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坡民:回忆李雪峰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5 次 更新时间:2013-10-24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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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  


 

李小林约我为纪念她父亲李雪峰写点东西,这使我有点为难。小林的意思,自然是写李雪峰和我父亲纪登奎之间的往事。可是对我父亲过去工作上的事,我知道得很少,对李雪峰和我父亲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工作关系和交往,也了解不多。只是从1988年起,我才去看望过李雪峰。不过,从一些不多的接触中,对这位老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想,我就从李雪峰最初在我心中的印象谈起,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吧。

 

我青年时代印象里的李雪峰

“文革”前,我就听说过李雪峰的名字,知道他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领导人。

“文革”开始的时候,李雪峰成了政治明星。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第一个“战役”,便是“彭、罗、陆、杨”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6月1日,报纸电台公布了李雪峰取代彭真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那时候,这意味着他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信任的干部,用那时的话来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可是不久,“文革”高速运转的漩涡,很快又将李雪峰卷进“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里去了。后来,可能是“文革”中检讨错误的态度比较好吧,而且因为他是毛主席十分信任的干部,1968年,李雪峰又“站出来”了。先是听说要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不知后来起了什么“梗子”,又搁置起来了。拖了一段,以后又“结合”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那时候,我父亲在经历“文革”约一年的批斗和关押之后,也被“解放”了,被“结合”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时,我是军事院校的学生,在1966年10月初林彪发出“军委紧急指示”之后,也参加“文革”的所谓“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地方上的青年学生和“红卫兵”一样,东跑西跑地“串联”。关于李雪峰的这些情况,当时就听说了,不过那时候“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人,也都知道这些。

1969年春,我因为在“文革”中“关心国家大事”而“犯了事”,正在受审查、住“牛棚”。在听传达党的九大会议精神时,我才十分惊异地知道:我父亲竟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还有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等。

“文革”时的故事,说起来也怪。在“文革”前,人们一般的印象,所谓“路线斗争”,是党内而且是党中央的事,不仅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许多党的领导干部也够不着过问“路线斗争”这种事情。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而且一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都搞起“路线斗争”来了。于是,大概原来用来管理党的高级干部的那些“组织原则”,也波及和延伸到“广大干部群众”中来了。作为干部家庭成员,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跟着“沾了光”。不过,也许同现在社会上许多人想当然的印象有所不同,这种属于党的高级干部“组织原则”的“待遇”,却一点儿也不令人羡慕——那是一种其复杂微妙要靠“存乎一心”去细心体味才能领悟个大概,而且其严峻苛刻又达到可怕程度的“规矩”。相信“文革”中遭遇人生坎坷的高干子女,在有了亲身经历和体验之后,对此都能领略一二。

就我而言,父亲纪登奎当上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没有给我这个当儿子的带来什么好处:1969年秋,我仍然戴着“五一六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档案里装着“黑材料”,背着处分、被部队开除回地方,在河南一个煤矿“劳动改造”了三年。不过,也可能是由于有这段“牛棚”经历的缘故吧,李雪峰的名字,在我的脑子里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自1969年到中央工作了七八年,我在河南一个县里呆了七八年。县里的条件,电视那时还没有,报纸也很少看,从广播大喇叭里,党中央的那些“国家大事”,也只是知道个大概。不过,李雪峰的名字,不知什么时候在中央领导人里又听不见了,对此还有一点印象。至于父亲在中央干些什么工作,我几乎一无所知。“九一三”事件后,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参加了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可是,对父亲搞林彪专案审查工作同李雪峰后来“听不见了”有什么关系,我那时一点儿也不知道。

 

李雪峰再次卷进“文革”的政治漩涡

欧洲有一位哲人说过,人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可是如果把“文革”比作一条河流,它似乎像大海一样宽阔得没有尽头,而且还充满“大风大浪”。“文革”初期,李雪峰在这场“大风大浪”中游泳,好不容易才从“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中解脱出来,但没过几年,又卷进了一场更大的政治漩涡。这一次,他遭到了灭顶之灾。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发生了一个如今知名度很高的事件,那就是所谓“华北组简报”的公案:中央全会分组讨论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表煽动性的发言。那个时候的中央委员们,说起来也都是老干部了,却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小将”一样,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就群情激愤,纷纷发言响应,“狂热”中迷失了“理性”。

会议讨论的情况当然要上报,李雪峰签发了华北组记录会议发言的“简报”。这样做,对李雪峰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作为华北组的召集人,“有闻必录”,这也是他的责任。

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两天半时间,200多名中央委员还在群情激愤,政治潮流几乎已经“一边倒”了。但两天半之后,毛主席震怒,群情激愤的政治潮流马上偃旗息鼓。“华北组简报”一下子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后来,“上纲上线”越来越高,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被说成“反革命简报”。在“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当年的中央委员们,连应不应该“设国家主席”这样大的道理都没有人敢去分辨,谁还去理睬“简报”工作的程序和职责这类细枝末节的小事呢?于是,李雪峰又一次卷进了一场政治斗争的大漩涡。

 

“林彪事件”后我父亲经手审查李雪峰

在毛主席针对林彪的“甩石头”、“掺砂子”、“挖墙脚”的所谓“三大措施”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1970年底召开的“华北会议”。据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回忆,这次会议的气氛,严峻和紧张得令人窒息,会议从追究“陈伯达为什么在华北乱跑乱说”开刀,揭发、批判、追查,搞了一个多月。最后,撤销了李雪峰、郑维山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的职务,改组了北京军区。这实际上就是毛主席对付林彪的“三大措施”中的关键步骤——“挖墙脚”。从此,李雪峰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

开始,我父亲在历史上是否同李雪峰有过直接的工作关系,我不太清楚。后来听李小林说,李雪峰担任河南省委书记时我父亲在河南许昌地区工作,曾是上下级关系。不过,抗日战争时期,李雪峰已经是中共太行区委书记,我父亲只是冀鲁豫区的一个青年干部。20世纪60年代,李雪峰是华北局第一书记,我父亲在河南只是个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在革命队伍里的资格、职务和地位,他同李雪峰相差得很悬殊,所以大概也够不上有什么历史的恩怨纠葛。可是,“文革”汹涌激荡的政治漩涡,却阴错阳差地把我父亲摆在了李雪峰的对立面。

庐山会议时,中央安排我父亲留京值班,等他换班上庐山时,这场政治大戏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所以很幸运,他没有什么事。

那时候,我父亲在中央算是年富力强的,周总理总是戏称他“壮丁”。庐山会议后,可能也是因为他在庐山这场事里没有什么问题吧,毛主席压给他的工作担子更多了,他承担的责任更重了。在毛主席针对林彪的“三大措施”中,我父亲唱的都是重头戏。

尤其是“挖墙脚”,“华北会议”时,奉毛主席之命,他不仅参加了,而且是会议主持者之一,唱的是“黑脸”。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和中央又任命他和李德生分别取代李雪峰、郑维山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职务。

“九一三”事件后,我父亲又参加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审查,毛主席和中央还指定他和汪东兴负责“林彪专案组”的“日常工作”。所以,审查李雪峰的问题,也是归他管的。1973年党的十大前,林彪的专案审查工作结案,李雪峰和黄、吴、李、邱一起,被开除了党籍,也是我父亲向毛主席汇报以后决定、并经手办理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雪峰先后两次卷进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而我父亲却仍然在“文革”惊涛骇浪的政治漩涡里,“经风雨、见世面”。

 

“文革”之后我父亲和李雪峰的一段往事

终于,“文革”的灾难结束了。我父亲在“文革”中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干了七八年,自然也难辞其咎。挨批判、作检讨、受审查,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走完这些党内斗争的例行过程之后,他于1980年春辞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文革”结束以后,对党内斗争问题的处理宽松得多了。作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干部,我父亲很幸运,不仅没有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连“文革”时期“批斗大会”那样的罪也没有受过,只是闭门思过、在家里赋闲而已。

家里客人很少,可谓门可罗雀,父亲心情不太好,郁郁寡欢。就在这时,家里来了一位稀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雪峰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之后,他到家里来看望我父亲了。有客人来,父亲自然高兴,而且来了这样一位体面的大人物。

当然,对我父亲在“华北会议”上扮演“黑脸”并经手处理李雪峰问题时的角色,李雪峰不会不知道。不过,他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倘若对我父亲心存芥蒂,还是耿耿于怀的话,对一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充其量,他不登门也就是了。后来,父亲曾多次谈起。

李雪峰见到我父亲,第一句话是:“纪登奎啊,你好大的胆子吆,竟然敢在毛主席面前唱反调!”

我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他介绍了当年李雪峰的公案里这样一个故事。

1973年,林彪事件审查结案,我父亲和周总理、叶帅一道去向毛主席汇报。在谈到林彪事件涉案人员的处理意见时,我父亲向毛主席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

谁知毛主席听了以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

关于毛主席这段话,我听父亲讲过好几次。他打着手势,讲得绘声绘色,很生动,给我的印象很深。父亲解释说,毛主席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是批评他的。意思是,你纪登奎阅历太少,政治上幼稚、不成熟。而且,这番话,也就表示毛主席驳回了他关于李雪峰不开除党籍的提议。就这样,李雪峰被开除了党籍。

这一件事,李雪峰在平反以后,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他见到我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指的就是这件事。李雪峰表现出的开朗、幽默、豁达、大度,仿佛他根本不曾因此受过七八年的牢狱之灾,竟然还有心思把我父亲当年未被采纳的一个提议当作玩笑开,而且用特有的语气,传达了他对我父亲的理解和体谅,也许还有几分赞许和夸奖。其实,我父亲当年并没有公然顶撞毛主席,也没有固执己见,只是按照事实材料同他“存乎一心”的“规矩”拿捏掂量一番以后,谈了自己的意见,没有多用心思去领会揣摩毛主席的意图而已。

李雪峰的一句话,大概使我父亲的心理负担涣然冰释,无疑使他感到欣慰。他们那一次见面,似乎谈得很投缘。他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自然不知道,只是后来又提起这次见面时,听父亲仿佛自言自语似的说:

“是啊,如果大家的发言讲的是对的、革命的,‘简报’自然不是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发言是反革命的,那么‘简报’就等于向中央检举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嘛,怎么会是‘反革命简报’呢?”

从此,他们两人时有来往,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也觉得颇为新奇:这些看似严正刻板的老革命,性格也如此可爱呢。

后来,我问父亲:你的提议被主席驳回了,可是,郑维山却没有被开除党籍,为什么单独把李雪峰开除党籍了?主席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李雪峰?父亲严肃而沉静地说:“主席对高级干部政治上特别严格,尤其是对政治局的成员。”

父亲去世后,有一次当我去看望吴德时,像个傻子似的问吴德:“李雪峰是不是林彪的人?”吴德笑起来,说:“他哪里是什么林彪的人,历史上,李雪峰是邓小平同志的老部下嘛。”

我又问他:“那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处理李雪峰呢?”吴德回答我的话,同父亲的回答竟然完全一样,连一个字都不差,甚至连严肃的神情和沉静的语气都一样。

这使我感到诧异:他们这些老革命的思想和语言,怎么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发现,李雪峰虽然年愈90了,思想却一点儿也不僵化和保守,对新时代的知识仍然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记得我曾将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送给他,原本也只是让他知道我还能写本书,让他觉得他的好朋友的后代还有点出息。

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那本书李雪峰后来竟然还真的看了。一年后,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见到我,他从病床上相当吃力地抬起身体,慢慢地说:“坡民啊,你那本书,写的那个什么罗马法,很不错……”他似乎还要对“罗马法”发表点议论,可是被来探视的客人打断了。两年后,我又去医院探视,送给他我的另一本书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因此,我永远忘不了,我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说的竟然是“罗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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