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哲:从汉冶萍公司兴衰看晚清宪政缺失与悲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13-10-28 19: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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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哲  

    

   【摘要】清末洋务工业化运动,由于落后生产关系与相对先进生产力的悖离,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折腾后最终归于沉寂,被世界誉为“亚洲第一雄厂”且为大清帝国第一家股份制改制企业的汉冶萍钢铁煤联营公司仍然难逃倒闭破产的厄运。缘何自近代洋务始的国有企业均易短祚而亡,一直为学术界所重。清末政治精英与商务精英们共同创设了汉冶萍公司,但由于其晚清帝国近代化先天准备不足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政缺失,在西方列强武力与资本裹挟的双重夹击中崩俎。本文意欲以汉冶萍为范例,寻绎晚清民族自强求富与变法救国宪政缺失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汉冶萍公司;近代工业化;清末洋务;宪政缺失

    

   引论

   近代洋务工业本是本着工业救国初衷而破题的,可是缘何又不能扛起实业兴国的大旗,甚至只能堰旗息鼓短祚而亡,多年来一直是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的一个难解之题。洋务初期的系列富国强兵之实业,在论到为何失败关键处,清廷总是托言“事实秘密,未能详知”而最后不了了之。民族企业生存的民主科学土壤与社会制度环境氛围不足、法律章制规范不足、人才培养储备不足、本土资本金准备不足,都是曾经的答案,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社会法律制度规范支持的缺失上寻找根由。

   研究汉冶萍公司及其主要人物,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历久不衰的课题。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费惟凯在其《19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汉冶萍案例》一书中提出,汉冶萍公司“是中国为工业化所作努力的缩影,也是后来民国官僚资本的前身。”它的兴衰源自于它那个时代法治规范的缺失,那个国家整体宪政制度的全无。换句话说,晚清的工业化努力没有配上国家法制建设和宪政努力的套。经济上变革乘坐的是火车,而政治上变法革新则是赶着驴车。一个完全不匹配的路数。他认为,这个“本来可以为国库生财、为民生舒缓、成为财富源泉的特大企业”之所以被断送,是因为它“自闭自封、不容许外人经营管理这个企业”,加上无最基准的公司法规,导致长官意志统驭企业而滥经营,最终为日人所控制{1}。日本学者中村义在谈论盛宣怀主持汉冶萍时说,在清末的政治史上,盛宣怀“仅仅是靠着一点与列强的联系来维系着个人气息奄奄的政治生命”和企业生命,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浮在大清国表面上的巨大泡沫而已。”{2}由于这些学者置身域外,不免受到种种研究条件的限制。依笔者愚见,发轫于19世纪70 - 80年代的洋务自强运动,他们所作的近代工业化努力,包括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张之洞辈曹,有几个不是像盛宣怀一样,是依附在晚清帝国虚华泡沫上的繁荣,因为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或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那种最根本的宪政制度设计和相应的法律规范近代化管理,致使国企的投入甚至股东的资本变成官员升迁的资本和官员的花翎。

    

   一、汉冶萍联营企业的兴起与晚清宪政法治的先天不足

   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创建炼铁厂,继而在大冶兴办铁矿。三年之后,这座标志着近代中国最具现代化特征的钢铁企业诞生,铁厂竣工投产。此后,受任接办汉阳铁厂的盛宣怀,在江西萍乡开设煤矿。1908年,经清廷农工商部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自此,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世界一流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兼集采矿、冶炼、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1]“大冶之铁,既为世界不可多之产,而萍矿又可与地球上著名煤矿等量齐观,是汉冶萍不独为中国大观,实世界之巨擘也。”[2]其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它的兴衰,基本上反映了近代中国钢铁工业近代化的历史,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单纯从公司的联营体制和公司章程关照汉冶萍公司可谓是中国最早的复合型股份制企业,包含的国有、商有和民间资本股份,并且在不同时期所占股份都呈动态状,始终变化着。诸如官办时期、官督商办时期、官商合办与商办时期股份变更和比例占有是大不一样的。而所持这种股份发展动态的背后却始终没有最基本的公司法进行规制和管理,往往依靠的是个人的官品权威或是传统把头式职权来管理联合企业,显然与国外的大企业相较,就差了一截。

   汉冶萍企业的催生孵化是与中国早期近代化洋务工业同步的,他们几乎怀着同样的富国求强的政治愿景和民生诉求,肩负着同样的发展民族工业近代化的使命感,诚如马建忠所言“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其公使傲睨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3]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内部产生出一批带有某些激进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官绅代表人物,形成了一个标榜“自强求富”,要兴办“洋务事业”的封建官僚集团,在工业技术上摒弃将西方的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井蛙之见,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法治思想和政治理念上,大胆吸收和移植西法,从国家法(宪法)到经济法,鹜赴云集般地兴办了江南制造局、汉阳枪械厂等10余家军事工业和上海轮船招商局等20多所民用工业企业。由于钢铁工业的落后,这些企业所需的钢铁原料全部依赖进口,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使得腐朽不堪的晚清王朝,更显得国力竭蹶。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洋务最具影响力的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铁器之器。”[4]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开办河北磁州铁矿,但因运道艰远,加之购买英国的机器设备不全,只得作罢。1875年,接受李鸿章密谕饬查中国地面产煤铁之区的盛宣怀,在湖北发现大量铁矿之后,遂在广济盘塘成立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巡抚潘开办清溪铁厂,经过5年多的建设,投人试产。终因运输不便,资金不足,燃料缺乏,加之经营管理不善,进展一个半月就被迫停产。连续两次的铁煤之开发均告失败,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原因是显见的,但政治制度的深层原因,晚清政府却总是不愿涉及。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痛感“凡武备所资,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需,无一不取资于铁,开办铁厂可以塞漏、开利源”(不论海防、塞防和民生均需铁产),遂有意开办铁厂。在此期间,清廷就修筑铁路发生了争论。醇亲王及张之洞等人提出修筑卢汉铁路的建议,该建议得到了清廷的支持。随着铁路的兴修,自办煤铁便成为当务之急,“开发此等矿山,为不可或缓之图。”张之洞提出,“欲修铁路,必先制轨,制轨必先设铁厂,否则事倍功半”。清廷深以为然,嘱其委托驻外公使,购买比利时科克里尔厂日生产铁100吨的高炉两座和其他配套机器设备,准备在珠江南岸的凤凰岗择地设厂。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南段。

   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广东铁矿贫乏,且营建厂房及购置机器的费用庞大,绝不是广东财政所能负担”为由,奏请将尚未运到的机炉,径运湖北或直隶。李瀚章上奏后的第13天,(1889年12月),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三天后便致电海军衙门及李鸿章,要求将铁厂移建到湖北,很快就得到清廷的批准,并由户部拨款200万两库平银,作为建厂经费。踌躇满志的张之洞,将在广东所定购之熔铁炉移到武汉,立排众议,将厂址定在楱莽丛生的汉阳大别山(今龟山)脚下。“汉阳铁厂之创设,此为取法欧美钢铁冶炼工程之嚆矢。”{3}也是晚清政府最大投资近代民生工程落户武汉的标志。

   笔者曾经翻阅汉阳铁厂的厂志档案,其于光绪十七年八月(1891年9月)破土动工,经过两年又十个月的施工,于光绪十九年十年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竣工,这一年也是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为湖广近代工业化培养人才。经过半年的试车投产,一些问题接踵冒出,其中突出的问题是焦炭不足。当时,国内能炼焦炭的煤矿,仅开平一处。在湖北境内开办的王三石煤矿,因水势过大而停闭;马鞍山煤矿虽然出煤,但含磺过重,须参用开平焦。“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及杂费水脚,需银十六七两。道远价昂,又不能随时接济。”[5]不得不购买英国、比利时等国的“洋焦”。因此,高炉时开时停,基本上不能正常生产,看来这一问题同样困扰了中国钢铁工业整整一个世纪。汉阳铁厂的总投资在588万两库平银以上,投产后两年间开支达160万两,而销售额只有24825两,仅占开支的1.6%。偌大的汉阳铁厂进退维谷。恰在此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既付出了巨额费用,又须交付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偿费,库空如洗,无力顾及入不敷出的汉阳铁厂。甲午战争的影响对近代中国而言不仅仅只是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更多的是对中国社会政治层面和转型的变法要求的刺激。面对这个沉重的打击,张之洞顿感“心力交瘁”,便下决心实施其早已拟定的“经久之计:将铁厂招商承办。”[6]然而,鉴于当时国内资金技术现状,更主要是懂得企业管理的本土人才凋零,使得他不得不反复冒出“华商力薄,不能任事”、“中华绅商,类多巧滑”的念头,同时致电清廷铁政局总办蔡锡勇:“铁厂仍以外洋包办为宜”。消息传出,遭到众人反对。湖南巡抚陈宝箴致电张之洞:

   衡州、湘潭均有佳煤可炼焦炭,正议开采供铁厂之用,忽闻铁政将与洋商合办,极用怅然。我公此举原为铁路、枪炮及塞漏危而设,诚中国第一大政,我公生平第一盛业。今需用正急,忽与外人共之,与公初意大不符合。且此端一开,将无事不趋此便宜之路。彼资日增,我力难继,必至喧宾夺主,甚为中国惜之。想公必早见及。或其中尚有屈折,或合办定有年限仍可归还,外不及知?然究不如请借洋款为得。如公苦衷难可共白,箴虽人微言轻,当力陈之。乞示复。[7]

   陈氏认为铁厂包与洋人,与公初意不大符合,而正是民族发展用铁之际,为张之洞,也为清廷王朝“甚为中国惜之”。至此,张之洞便驰电李鸿章说,包与洋人之议,“已作罢论矣”。这个时候的张之洞一方面考虑到与洋人合作,充分利用洋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一方面有迫于时下同僚的牵制和清廷的压力,从张之洞写给欧洲四国公使刘瑞芬使节的信函中可以窥到其在万马齐暗人才匮乏国情时局下对科技人才队伍渴求的心迹:

   请代觅铜矿师一名,须精矿学、化学、善测矿苗,兼晓煎熔,曾著成效。确有把握者,即与订合同,饬速来粤。应用探矿钻具及考验矿质各器随合同带来。费,电示即汇。又恳代查开铜矿并兼熔机器全副价若干,并赐复,此系琼州用。洞。养。[8]

   常言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命脉。任何时候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古今中外无例外者。汉阳铁厂初建时,张之洞曾有意由盛宣怀出面经理。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对盛宣怀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而被称为“合肥相国左右臂”的盛宣怀,一方面向李鸿章表示,“谁肯以丑恶无益之干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以示不应张之洞之招而一心追随李鸿章之心迹(其时李鸿章手握北洋海军重权,盛宣怀对权力同样充满热切的期待);另一方面,对张之洞抛出的绣球,他又很难不为所动,便积极地向张之洞出谋献议。后终因在厂址厘定问题上,与张之洞发生分歧而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暗结。不过,盛宣怀仍时时关心铁厂的情况,并酝酿相机接办。在得到耳目通报的消息之后,盛宣怀就向张之洞表示愿意赴鄂,“通筹决策”。张之洞则立即上奏清廷,说:“盛道才宏达,综合精详。”并明确表示,接办汉阳铁厂之人,“非盛莫属。”张之洞此时完全表现出一位能臣的干练与胸襟,为了清帝国的钢铁煤一体化近代企业雄厂大厦不倒,为了洋务大臣们内心深处的那份荣誉和尊严,在湖北,汉冶萍,已经从程序和实体上解除了晚清帝国封建落后章制规定的诸多旧弊,在地方经济发展平台上率先讲求行政效率和民生经济的增长指标。

可好景不长,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5),汉阳铁厂作为国有全资的近代化企业率先作了公司发展进路上的重大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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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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