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785 次 更新时间:2003-07-09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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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1 ,历史已经终结?

  

  1989,一个历史性的界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告一段落。两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世界: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没有如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瓦解,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就必须理解上述变迁及其伴随的社会变化。[1]

  

  在进入对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分析之前,有必要提及几个与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密切相关的前提:

  

  首先,1989年的事件没有改变中国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的改革路线,相反,在国家的推动下,改革(主要是为适应市场化而进行的经济体制和立法方面的改革)的步伐较之19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通过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国日益深入地加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从而内部的生产和社会机制的改造是在当代市场制度的规约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商业化及其与之相伴的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表明国家和企业对市场的精心创制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相反,这一社会过程最终要求用市场法则规划整个的社会生活。在这一历史情境中,不仅知识分子原有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方式经历了深刻变化,而且国家、特别是各级政府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角色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们与经济资本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了。

  

  其次,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声音并不都来自国内,而且也来自国外。一方面,1989年事件造成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西迁,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原因出国访问、滞留海外或选择流亡生涯;另一方面,1970年代末期国家执行的留学生政策在1990年代产生了影响,因为自那时起赴欧美和日本留学的许多学生陆续获得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这些国家获得职位,另一部分回到中国。从知识主体方面说,这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基于不同的经验,得到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的机会,并把他们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带入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之中,从而也形成了与国内知识分子看待问题的差异。从知识制度方面说,现代教育和学术制度逐渐地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体制,知识的生产和学术性的活动已经成为全球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第三,1989以后,国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事变,出于环境的压力和自愿的选择,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由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等以介绍西方学术为主的知识群体的解体,以及《学人》等以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为中心的刊物的出现,有人把1990年代的知识转向看成是“国学” 的复兴。但这一概括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确切的。首先,1989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促使知识界重新思考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的含义,反思自身从事的文化运动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因此,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中国历史包含了内在的现实需要,而不是某种单纯的学术复兴;其次,尽管学术史研究一度成为知识圈内的话题,但新一代人的学术研究难以被放在“国学”的范畴内加以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知识转向虽然直接地表现在知识兴趣从“西方”向“中国” 的某种转变,但这种自我调整的努力在当时是以韦伯有关“作为职业的学术”的理论为依据的。在各种知识取向的变化之中,学术的职业化似乎是更为明显的趋势。在1992年以后,市场化进程加速了社会科层化的趋势,这一趋势似乎与学术职业化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职业化的进程和学院化的取向逐渐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从基本的方面看,1980年代的那个知识分子阶层逐渐地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

  

  我们当然还能举出一些重要的现象。但概括地说,上述三个方面共同创造了一种不同于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空间,不仅深刻改变了原有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而且知识界自身的同一性也不复存在。从寻求传统的价值,到人文精神的呼吁,从职业责任的自觉承担,到重新呼唤社会使命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各不相同又相互交叉的努力一方面是对当代社会变迁所做的一种批判性的道德化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是以这些姿态来进行自我重新确认的社会行为。1980年代的知识界把自己看作是文化英雄和先知,1990年代的知识界则在努力地寻求新的适应方式,面对无孔不入的商业文化,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当代的文化英雄和价值的塑造者。

  

  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进入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而知识群体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变得含混起来。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在整个1980年代,问题则集中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社会主义的方式也经常被视为反现代化的方式。思想状态的明朗化实际上来自社会问题的明确化。现代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寻求富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判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因此,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

  

  然而,对于那些身处西方(特别是美国)、又受到西方批判思想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言,所谓“西方道路” 能否作为中国的楷模变得可疑了;对于那些身处中国特色的市场之中的知识分子而言,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也同样变得含混起来。19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2]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领域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且也同时意味着人们对自己在全球经济关系和内部经济关系中的利益所在更为清楚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的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现出来。在一定意义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关系的清晰化反而有助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对于中国而言,1989年事件所产生的那种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获得了缓解。

  

  从思想层面来看,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也已经大大复杂化了。首先是当代社会的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传统的腐败(因而有人反过来说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失落的结果),因为许多问题恰恰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其次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国有企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最为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全球市场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政府行为本身,都已经不能在单一的中国语境中加以分析。换句话说,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在亚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语境中,传统不可能再是自明的贬义词;在生产过程和贸易过程跨国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民族国家也已经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这决不意味着当代世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相反,生产和贸易的跨国化是由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它的政治保障的。问题是民族国家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全球化的生产和文化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国家体系和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功能面临深刻的变化。);在资本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语境中,政府和其它国家机器的行为和权力运作也已经与市场和资本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也不能简单地从政治角度来分析(这也不是说政治分析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那么,中国的问题是怎样的问题,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以至语言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呢?在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和现代虚无主义的各种理论姿态瓦解了任何重建统一的价值和规范的时候,以批判性为其特征的各种理论开始意识到在它们所进行的激烈的批判过程中,批判性本身正在悄悄地丧失活力。因此,需要重新确认批判的前提。然而,迄今为止,改革/ 保守、西方/ 中国、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 计划的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在这种思想方式中,上述问题几乎是无法得到揭示的。

  

  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涉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许多复杂方面,我的问题仅仅是: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正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那么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借助于韦伯或其它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什么没有同时成为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在当代世界性的变化之中,中国社会的改革实践一方面深刻地重组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知识分子被迫进行的自我确认的行为本身表明,社会文化的主体已经从中心地位向边缘转化。社会特定阶层的社会地位变动无疑是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表征之一),另一方面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提供了至今不能确定的因素(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的讨论最终回答的是如下问题: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我认为,所有上述问题是隐藏在当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姿态背后的更为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揭示了当代思想的暧昧状态的历史原因。

  

  2 ,三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讨论当代中国思想的批判性的丧失,需要首先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的历史联系。那些依据现代化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的西方学者,简单地把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农业社会向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巨大转变。[3] 由于现代化理论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理解现代化的基本规范,因此,现代化的过程也经常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仅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而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当代中国流行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称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的从落后状态向先进状态的过渡和发展,但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指标,不仅仅是中国民族国家及现代官僚体制的形成,而且还意味着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一种把自己的社会实践理解为通达这一终极目标的途径的思维方式,一种将自己存在的意义与自己所属的特定时代相关联的态度。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不仅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形式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差别,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的价值观。

  

  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含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象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进步,并力图用革命的或“大跃进”的方式促成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他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以消灭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这一平等目标为主要目的的。通过公有化运动,特别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泽东使自己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把整个社会组织到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中。对内,这是要解决晚清和民国政府都未能解决的国家税收的问题,通过对农村的生产和消费的剥削为城市工业化积累资源,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理组织农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公有制是以更为深刻的城乡不平等为前提的。[4] 对外,通过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标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完成民族主义任务。毛泽东本人多次谈到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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