国有着重视基础设施类公共品提供的悠久传统，修桥铺路、兴办教育、消除瘟疫等历来被视为政府的重要任务。这个价值偏好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成为许多政府官员的内在行为准则。在当代，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一直是国家发展以及执政党执政的根本任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因此整个国家要不断发展，才能为满足这些需要提供物质基础； 执政党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自身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奋斗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外部性问题的增多，增加和改进公共品的提供日益重要。政府也在根据这个要求转变职能，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确定为政府的四项主要职能，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不仅加大了公共品提供的力度和种类，而且提高了公共品提供的针对性，优先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善公共品的提供方式，扩大公共品的提供主体，提高公共品提供的质量。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品提供无论在数量、质量还是提供方式上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公共品提供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中国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既增强了吸引资本投资的能力，也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的基础； 二是中国的公共品提供的增加和改善有着较强的经济支撑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增长，使得政府有较强的能力来实现公共品提供的不断增加和改善。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作用以及中国社会不断增强的公益意识，进一步推动了公共品提供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继续保持着集体行动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制度的突出特点。执政党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央享有较高的权威，掌握着巨大的资源，社会成员具有很强的认同和服从意识，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中国制度集体行动能力的支柱。在应对重大风险或危机的时候，这种集体行动能力充分展示出来，并且由于更多主体的参与，集体行动出现了新的形式和特点。比如，2008 年汶川地震救灾和其后的重建过程中，广大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各具特色的对口援建，都体现了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原有社会动员体制的深刻影响。

全球化产生和诱发了许多新的风险，往往超出了社会个体或者某个社会组织的应对能力，国家的作用得以凸显。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行动可以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分配责任与义务，达成有效的协作互助关系。尽管中国的集体行动能力和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但是相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行动依然具有很高的水平。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执政党保持着强大的组织体系，随着社会的变化努力调整着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互动方式，既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进组织体系中，也将组织延伸到新兴社会阶层之中。这种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为实现集体行动提供了制度基础。二是虽然社会利益观念日益多元化，但是相对于许多社会来说，中国社会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同质性，［21］比如民族、语言、文化等。而且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在诸多方面推动了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增强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这些变化正在潜在地推动着社会自主动员能力的提高，这既会制约政党———国家的动员能力，也会丰富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方式。

第四，通过提高制度的回应力，适应公民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公民政治诉求的增多增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通常方式是开放竞争性选举，让这些诉求相互竞争，并且对政权产生压力。但是，选举虽然能够解决利益诉求的表达，却并不一定能解决利益的满足。许多研究发现选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更重要的是，对于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实行自由选举的某些国家，选举后国家就进入了战争状态，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是经过历史演变而来的，已经形成了较为充分的存在条件，不能简单的照搬使用。［22］中国在制度上应对公民政治参与诉求的方式，除了拓宽制度渠道，倡导有序参与外，把更多的资源投入提高制度的回应能力、解决诉求提出或涉及的具体问题之中。这种结果导向而非程序导向的应对方式，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因为执政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判断，认为人们的政治诉求是由其经济条件决定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另一方面因为执政党坚持的发展理念，认为要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关键还是要发展，只有发展了，才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第五，保持较高的决策自主性，能够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规划。全球化时代也是相互依存的时代，一方面国家的决策面临更多的制约，另一方面大量新问题的出现又要求国家的运行不能受到某种力量的左右。保持决策的自主性就成为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西方学者在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和效果的时候，都认为中国决策和执行的高效率，有利于控制危机的蔓延，并认为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规划的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23］

决策的自主性分为国内自主性和国际自主性两种。就前者而言，中国相对于其他许多国家在制度上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是执政党强调自己的人民代表性和自身的无特殊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努力吸收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要求，推动民主协商，避免某个社会群体对决策的垄断； 二是决策采取民主集中制，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尤其重视集中，从而使决策能够顺利执行； 三是代议机构实行的“议行合一制”。在党代会和人代会中，许多代表来自政府部门。虽然这种代表结构引起了一些争议，却为政府部门更好地贯彻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决定和精神提供了制度条件。

就国际自主性而言，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24］并将其作为是所有改革开放措施的前提之一。中国强调的主权原则包括两个基本内容： 一是要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 二是要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这种自主性确保了国家在对外开放中的主动性，也因此避免了在许多重大决策中屈服于个别国家的压力或者跟风国际潮流。这种自主性的效果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历次重大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中充分体现出来。在约翰·格雷看来，由于中国领导者懂得历史，所以能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自立于全球自由市场之外并且根据自己的国情来决定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减少全球动荡的冲击。［25］

四、中国制度绩效实现的限度

任何一套制度都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是长期不变、永存永恒的，都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空限度。制度优势和劣势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关键是如何适应环境的要求，扬优抑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制度优势的发挥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会。这些优势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通过经济增长弥补甚至掩盖了制度的劣势。

国际社会囿于民主———专制的两分法，或者将威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一般化，用苏联体制的命运或者威权体制的命运来简单类比中国制度的前景，只关注中国制度的弱点，得出的结论更多的是悲观的。而新世纪以来围绕中国模式、“北京模式”的讨论，又将中国的制度优势盲目放大，将学术讨论扩散为政治判断，压缩了讨论的空间和想象的可能。这两类分析都存在着观念先行的内在缺陷，难以客观地看待充满活力的丰富现实。

对于中国制度优劣的认识，应该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多个国家，而非个别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系，进行更多方位的比较，既要避免“西方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这样的“历史终结论”，更不能盲目地夸大本国制度的独特性。因此，中国的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制度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在制度形式上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但在运行中遵循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近代以来，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各国，无不是实现了制度形式的独特性与制度运行的普遍性的有机结合。中国也不例外； 二是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增多，为中国制度绩效的发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不断通过明显的制度绩效强化本国社会对这套制度的认同，改变国际社会对于这套制度的偏见，从而为制度运行创造了更好的内外部环境。

30 多年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制度的绩效。在未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社会经济环境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将从根本上检验中国制度绩效发挥的限度。因此，中国的制度不能因为已经发挥出优势而放弃进一步改革完善的努力，优势会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要求的变化而逐步丧失，制度优势的升级势在必行。

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要实现制度优势的升级转变，必须实现两个重要任务： 一是将不断多元化的社会与整体性的制度实现更契合的对接，充分发挥不断壮大的社会力量，使制度优势从国家中心向国家———社会合作方向转变； 二是针对现有制度框架大、细节弱的特点，从机制、措施、技术等方面入手，提高制度运行的精细化水平，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使制度的优势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向调整社会关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